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牧师们总是过分着急于消弭不同观点所造成的分歧，总想着不去冒犯那些严肃认真的人——当然，这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我想，这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的思想更趋保守，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造成的结果是，牧师们既没有在宗教思潮里担当领航者的角色，未能给予思想者他们所需的指引，而是让外人觉得，在这些困扰他们的问题上，牧师们是如此的因循守旧，外人也只好缄默不语了。当然，我所谈及的，无关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而是镶嵌在核心思想外围的一些“装饰”而已。因此，在一个有思想的“俗人”眼中，牧师并不是与之探讨宗教问题的合适人选，觉得他们都极容易受刺激，无法从容地面对基督思想向前发展的这个事实。
再者，我相信，牧师们过分重视那些被粗鲁的外人称为“饰物”的东西，也造成了他们难为外人接近的印象。教堂仪式与传统的发展，就其本身而言是极为美好与具有吸引力的。倘若这在牧师心中占据过分重要的地位，在外人眼中就会觉得很不耐烦。在这点上，牧师们很容易找到自我安慰的理由。因为在每个教区，都有一些人对诸如仪式之类的事情很虔诚与执著，但大多数人对此却冷然视之。若是牧师过分关注于此，就有可能丧失作为男人应有的忠诚。很多人都愿意看到教堂里的仪式能举办得更加庄重与尊严。但普通的英国民众却并不怎么关心其中的象征意义。家父曾说，在一些英国人眼中，甚至连洗礼这个仪式都显得华而不实。若是牧师过分彰显自己对这些方面的关注，就可能远离那些原本对此很关注的信众。让我为之心痛的，就是牧师在布道时的语调。语调本应充满情感，但却时常既没抑扬又没顿挫，这种情况在教堂里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阅读《圣经》时，更是如此。某天，当我聆听《旧约》中最为臭名昭著与残忍一个段落——耶洗别①之死时——这本应是让人绝望与深感丑恶的悲剧——但牧师在教堂朗诵时，却好像这只是发生在某位沉思的隐士身上引人发笑的事情而已。这样的语调给外人一种夹杂荒诞与虚假的感觉。因此，在任何宗教课程里，都很有必要让演讲者学习语调的起伏顿挫的变化。
我说这些，并非吹毛求疵或是招人讨厌。我只是认为这几点是值得牧师们去深思的。我只会一再论述我认为正确的简朴事实。圣公会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就其所享受的社会地位、忠诚度以及真正的牧师美德上，都是其他教会的牧师所不能比拟的。即便在伊拉斯特时代古老沉闷与恹恹欲睡的阴影，饱受批判甚至厌恶的情形下，都能获得英国国民的尊重与情感。牧师们的薪水很低微，难以获得世俗的声誉，但他们依然正直、纯真与友善生活着。而他们的孩子——从我在伊顿公学及大学的个人经验来看——基本都是英国同龄人之中最为友善与简朴的典范。牧师们的服务与辛劳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价值，对于任何可能损害他们这个阶层的能量或效率的法规，我都甚感忧虑。
牧师的布道
我记得读过一篇描述17世纪某位著名牧师的文章。这篇文章称，他的布道一般都要持续一个半小时，而其布道的主要价值在于让教堂公众们都始终处于“叽叽喳喳”的状态，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总是满怀着浓郁的兴趣继续期待。我还记得，曾经见过一幅18世纪某位著名牧师的漫画。漫画中的牧师坐在坐垫上，伸长着脖子，手臂一挥，台下是一大片满脸恐惧与喘气的听众。他嘴里说：“你们这些人都将被杀戮”这样的话语。台下的教徒窃窃私语说：“XX先生仿佛让整个教堂里的教徒都在深不可测的洞坑边缘上拼命挣扎。”也许当今牧师们的布道不再那么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布道的内容过于礼貌、过于可亲，根本无法让听众“叽叽喳喳”或是深感恐惧。是否恢复过往那种布道方式，我也不敢肯定。但我感觉，赤裸裸责备恶习的做法是不够的。我的一位朋友曾对他的老管家谈到了他最近刚刚履职，成为煤矿村的一位助理牧师。老管家说：“弗兰克先生因为在布道时反对酗酒而深陷忧伤的烦恼之中。以后再也不要一味执著于教条，那样是无济于事的。”也许，当今布道演讲存在的一大缺陷，就是缺乏现实的精明，只是专注于不要使任何人受到伤害。毕竟，批评是很容易的，但却造成重重困难。就宗教礼拜而言，城镇所面临的问题仍不算尖锐。因为城镇地区至少还有一些牧师，教众的流动性也很强——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互不认识的——更为重要的是，牧师可以向附近的教堂求助。以上种种有利条件将困难程度减少到最低，尽管获得充裕的准备时间，这仍是一大难题。
