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4日，是高行健七十寿辰的日子。我在遥远的东方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但不是用空话祝贺，而是用简洁的语言概说他的成就与贡献。作为和他一样在长江黄河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同龄人（我仅比他小一岁），我一直为他而骄傲，衷心敬佩他。从1983年观赏他的戏剧《车站》开始，近30年来，我多次因阅读他的作品而彻夜不眠。他的作品是那么冷静，他对世界是那样冷观，可是，我阅读后则常常激动不已，而且多次受到震撼，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阅读效果？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想明白。但有一点我已想明白了，高行健是在我的同一代人中出现的一个天才，一种精神价值创造的“异象”，一种超越时代的“个案”。以往常所说，作品与人才是时代的产物，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论点。我认为，天才完全是个案，例如曹雪芹，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黑暗的满清雍正、乾隆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然而，恰恰是这个时候诞生了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高行健也是一个在本没有路可走而走出广阔的创造之路的天才异象，而且可以说，他是一个被瑞典学院首先发现但还没有被他的祖国与人类世界充分发现和认识的天才异象。下边，我想对这一判断做些概括性的说明，即概说高行健所完成的几项业绩。
第一，扎根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做出卓越贡献，又超越中国文化，创造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新花果。
高行健首先是一位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他的血缘是中国的，最初的文化积累也来自中国。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即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就听到他讲《山海经》和庄禅文化，就为他的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底蕴而惊讶。30年后，我回顾他的创造历程，便清楚地看到他对中国文化的三大贡献：
（1）通过《灵山》，展示了中国非正统、非官方的，鲜为人知的另一脉文化，这是中原儒家文化之外的，常被忽略的隐逸文化、民间文化、道家自然文化与禅宗感悟文化。以往中国学者虽然对此脉文化有所研究，但没有一个人能像高行健这样，通过活生生的意象呈现出此脉文化的丰实血肉、生动气息和不朽的活力。
（2）通过《山海经传》，重新展示中国远古神话传统的精彩风貌，复活了几乎被遗忘的中国原始文化体系。以往也有学者对《山海经》进行学术性尤其是考证性研究，但没有人像高行健如此用完整的戏剧形式（近70个神话形象）呈现中国这最本真本然的文化。《山海经传》是高行健对中国文化基因做了一次充满诗意的览阅与评价，它提供了中国原始原形文化的一个形象版本。
（3）通过《八月雪》把中国禅宗文化精神内核推向人类精神的制高点，让禅的精神光辉在当代世界中再次大放光彩。在《八月雪》中高行健破天荒地把慧能作为思想家加以呈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披着宗教的外衣，却完全打破偶像崇拜，以觉代替神，创造了相对于基督救世体系的另一种自救真理。不仅如此，慧能还在思想史上创造了无须逻辑的思想可能，和无须他者帮助而赢得自由（得大自在）的可能，从而把禅文化展示为一种世所没有的独特思想文化创造，使千年前产生的中国禅完成了一次现代的转化。加上此剧使用京剧传统演员，在形式上吸收西方歌剧的合唱与交响乐又不同于西方歌剧，从而具有现代感又不失中国的文化气脉。
高行健这三个贡献，是高行健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赢得崇高地位而立下的不朽功勋。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因为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最后自戕眼睛，现在中国发生的是母亲不认识儿子的另一种悲剧；但我相信，中国伟大的文化最终会认识自己的天才的儿子。
此时，我要说明的是，高行健虽然扎根于中国文化，取材与创新中国文化，但他并不强调中国性，更不强调民族主义，相反，他扎根中国文化又超越中国文化，追寻的是人类普世价值。他在《灵山》、《山海经传》、《八月雪》中探讨的是人类如何在自己的心灵中找到太阳、找到灵山、找到光明之源的共同问题，在《一个人的圣经》中呈现的则是东西两方都遇到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最近，我读了陈迈平兄写的精彩着作《凯旋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才知道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恩格道尔特别赞赏《灵山》，认为这是世界文学中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好作品，是可以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者托马斯·曼的作品媲美的，所以能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陈迈平：《凯旋曲——诺贝尔文学奖传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扎根于爱尔兰文化，写的是都柏林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性困境，但它又呈现全人类共同的人性冲突和生存难题，而高行健书写的是中国文化，触及的却是人类社会的种种根本问题，并且触及得非常深刻。因此，《灵山》不仅是中国文学文化经典，而且是世界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
第二，立足文学创作，创造出长篇小说的独一无二的新文体，又超越文学创作，赢得戏剧实验、绘画实验、电影实验、艺术理论探索等全方位的成功，从而为当代人类智慧活力做了有力的证明。
高行健从小说创作起步，1978年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翻译访问法国时，把他的一些小说稿子交给团长巴金阅读，巴老读完就对法国朋友说：这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进行小说创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他完成了长篇巨作《灵山》。这部长篇首先得到马悦然教授的激赏，并翻译为瑞典文。这部巨着创造了以人称代替人物、以心理节奏代替故事情节的小说新文体。中国自从百年前梁启超提倡新小说以来，作家们虽然具有小说观念，但缺少小说艺术形式的创造意识，因此小说文体一直是“人物、故事、叙述”三者结合的模式。高行健打破这种模式，而以“人称、心理、对话”三者结合的方式，创造了另类小说。“你、我、他”三个内在主体坐标，可以展示如此丰富复杂的语际关系，可以触及如此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人性内涵，这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大创造。马悦然说它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绝非虚言。
高行健立足文学，又超越文学。他的戏剧创作几乎和文学创作同时开始又同步进行。他的戏剧创作也可以称为戏剧实验。18个剧本，每一个都不同，都不重复自己。在世界戏剧史上，就精神内涵而言，他在前人（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奥尼尔的戏剧）展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人与社会”的关系内容之外，开辟了“人与自我”的另一重大关系，从而把人的内心状态呈现于舞台。这种把不可视的心相化作可视的舞台形象，在戏剧史上是一种巨大的突破。而在戏剧审美形式上，他又把戏剧的表演性发挥到极致，让演员兼任“角色”与“扮演者”双重身份，演出时不是模拟现实，而是戏弄人生。通过突破戏剧规范的试验，高行健竟然可以在观众面前对角色进行心理剖析，竟然可以把人的梦幻、人的沉思、人的感受、人的心理冲突统统搬上舞台，这不能不让人惊叹。
难怪法国女作家兼导演安古拉·威尔德诺（Angela Vedejo）要说：“高行健的戏作特别值得当做一个谜来解说……高行健为戏剧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以演员为中心，以传统为根基，从当今世界的现实出发，为当代戏剧找到一个新天地。”引自威尔德诺为西班牙ELCobre出版社出版的《高行健的戏剧与思想》一书的序言，中文版参见《明报月刊》2009年7月号。安古拉·威尔德诺本身是西方的戏剧导演，说的全是内行话。她的文章指出高行健建立的表演理论是戏剧主张的一大特点，指出揭示人内心世界的多重性和三人称的运用是高行健戏剧作品的特点，指出剧场性和表演三重性是高行健开掘戏剧潜能的关键处，等等，对我启发极大，使我明白，高行健不仅是中国戏剧的改革家，而且在西方当代戏剧平台上，他也是一个先锋之先锋，前卫之前卫。如果要了解西方戏剧，仅知道贝克特与热奈是不够的，还必须面对遥遥领先的高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