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将任何以人为中心的学说称为“人本主义”，而在哲学上，通常指抽去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把人仅仅看作一种生物的人，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费尔巴哈。所谓人本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而围绕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展开一切活动。正因为墨子要求管理者爱护部下，为其着想，所以能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墨子从修身到爱他人、利他人、为他人。终究其实质，是提出了管理学的“人本管理”思想。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梅奥（Mayor）等人的霍桑（Hawthrone）实验后，才开始注重对人的感情和尊重的需要，重视人的价值。这已经比墨子晚了约二千多年了。《论语·里仁》中说：“君了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君子对于“义”很明白并且看重，而小人对于“利”很明白并且看重。墨子的义利相统一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扬弃，克服了君子只讲“义”不讲“利”的虚伪性，在重视“义”的时间也强调“利”，使“义”、“利”二者从对立走向了和谐统一。墨子的义利相统一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经济伦理思想，这对于当代的管理实践极富借鉴意义。管理者对下属应该讲究“义利统一”，不能只空有口头上的表彰与承诺；上司对下属的嘉奖也应该将精神与物质两者并重齐举。
尚贤任能
墨子重视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其实这决定着一个组织的命运。一些发达国家及其企业重视贤能人才，不惜重金吸引与聘请贤人，为国家注入高附加值的人力资本，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比如，在美国微软公司，发现和选聘最优秀的人才是其首要任务。比尔·
盖茨认为微软公司的成功是“聘用了一批精明强干的人。”其实，这不过是充分证实了墨子的尚贤思想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罢了。
《尚贤上》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宫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其意思是：所以古代圣贤帝王施政，安排位置给品德高尚的人，崇尚贤能的人，即使在农民、工匠或商人之中，有能力的就举荐，给予其高爵位，重赐其厚俸禄，任用其以政事，断定给其政令。并且说，爵位不较高，则百姓不敬重，俸禄不丰厚，则百姓不信任，政令不专断，则百姓不畏惧。将此三者授予贤能人士，不是为了赏赐贤能，而是要其事业成功。所以在这时，按德行列位次，以官职为国家服务，按劳动绩效确定奖赏，按照功勋分给俸禄。因此做官的不会经常富贵，而百姓也不会终身贫贱，有才能的就举荐之，没有能力的就撤下之，举荐要讲公义，回避私人恩怨。这就是墨子所说的意思。其实，墨子所说的“爵”、“令”、“禄”用当今之通俗语言讲就是职、权、利三者，若要重用贤人，却又不赐此三者，即使是再贤的人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墨子还说：“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人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意即为官者得意时，贤士不可不举用；不得意时，贤士不可不举用；崇尚贤人，是施政治理的根本所在。可见，墨子所崇尚的是精英开明治理。虽然儒家也主张选贤举能，但他们的贤能范围只限于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不包括‘小人’或‘野人’，而墨子则把贤能的范围扩入到“贱人”阶层。可见，墨子的选贤是没有范围限制的。墨子在论及选贤时还强调要做到三个注意点，即：“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尚贤中》）但是，如果管理者不肖，就应当“仰而废之，费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这些对于当今人事管理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用人时重裙带关系，职务只能升而不能降，腐败现象比较严重，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只有打破这些陈旧的思想，大胆地选拔任用贤能之人，才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墨子对起用贤人还提出了任前试用、任上监督、任后评论制。其一，墨子强调“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这些都是“慎予官”的体现，其实就是任前的考察与试用；其二，《亲上》
篇云：“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之下。”意思是说：君主必须要有敢于谏停的大臣，上司必须要有敢于提出反论的部下。《尚同上》云：“闻喜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意即：听到好的与不好的，都要报告上司。上司有过错就要规劝他，下面有好的（人、事等）就要推荐之。如果任上不得力，或管理出现严重失误，就应当“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其实，这是一种严格的任上监督制度。
