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唐诗的巨大影响外，中国文学的其他方面如南朝梁太子萧统所编集的《昭明文选》，在文艺思想和编选体例上也给日本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以影响。当时两国诗人之间还建立了友情，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就与王维、赵骅、储光羲、包佶等广泛地交往，《全唐诗》中还保留着中国诗人赞美他的诗篇。日本高僧空海即弘法大师（公元774—835）游学于唐，归国时携回大量的中国书籍，其后撰着《文镜秘府论》六卷，不仅将中国诗文作品、文学理论介绍给日本，使以声病之学取士之风亦东渐于日本，而且在中国早已亡佚的许多汉唐诗文书籍皆赖此书而得以考见。
唐以后中国文学仍给日本文学以巨大影响。如明代主张性灵说的袁中郎诗文曾经杨元赞、元政和尚介绍到日本，在日本文学史上起过作用。据青木正儿《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一书中说，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曾影响日本，获生徂徕是当时着名学者，才学声望均高，他提倡古文，“天下翕然向之，遂至风靡一世”；“明代排击李王的有袁宏道，北山也借来攻击徂徕派”。北山即山本北山，是僧元政以后追踪公安派的着名文学家，他与井上纯穗、村漱遁熙、堀田伯恒等“皆慕中郎风”。元政和尚批论袁中郎诗文“灵心巧发、不借古人，自为诗为文”。
第二阶段是18世纪开始对欧洲的影响时期。近代西方人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马可波罗在元朝初年到中国。而正式把中国文化传往近代西方的是一些前来中国的传教士。通过与传教士的书信往来和传教士的文章，西方在17世纪开始了解中国文学，到了18世纪才形成第一次小小的热潮。中国与西方的文学交流开始于17世纪。明末天启六年（1626），法国人金尼阁把五经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成为经籍的最早译本。这以后，法国人宋君容曾译《诗经》和《书经》、《易经》、《礼记》。但《诗经》的译本在西方报刊上刊登则是在18世纪，马若瑟（即丁·普雷马雷）译过的《诗经》、《书经》载1735年出版的《中国通志》上。但真正产生影响的是从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开始。
《赵氏孤儿》也由马若瑟译为法文，于1732—1733年间，先传到法国，1734年2月法国《水星杂志》发表了马若瑟的法文译稿片断，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志》刊登了他的法文节译本。从18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又在英国几经翻译出版。此外，德、奥着名作家都曾改编上演。着名的法国启蒙家伏尔泰在1755年根据马若瑟译的《赵氏孤儿》编成《中国孤儿》的剧本，但他把故事从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期往后移了一千七八百年，又把一个诸侯国家内部的“文武不和”改编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文野之争。中国文学也影响了德国。诗人歌德在18世纪后期所作的悲剧《哀兰伯诺》，就受到《赵氏孤儿》的影响。他的晚年，大约在1815—1828年之间，又对中国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9世纪初（1815年）他细读了《好逑传》。
（三） (2)
之后又阅读了英国戴维译的元代武臣撰的《老生儿》，并认为这是出色的着作。此外，他还读了中国诗和其他中国小说，如《花笺记》（唐默译）、《玉娇梨》（黎慕沙译），及《今古奇观》中的几段。他的着名的十四首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就是在《花笺记》的启发下写成的。他还拿中国传奇小说同法国贝朗瑞、英国小说家理查逊及他自己的作品做了比较。1828年歌德在对温克尔曼的谈话录中说：“我越来越看出，诗歌是人类共有的。……‘民族文学’一词，现在已没有意义，‘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在望，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催促它的来临。”可惜，尽管歌德喜欢中国文学，但它所接触的多数并非中国文学中的上乘之作，他并不了解中国文学的真正成就。总之，在西方，中国文学对法国和德国的影响大于对英国的影响。对英国的影响是零星的，而在法国、德国，则引起了某些第一流作家的注意。
第三阶段是对美洲的影响，中国文学超越大西洋在美洲产生影响相对于欧洲而言晚了100多年。产生较大影响开始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这个时期，美国刊物上开始大量出现中国诗的翻译、摹仿、评论。创立了意象派被称为“美国现代诗歌之父”的庞德对中国诗歌非常崇尚，中国诗的含蓄、凝炼、意象鲜明和情景交融使他倾倒，他从中吸收了营养。他认为美国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中国是根本性的”。1915年他翻译的《汉诗译卷》，被称为是对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
这部诗歌集收入李白和王维的诗15首，其中李白的《长干行》、《古风第八》等成为庞德本人的创作名篇而被选入现代诗歌选本。爱略特称赞他是“为当代发明了中国诗的人”。在庞德这本译诗的触动下，英、美诗坛出现了翻译、仿效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意象派后期的代表人物，美国女诗人爱米·洛威尔邀人合译了中国古典诗歌150首，于1920年出版了《松花笺》。在庞德译诗出版后5年内中国古典诗歌译本不下10种。1918年汉诗翻译家卫律又出版了《中国诗一百七十首》。按中国风格写诗，成为意象派诗歌运动探索的方向。有人惊叹，中国古典诗歌淹没英美诗歌文坛，可见其影响之大。由于庞德在文学界的重要地位，他把18世纪欧洲文坛的中国热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阶段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中西经济、政治文化已经展开了全面的交流，中国文学也得到全面的传播。传播的内容一方面是把代表中国文学较高层次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陆续翻译出国，另一方面是“五四”以后新出现的作家作品，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也大量地翻译到世界各国。仅鲁迅的着作，就有40多个国家翻译成70多种文字。《阿Q正传》，鲁迅生前在日本就有5种不同的译本，逝世后又有将近10种的新译文。《阿Q正传》传到西方后，得到罗曼·罗兰等作家的高度评价。随着中国文学的广泛传播，世界文坛也给中国文学以更高的更科学的评价，愈来愈了解中国文学的价值。总之，这个时期中国文学以其全面辐射的特点，影响于世界。