①即Jezebel，《圣经》故事人物，以邪恶淫荡出名。
在城镇的教堂里，布道的时候不会缺乏新意——熟悉感也只是漠漠粗心结出的沉甸果实罢了——更为重要的是，教众们也无须担心因社交而感到繁杂。但在乡村教区里，每个人对彼此都是知根知底，那么期望牧师在每个周六作两次布道演讲，年复一年地将福音的大义晓之于理，让邻里邻外都能深明其义，这是很难的。对于一个诸如查尔斯·金斯利这般洋溢热情、满怀着对人类的兴趣，总能说出充满力量与生动的语言，让真理的光芒如此震撼与闪耀的人而言，也许不是难事。但在乡村教区里，牧师也没有什么演讲天赋，对人性的了解也不够，每年所作的布道演说内容要是印刷起来，足有庞大的一大卷八开本的书籍。在这种情况下，还怎能强求他们去维持演说的新鲜感，给听众带来任何道德或是精神上的触动呢？要是牧师以强势的语言直接地反对某些道德错误，那么听者就会觉得，他是在针对某些人。因为要是他不从自己的人生阅历得出感悟，那又怎么去做布道演说呢？这个事实无疑让牧师们更加左右为难。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演说时既要柔和，又要激昂，不带个人的愤怒或是苦楚——但这并不容易做到。
就如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困难，我想提出几条实用的建议。对于为什么不让牧师从每周六布道两次的沉重责任中解脱出来，我对此很不理解。布道演说至少也要在上午或是晚上交替一下，很多牧师无疑会深感如释重负，甚至一些教会也会对此表示欢迎。因为，据我观察，许多听众对一位牧师布道的最高赞美，就是他的演说很简短。每个周六听着同一位牧师的布道，要想不让那些心情浮躁的听众感到厌烦或是出言反驳，这确是一大考验。但我想，若这些改变是不可能的，那么早晨布道的演说总是一味对《圣经》进行冗长的讲解，这实属一大遗憾。我深信，若是牧师静静地朗读《圣经》，多阅读，少讲解，话不在多，只需让听者明了，让他们感到其中的故事或是先知们的明智之处，那么就会备受教众的欢迎。我想，第二篇布道演说则应该充满实用知识——将福音的智慧原则应用到日常生活的琐碎问题上。牧师应该以清晰浅白的语言谈论这些严重的错误，因为即便是那些善良之人也常容易漠视自身的错误，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划在错误的圈子之外，似乎将心灵所有的阴翳都抖得一干二净。他还可以谈论诸如谈话、阅读、守时、秩序、谦恭、幽默、悲伤、疾病、金钱、工作以及构成人生的无尽的奇遇等事情。当然，很难用震撼有力或是横扫一切的气势来谈论这些事情，而事实上也没此必要。关键是要从人生阅历出发，而不是照本宣科。要是牧师们能更多地进行布道演说，那么这是很好的。无论即兴演说多么的不流畅，或是内容多么不全面，都具有书面演说所不具有的力量。
我以为，在事关行为举止这一议题上，让听众深明其义而不觉冒犯的一个办法，就是使用一些自传体的资料。但在一些小团体里，一定要慎用此法。
最近，我在一些偏远地方听到不少布道演说。我必须坦承一点，在对所有的困难都进行考量之后，我觉得这些布道演说还是实现了其应有的意义。因为，一般听众在此事上的态度无疑是吹毛求疵与严苛的。他们心中理所当然地将牧师视为性情温和、循规蹈矩及具有阴柔气质的人，并对此深感抱怨。而当牧师变得强势或是演说振奋人心时，他们也照样会摇着头，满口谈论着这位牧师有信仰复兴运动的倾向。当然，双方都有错误。但我想，当牧师们花时间与脑汁去为布道演说作准备，只是怀着能让听众明晓他所说的话语这一卑微的念头，却看到不止一位听众在自己眼前故意打起盹的时候，世上没有比这个更让人气愤与感到羞辱的了。我常想，要是我站在讲台上一定会厉声叱责如此不恭的行为。但是，我从未听说过某位“不敬者”为他们不礼貌的行为道歉，即便有，也只是敷衍了事，似乎觉得他们那样的行为是自然且富有幽默感的。
