我们在纽黑文市区找到了一所令我们称心如意的房子，美中不足的是它与惠特尼大街相去甚远。新住所位于豪伊街，我之后才发现这条街道曾是纽黑文的妓女们出没的主干道。她们的猎物是血气方刚、囊中饱满的在校生和家庭美满、住宅一流的款爷。经过整顿，这里的现状已大为改观，但你依然可以嗅到空气中遗留下来的过往气息。特别是到了深夜，迷途的耶鲁学生会漫无目的地闲逛，寻找事端。而那些应召女郎似乎是消失殆尽了。
这所位于豪伊的住宅建于1855年，历时之长简直令从得克萨斯来的我无法相信。我喜欢去想象最早在这里居住的人们的生活，他们坐在我的起居室里，斟酌着是否要为亚伯拉罕·林肯投票。我希望屋子里尽是鬼魂。这是街区里唯一一栋住房，紧挨着一家比萨店（店主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意大利老头儿，依稀有点儿像《提线木偶剧》中阳台上的那两个老家伙）、一家陶器工作室和一家略显肮脏的炸土豆泥丸子店。每当酒吧打烊后一小时，这家炸土豆泥丸子店就开业，直到凌晨3点才关门，因此它几乎每夜都能吸引那群喝得酩酊大醉的耶鲁学生。店主们不停地与人斗殴或是冲人尖声喊叫。曾有一次，我和舒勒走到家门前，恰巧目睹了一个人被警察的电枪击中。舒勒无疑大为震惊。事实上，她当时高兴地拍起了小手。
一个住在街区尽头精神病疗养所的女人曾是这里的房客，她依然确信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她的家。她会周期性地在我家门前徘徊，试一下她的钥匙，随后拖着步子缓慢离去。一旦我们走到跟前，她会紧张地嘀咕说她得去取邮件，之后还会说是我们偷走了她的房子。她说，这栋房子是她丈夫买下的。如果她曾结过婚，这个解释倒是更有说服力。
新的环境自然令舒勒感到兴奋，我也同样。而朱莉只是平淡地说，“这个地方会给你的博客提供大量素材。”
我们在豪伊的房东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绅士，他在年轻时极有可能是一个嬉皮士，唯一不符的条件是他住在纽约的韦斯特切斯特市。要不是这一点，我一定会断定他是一个十分新潮的嬉皮士。除了有时会为他力图维护的家产操心外，他总是无忧无虑、自在从容。我们叫他“阿飞”。而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首次交流是在交付定金之后，这次谈话为我们以后在他家居住奠定了基调。
“那么，嗯，你们可以简单地写一张租契然后带给我吗？”他说，“那时我们可以一锤定音，把什么都签了。”
我没听清他的话。“且慢，”我说，“你想让我们自己写租契？”
“对，是的，”他说，“我对这类事不是很在行。”
“哦，是吗，”我说，“其实我也不是很在行。”
他沉思片刻，随后建议我们拿现在的租契当模板。“你们甚至可以复印一份，我也不清楚，只要签上名字或是任何相关内容。”由于我们目前的租契大部分是由繁冗的法律条文或令人费解的“火星文”写成的，我们选择了更为简单的模板。我知道我将会十分享受住在阿飞家里。
我们搬进新家的头一天，阿飞告诉我们二楼将会租给一个名为波的中国学生。结果由于波无法在这一学期离开中国，屋子空荡荡地只剩下我们一家。以我未成年式的幽默来看，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距舒勒下一次听力测试的日子越来越近。朱莉下班回家会带回诸如《爱因斯坦症状：晚说话的聪明孩子》之类的书。这些书或许不着边际，但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慰藉，因为如果书名是《哇，你的孩子真有问题》，那这样的书对任何人而言都没有好处。
那个9月—距我们首次为舒勒的失语问题担忧仅几个月—医生为她安排了第二次听力测试。这次的测试更为全面。它包括检测舒勒身体本身对声音刺激的物理反应。她睡着时，医生会将微小的传感器放入她的耳内。随着音乐的响起，传感器会测试她双耳的物理反应。
我们很快得知了结果。距测试仅过了几天，我们就被告知舒勒已成功通过测试。她不仅听力完好，而且根据测试结果，显然她的身体对声音的物理反应甚至高出了常人。我们都知道她没有失聪，但比起在印有耶鲁医学院几个大字的精美报告上亲眼看到测试结果，只是心里明白并不足以消除我们的全部顾虑。
测试的结果令人兴奋，但也同时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那个夏季，我们开始挣扎地接受舒勒存在听力问题这个可能，她可能成为残障人士中的一员。这是一个艰难的想法，但多少能给人一些安慰，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如果她成为那个世界的一分子，有一群人将会在那里等待她。