但是，由于掌握汉字的困难和其他一些原因，世界上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还很有限，这也限制了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对世界文学的介绍和了解较多，而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和了解甚少。这种不平衡状况随着中国的面向世界和未来，在今后将会逐步得到改变。
中国文学一方面对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出现过两次明显的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东汉至唐宋佛教文化的影响。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知道有佛教，到了东汉就开始流传，佛经的翻译活动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经魏晋南北朝得到进一步发展，至唐形成高潮，北宋时开始式微，在元代才告终结。无数的由梵文翻译过来的佛学经典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甚至本身就是很美的文学作品，如《六度集经》中的《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传》本身就是传奇性作品，而马鸣写的《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就是两部长篇叙事诗。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虽未译成汉文，但罗摩的故事也通过佛教经典介绍过来。佛经的传入，佛经中的思想、语言、故事、音律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它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意境和新的用词遣词方法。
佛经的传入刺激了魏晋六朝志怪小说及唐的传奇小说、元杂剧的故事的发展，如鲁迅说：“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惶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除小说外，唐代的变文的产生、流行，也与佛教有关。在诗中，佛教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等。由于佛经的大量翻译，大量佛教新术语也涌入中国文学，以至使中国文学语法结构和遣词方法也发生变化。汉语中的反切四声的确立，就是佛教影响的结果。我国最早的韵书是按“宫商角徵羽”五声排列的，“平上去入”是西域输入的技术，而平上去的分别则是由于当时转读佛经三声，与印度古“声明论”的三声相符，和入声相配，便成为四声（陈寅恪的论断）。此外，佛经的文体特点，如不用“之乎者也”，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丽句，多倒装句法；句中段落中插入解释语，散文诗句的交错等，也都影响了中国文学文体的变化。
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另一次高潮是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由于改良主义运动的兴起，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说大量地涌进；由于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提倡政治小说，因此，外国的小说也大量地引入。晚清时期，翻译的国外小说达400种，仅1907年翻译的小说就有80种，其中英国小说32种，美国22种，法国9种，日本8种，俄国2种，其他的7种。其中仅林纾（与别人合作），在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中，就翻译介绍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183种小说，所译字数达1 200万字；其中属于名着的就有40多种。
这种翻译介绍，到了五四运动前后达到最高点，其数量令人惊叹，世界上着名的作家几乎都被介绍过来，这使中国文学打开了自己的视野，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空前的震动，从而促进了自己的革新。中国的现代文学家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努力加以借鉴，使新文学进入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在20世纪上半叶，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才采取全面拒绝的绝对态度。“文化大革命”后又继续开放，继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不过，这个时期主要介绍的是20世纪世界上新出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总之，在中外文学的进一步交流中，中国文学正在不断丰富，其伟大性正在逐步被世界所认识。
选自《论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