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价值与审美价值还有一个重大区别，是政治价值带有更直接的现实功利性。因此，它很容易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发生正负价值的转移。在这一时代阶段中具有政治正价值的人物，在另一时代阶段中就可能变成负价值的人物。而审美价值，尽管也包含有功利因素，但这是一种广阔的、间接的、潜在的功利因素，它具有更高的自身独立价值，特别是艺术形象的形式和这种形式所包含的象征意味，往往能超越时代、阶级的界限而带有长久性，获得永久的价值。政治内容很容易随着时代、社会、阶级的变迁而发生巨大的变异。旧时代最神圣的政治观念到了新时代可能会变成最腐朽的观念，本来被树碑立传的阶级代表会变成后来的统治阶级最不齿的人物。而文学艺术的内容尽管也有政治内容，但是，这些政治内容在艺术中，由于它是被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改造过的内容，这些内容已经上升为人类情感的普遍形式（内形式），上升为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情感形式，因此，它能超越阶级、时代。例如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史诗，它就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人们欣赏这些作品中的英雄，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是这些英雄体现了人类处在自己童年时期的命运和力量，人类永远为自己的童年时代而自豪，为自己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并能表现出这种伟大的力量而自豪。这种自豪的情感形式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又如文天样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两句诗，在当时，政治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它表明了自己在宋元政治大交替时忠于宋王朝的坚贞不屈的政治态度。但是，这两句诗至今仍然被各个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所引用。今天在引用这句诗对，人们已不是继承诗的政治内容，而是借以表达自己政治上、事业上的坚贞态度。现在这两句诗，又成为一种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象征，这种象征意蕴，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处于哪一种社会形态下的中国人都可以借用它来表明自己的一种坚贞不屈的人格。这就是说，这两句诗原来所包含的政治内涵（反元忠宋）已经消失，它只具有暂时性的历史功能；而作为诗，它的象征意蕴，即它所抽象化了的心理结构内形式，却是永存的，因为它已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共同的心理感觉。
何其芳同志在论述典型现象时，把是否能够产生“共名”现象作为衡量典型的基本尺度。这种共名现象，是一种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现象，它实际上是人类心理结构中带共同性的内形式，很多人都可以从这个形象身上找到心理对应点。这个对应点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典型既是小我，又是大我，只有当他是“小我”的时候，它才是具体的，有血肉的，具有感性的光辉的，而只有当它是“大我”时，它才是普遍的。共名，就是“大我”的共同名字。典型形象，有时可以成为“大我”的共同名字，它体现着“大我”共同的心理内在形式。梁宗岱先生说：“大我和小我——一切有生命的作品所必具的两极端：写大我须有小我底亲切；写小我须有大我底普遍。”梁宗岱：《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第204页。
有些作家，在自己成功的作品中，把重心放在鞭挞社会的丑恶人物，也设置一两个象征自己政治理想的人物，例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开篇，就写了王冕这个人物。这个人物一是可与自己所鞭挞的人物形成高洁与恶浊的对照，二则可作为自己政治理想的象征。但是，如果从审美理想的参照系统来观察，王冕这个艺术形象却很不理想，他太抽象，太单薄，缺少血肉，我们感到，他只是吴敬梓单纯的精神传声筒。他的审美价值远没有《儒林外史》中那些不被歌吟的人物来得高。人工地制造理想人物，一降生就等于死亡，因为这种理想人物，尽管合政治理想，却不合审美理想。性格理想是审美理想的一部分，性格理想当然也不能变成政治理想的化身。黑格尔在规定“理想性格”时，确定三个内涵，其中要求性格的丰富性，就是要求合美的规律性。
我们说不能用政治领域中的符号来代替审美符号，不能以政治价值观念代替审美价值观念，并不是说，文学艺术注定要脱离政治，文学艺术注定不能反映政治生活的内容；更不是说，文学艺术不可能发挥对现实的改造作用和对政治的积极作用。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把艺术降低为一种仅供娱乐的单纯的消遣工具，从而陷入另一种片面性。我们只是说，政治领域的符号和审美符号有区别，政治符号转化为审美符号时，必须经过一个“翻译”的过程，即必须把现实符号、政治符号转换为审美符号，艺术的现实功利目的必须建立在审美目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审美作用才能实现文学艺术的社会功利作用，而不能简单地把“政治法庭”与“审美法庭”混同起来。
在我国的文学艺术传统中和世界许多着名的文学作品中，都广泛地利用美丑强烈对照的原则。我国传统戏剧中的脸谱化，就是强化美丑对阵的手段。许多作品，包括《三国演义》这种优秀的作品，忠奸对照、美丑对阵也极为强烈。作家心目中美的形象和丑的形象，近乎神的形象和魔的形象截然对立。解放后，我国的新文学在一个时期中，曾畸形发展了这种美丑对阵的手法，特别是在“突出政治”、把阶级斗争内容规定为唯一的文学内容之后，这种美丑对照强烈的程度，达到了顶点，但也滑向简单化的极端。（文学本来应当比现实生活更理想，但不是理想的图解。）各种人物形象都成了阶级的代表，路线的代表，政治的象征。
于是，正面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便成了政治理想的范式，尽可能集中本阶级的政治要求，堆积本阶级的抽象特征。反面人物也尽可能地集中反动阶级的丑恶特征，汇集反动阶级可能有的恶。双方都集中了阶级的抽象普遍性。有一些作品，在运用这种美丑对照的原则时还加上浪漫主义手法，漫无边际地加以夸张，把美与丑的形象的性格特征夸大到极不合理的程度。于是，“三突出”、“高、大、全”的畸形思潮便统治了文坛，文学艺术舞台也成了政治舞台；人与人的斗争，变成了神与魔的斗争，性格失去真实性，活生生的多样化的有机整体丧失其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个性，而变成概念的化身，片面的抽象，单一的阶级斗争的“容器”。而在这个时候，文学形象也完全丧失其美学价值。
选自《性格组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