面对测试结果，我们突然又回到了不知所措的状态。
负责听力测试的医生在我们的电话交谈中十分镇定。“有时孩子们只是还不知道想说什么。”她说。我想要相信这是真的，但我的疑虑仍然纠缠不休，事情没那么简单。
几个月前，达娜为我们带了一下午孩子，她将舒勒带到她家。而舒勒也像以往一样交上了朋友，博得了每个人的好感。总的说来，大家都过得很愉快。但正当她俩准备离开时，达娜的母亲轻声对她说，“我觉得这个孩子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达娜告诉我这句话时，我瞬间火冒三丈。“谢啦，”我说，“这句话真让我醍醐灌顶。”但我的怒气并不是针对达娜。达娜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她对我坦诚相见，这一点我在任何时候都毫不怀疑。
我生气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她错了。我生气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担心她可能是对的。在过去的几周中，我曾多次望着舒勒，在这些完全清醒的短暂时刻，在我的防卫机制入侵之前，我也自言自语，什么地方好像不对劲。
那个秋季，我第一次在梦中见到舒勒说话。那时她还不足两岁，因而她在我梦中还是第一次过生日时的样子。这个形象重复地出现在多个有关她说话的梦里。她的个性变得如此鲜明，如此外向，如此经久不衰地积极向上，因此我们越来越难以接受这个小不点儿无法说话的事实。在我的梦中，奇怪的是在许多人（朋友也好，陌生人也好）的梦中，舒勒说话了。直到今天，我梦中的舒勒都是会说话的，我敢肯定，在我的余生，她都会在我的梦中说话。
就是在这个梦中，我和舒勒坐在一起吃午饭，突然她抬头看着我，嘴里蹦出一个单词，“兔子”。整个梦就是这样，她只说了一个词。我不知道梦中的兔子因何而起，但接下来的几周，每当我同她说话，列举单词让她模仿时，我会说很多遍“兔子”。我没法说我相信梦的预见性，但我也不愿意排除有这种可能。
当然，什么事都没发生。舒勒望着我的嘴唇，有时她会尝试发声。我可以听到她发出了正确的元音，但仅此而已。她被安排于未来的几个月内去见一位语言病理学家，这是这位专家在接受病例上最快的时间安排。西蒙医生也将舒勒列入了耶鲁儿科研究中心的候诊名单，但她也告诉我们候诊人数很多，需要耐心等待。舒勒或许至少要等待一年才能得到医生的预约，也可能是两年。与此同时，我们依然要同医生一起试图扫除她失语的障碍。
随着我们对她的关怀日益深入，我自身也发生了有趣的转变。我是一个自私的家伙，只会自顾自，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一溜烟地走开。然而，舒勒的处境越令人担忧，我却越发深沉地爱着她。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慈爱、称职的爸爸向你娓娓道来他的经历，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打从她出生后整整两年中，特别是刚过去的两个月，一团黑压压的云出现在她的世界，我的情感从最初的希望转变成接近恐惧。最初，这种恐惧无法形容，依稀缥缈。如果我读到世界某个角落的一些孩子正遭遇着可怕、悲惨命运的新闻，在我脑海中上演的小小电影中，舒勒会是那个主角。然而，现在这种担忧浮现出了具体的形状。某种东西使我的小姑娘没法说话，而我却无力改变现状，甚至仅仅琢磨出问题的缘由。虽然我和朱莉还蒙在鼓里，但我们正用双眼去直视这个怪兽。我们还没同它正式地打过招呼。
我在担忧的同时，也被一种爱意笼罩着，我从来都没体验过这样的感觉。和舒勒在一起时，我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转移。她睡着时我会望着她，她的小手抽搐、摇晃，仿佛是在施展神秘的咒语。这样的爱对我而言十分沉重，它是我的全部生活。无论这样的关系是否适合我，我都无法选择逃避。现在，我是舒勒的俘虏，正是在这样的俘获中，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快乐。
5.人间失乐园