墨子还强调因人之才、合理分工，以争取效益的最大化。《节用中》云：“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耕柱》篇云：“警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合理分工，各尽所能，将每个人都置于最适合的岗位工作，这样才能使整体利益最大化。此外，《杂守》篇还说：“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土，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土……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内之”，即“纳之”。就是说，为了守城，应该容纳所有这些人。这完全符合现代用人原则，即用最合适的人，而不是用最完美的人。
著名学者苏东水先生将中国管理文化之精华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墨子重视修身，注重德行，强调为人、利他、利国，可以说，墨子是将中国管理思想之要义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所以，对于墨子的管理思想不能不予以高度的重视。
墨子的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的企业管理来说是最可贵的思想财富。其一，企业在境内外设立一些市场调研与信息收集的办事处，无疑将会使企业能及时把握市场的动态，以利于企业的决策、生产与经营；其二，企业领导对员工传播企业的核心理念，无疑将会使员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其三，智囊库又称为智囊团、思想库、发展研究中心等。它是企业创新与发展的不竭的源泉，是企业领导人大脑智力的延伸，众多成功企业背后都有智囊库的强有力支持，这也是科学决策所必须的；其四，企业员工都大力协助企业领导，则企业的目标就能较快地达到，企业的效率因此而得到提高。
在墨子看来，天子与臣民间是互相畅通的。这也完全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层级“扁平化”的趋势要求。在发达国家的杰出企业中，企业员工可以随便进出老总的办公室，这也是便于上下之间的沟通。可见，墨子具有非凡的先见之明与高超的远见卓识，这是值得任何一位管理者所应学习与借鉴的。
墨子认为人们做事必须要有正确的动机，《经说上》云：“志行，为也。”又云：“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意即动机与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完成一番事业。做事的动机不应求名声；苦求名声，就是投机取巧，像盗贼一样。《经上35》云：“功，利民也。”就是说，行为的效果只要对于人们有利就行。《经说上》云：“功，不待时，若衣裘。”大凡要成就事业一定要预先酝酿，而不要等到冬天才做衣裘一样。
《鲁问》篇云：“鲁君谓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末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诗人序》云：“在心为志。”故“志”为“志向、动机”之意。
墨子在考察下臣时，也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反对唯命是从的奴才，器重有正义感的忠臣，这也是从动机出发考虑的，体现了墨子匡扶正义的凛然正气，也体现了墨子助人利民的爱国精神。《鲁问》云：“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有语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可谓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景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君将何得於景与响哉？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已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如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此翟之谓忠臣者也。”墨子认为领导考核与评价下属，不应该看其俯首听命，就认为是忠臣。而应该是上司有过错就微微劝谏，自己有好的谋略就告诉上司；纠正其不正，输送其善念，与上司同一而不与下朋比，有美誉归为上司，有怨仇下属承担，安乐在上司，忧戚在下属。墨子所言的下臣就是现代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中所需要的管理者，这也是很好的管理人才之标准。
在现代管理学中，从管理绩效的评价方面的观点看，有四个重要的指标：一、目标与手段；二、时间；三、硬指标与软指标（如利润等财务指标等）；四、价值判断。关于其一，无论是个人的目标还是组织的目标，其实就是相当于墨子所言的动机；关于其二，墨子也强调要预先酝酿；关于企业的利润等其实相当于墨子所言的效果。关于价值判断，在上文考察下臣时墨子也已经论及了。
此外，《耕柱》篇又云：“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不见子亦不从事；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不见子亦从事，子谁贵於此二人？巫马子曰：我贵其见我亦从事，不见我亦从事者”可见，墨子重视对人员考核的长期性、完整性、全面性。
这无疑有助于对他人的整体把握与了解，俗语“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这个意思。这无疑也要求大家做人要始终如一，要坚持原则性，不要当面一副面孔，背后一副面孔。
很多著名的成功企业家都深信，要造就一流的品牌，必须先造就一流的人才。德才兼备的人才的确是国家的财富、企业的资源。
墨家这种思想与今天我们所要倡导的软实力更是在众多地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是其智慧思想的源泉，值得管理者们深入思考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