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明，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候选人，现为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
少年时期的陈芳明在海外有一段左倾岁月。那时，他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旁及毛泽东思想。1976年“文革”结束后，他对中国的幻想急速冷却，由此走向反面：由以龙的传人自居走向反中国的分离主义。他先是从文学走向政治，一度担任过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后又从政治回归学术。引起极大争议的是他正在写作中的《台湾新文学史》。
陈芳明在大学时代就迷上余光中的作品，从《莲的联想》等作品初识余氏的文学灵魂。他不是余光中的学生，在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但他透过书信与余光中对谈，余氏给了他文学启蒙教育。在70年代中期，他写有《冷战年代的歌手》、《回头的浪子》等一系列研究余光中的论文。当余光中的“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和“中国啊中国你逼我发狂”被人肢解误读时，陈芳明挺身而出为余光中辩护，认为“余光中的诗之所以能显露出力量，便是由反而正的颠倒写法”。对陈芳明独排众议的做法，余光中深受感动，后来两人成了忘年交。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因余光中发表《狼来了》，陈芳明认为这伤害了自由主义精神，无法同意他的看法而与这位心中的偶像毅然决裂。
自称是左翼青年的陈芳明，成为独派后，为了表示自己和统派的余光中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人，因而在一篇题为《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文章中，私自公布了余光中在70年代后期给他写的一封密信的片断：
隔于苦闷与纳闷的深处之际，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长信，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
事隔多年，而且因为陈芳明先披露了，陈映真才在2000年9月首次与陈芳明的一场论争中，提及余光中这封“精心罗织”的长信，当时直接寄给了大权在握、人人闻之变色的王升将军。寄给陈芳明的，应是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诉我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思想，以文学评论传播‘新马’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据说王升将军不很明白‘新马’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达的告密材料送到对之执师礼甚恭的郑学稼先生，请郑先生鉴别。郑先生看过资料，以为大谬，力劝王将军千万不能以乡土文学兴狱，甚至鼓励王公开褒奖乡土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对乡土文学霍霍磨刀之声，戛然而止，一场一触即发的政治逮捕与我擦肩而过。这是郑学稼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在那戒严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
陈芳明事后可能后悔公布这封密信的部分内容，因而与陈映真论战时，表示不赞同陈映真对其文章的分析：
（陈映真）又重提余光中的旧事，那样好的历史记忆是值得讨论的。陈映真引述我的《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那篇文章是可以公开阅读的文字，无需说得那样神秘。在那篇长文中，我对余光中的反共立场表示不能苟同；并且，由于他的反共，使我对文学感到幻灭。我的批判态度，说明得很清楚。至于说，那篇文章是对陈映真“调查、入罪和指控”，读者可以自行覆按。
又说：
陈映真在文中提及余光中写信向警总告密一事，这是我不知道的。这段恩怨情仇，可以直接找余光中讨论，无需刻意对我做无谓的渲染与联想。
《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确是可以公开阅读的文字，但文中提到余光中的长信和附寄给他的影印文件，却是不能公开阅读的文字。此外，陈芳明先是允许读者可自行覆按，后又不同意陈映真对那封密信覆按得出的结论。从这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中，可看出陈芳明内心深处的“苦闷与纳闷”。
陈芳明未和盘托出密信的内容，的确增加了此信的神秘性。陈映真由此猜测这封信是寄给王升的副本，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陈芳明是一位反反复复难以捉摸的人。他之所以不愿把问题说清楚，是因为他公布时未曾料到这一爆炸性的材料会被自己的论敌所利用，而自己这时又与原先决裂的余光中重归于好。他在余氏七十寿辰时写的回忆文章中说：回忆与余光中密切往来到决裂的过程，“我自然是掩饰不了感伤。我的时代，我的思想，终于为这样的情谊造成了疏离。如果我在政治意识上没有开发过，也许仍然会与他保持密切的音信往返。等到发觉自己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之后，我才领悟到往昔的友情已渐呈荒废。我斤斤计较着政治立场与信仰，而不惜切断从前的许多记忆。”为了将功补过，陈芳明这时又写有研究余光中的长篇论文，并得到余氏的肯定，收入他主编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中。
有人写文章称余光中当年写的告密信为“余光中事件”，而陈芳明在这个事件前后扮演了一个暧昧乃至不光彩的出卖朋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