2000年10月，一位朋友前来造访我们。我是通过网络日志结识她的。她来自爱尔兰，是一位作家，名叫卡奥恩。（顺便提一句，这个名字的发音是KWEE-vah。当然啦！除此之外，你还能想到什么？）那时，她正在美国参加一个网络作家会议，同去的还有达娜、我和一群深受我喜爱的作家和朋友。她在纽黑文期间想要前往纽约看望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这个人名叫尼娜，是一位人气网络作家，个性随和，但她无法参加这次会议。我钻进车子，驾车去看尼娜，同去的还有朱莉、卡奥恩和10个月大的小舒勒。在我们的想象中，尼娜的家位于纽约最繁华、最小资、最具城市个性的区域，无须详说地址就能使人一目了然，那个地方也会令每个目睹过它风采的人过目难忘。
于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10月的午后，我和舒勒抬头仰望位于我们眼前的这个最大城市中的最大建筑物。当你逐步迈进时，无论从任何角度观望，世贸大厦都同样摄人心魄。但只有当你伫立在塔底仰望时，你才能真正感慨它们的雄壮和高不可攀。5年前我曾和我所在大学的长号演奏团一起参加了一次会议和演出，在此期间曾领略过双塔的魅力，但我依然对它们保有兴趣。然而，对于舒勒这个未满周岁、还在蹒跚学步的幼儿来说，双塔足以冲击她幼小的心灵。
我俩孤零零地站在广场上，尼娜尚未现身，朱莉带着卡奥恩进楼寻找咖啡店。我和舒勒绕着喷泉玩耍，喷泉位于巨型球型雕塑的下方。我推着她的学步车，同她一起追赶鸟儿，这可把我们周围牛气的曼哈顿居民和装腔作势的游客气坏了。我们吃了一份热狗，手舞足蹈地疯了一阵。就在这个夜晚，我头一次听到舒勒歇斯底里的笑声，这笑声像是一头小驴在嗷嗷叫唤，并一直伴随她至今。虽然我已听过数千遍，但唯独在那个夜晚，当我俩像蚂蚁一样在双塔巍峨的身影中穿梭、玩耍时，我才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笑声。有关那个夜晚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这便是其中之一。
等候朱莉时，我推着舒勒的学步车沿着北塔高耸、优雅的柱廊前行，直到学步车的保险杠贴上了墙壁。我俯下身子摘去她的小手套，这样她就可以探出身，用双手零距离地触摸墙壁。她愣愣地望着高耸、秀颀的金属柱子，它们笔直地耸入云霄，还没等人望到尽头就已在视线中模糊成一片。空中的塔楼似乎在它孪生兄弟的一旁微微摇摆，这是由头顶的浮云造成的假象。随后，我们一路奔跑着穿过广场，沿途的鸽群振翅飞散，我们到达南塔时已上气不接下气。我呼吸急促地弯下腰，这时舒勒探出身子去触摸冰冷、光滑的墙壁，她的双眼再次凝视前方。
这是那一天中令我难忘的第二个时刻。舒勒的双手，难以置信的娇小、精致，触碰在如此摄人心魄的巨大而不朽的双塔上。
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大厦时，朱莉正在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的一家书店工作。按照计划，她将带一个旅行团的小学生参观书店。车子迎面驶来时，她早已在一旁守候。她将老师们拉到一边，轻声告知他们这个城市正在发生一起恐怖事件，但在那时似乎没人确切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游览照常进行，孩子们一哄而散。这天剩下的时间，朱莉和她的同事从顾客和位于商店尽头会客区域的一部收音机中获得了有关这起事件的只言片语。直到下班后，她和朋友们一起走进红辣椒快餐店才最终首次目睹了实况报道。看着荧屏中爆炸四起、楼层飞溅、烟云滚滚，他们喝着酒，苦闷地摇着头。这样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地被播放，没有背景介绍，也无法让人理清头绪。朱莉一声不吭地坐着。这家名不见经传的连锁餐饮店中人声鼎沸，甚至淹没了电视的声音，只能让人看到画面中如同狂欢节一样令人无法想象的场景。一个平淡无奇、随处可见的美国餐馆正遭受天启般灾难的袭击。
那天早晨，我正坐在美国汽车协会驻纽黑文的办事处为我的汽车保险办理延期手续。这时，一位办公人员走进来宣布，他的妻子刚刚打电话告诉他一部小型飞机从侧面撞击了世贸大厦的一座双子塔。当时我的代理人正在帮我办理手续，其他人员开玩笑地说不知是哪个傻瓜飞行员没有看到眼前的双塔。几分钟后，刚才那位办公人员再次宣布，他的妻子从电视中得知那不是什么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大型客机。不一会儿，他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时，我们都竖起了耳朵，想从他那儿得到更多新闻。于是，我们都听到了他的大声咒骂，“这丧心病狂的。”
联合航空公司175次航班撞击了第二座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