我的结论是：若某人具有出色的演说艺术，或是拥有独创力所散发出微妙的魅力，足以让他以全新及有趣的方式来阐述古老的真理，那么这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即警戒与劝寓他人——这并非牧师的全部职责所在——他必须还要具有魅力，引导教众，树立楷模的榜样。倘若他没有此般能力，那么只要能保持真诚与善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时能仔细观察、体味；当他失败之后去追问原因的话，那么就播下了真理的种子。也许，最大的安慰是，行动胜于言语，事实胜于雄辩。所以，最后的结果，正如布朗宁说的：“你是一个布道者，虽然你的布道不甚了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曾听到这样的一场布道演说——一位真诚却紧张的牧师，声音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出来之后，我开玩笑地对一个朋友说：“你有没有感觉好一点？”“没。”他脸色凝重地看着我说，“我感觉很糟糕。”我为自己的提问深感羞耻，明白了这位牧师并没有浪费口舌。
外面的世界
我想，对忙碌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没有比他人无谓的打扰这一“无伤大雅”的毛病更让他们难以接受了，似乎哲学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下面这个例子就最好地阐述这句话的道理。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终于有闲暇时间去做之前落下的事情。我刚要开始工作的时候，一个我之前只知道名字的人走进来，询问是否可以与我交谈一下。几周前，我与他通信时，已经商议好了见面的时间。当时，我提出了三个候选的日期，他要做的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个。他休闲地走进来，说自己碰巧路过剑桥大学，觉得要是能亲自见我一面，会让他更加满意。他说：“当面交流一些问题，真是让人轻松啊！”接着，他谈到了我回信中一些内容，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反对我提出的那两个日期的“正当”理由。我说，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要是这样的话，可以选择第三个日期啊。他接着说，对于即将要探讨的话题，他深感兴趣，希望能听一下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对那个问题看法，显然，他的观点与我不同。但当我刚想回应他观点的时候，他抬起头说：“对不起，请让我说完自己的观点。待会，我再听你的反对意见。”他接着又讲了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我不能再占用你的时间了。我很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与你就这个问题进行坦率的交流。”接着，我俩谈到了一些无关大雅的话题，彼此恭维了几句。最后，他彬彬有礼地向我道别。
诚然，抵抗这类绅士般的“抢劫”显得是无礼与唐突的。当我回想起这次“打断”带来的烦恼时，内心就倍感羞辱。但是，我意识到，那人的出发点也许是善意的。我猜想，他可能还觉得那样做让我免于写作之劳苦呢，并认为我希望聆听他关于那个话题的见解。我觉得，他始终没有想过一封信是可以在两分钟内写完的，抑或我根本就不想听他对这个话题的想法。倘若从最实在与功用的角度来看，他的来访不仅占用了我的时间，而且还影响我的收入。我所做的工作是要挣钱的。而作家的一个劣势，就是很多人往往认为，写作是可以在任何时间去做的。但他们在面对医生或律师的时候，就不会抱有这样的想法。
上面阐述的这个例子无疑是极端的，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要是拒绝不见的话，似显得很无礼。要是我在相同的场合下——当两位来自威尔特郡的绅士想要去拜访罗德大主教的时候——他说自己没有时间去听他们的恭维之语，就从另外一扇门走了，那么，那个人肯定会觉得自己很唐突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