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恽代英从政治角度否定了五四文学运动，我们且不说。而创造社的成仿吾在1923年11月16日所作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则开始对五四语言形式进行批判。他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媒质—语体”，仍然“与现实的语言相去尚远”，因此，今后的文学革命的任务是“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为我们的对象”。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于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成仿吾的这一文章第一次批评五四文学语言还不能等同现实语言，“五四语言俗化”还不够俗，还不够接近工农。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文学大众化的先声。他的意见非常鲜明，这就是要求新文学还要进一步和现实语言画等号，进一步俗化，甚至应当等同于工农大众的日常用语。到了此时，“五四”建立起来的新文学语言形式才受到根本性的和集团性的挑战。成仿吾的思路正好和周作人相反：一者力图使白话的平民文学有所超越，和现实语言拉开距离；一者则认为“五四”的平民文学还不是真正的平民文学，和现实语言还相距甚远，必须进一步向现实语言靠拢，以至于等同于现实语言。
这两种走向的分歧，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就几乎成了一种定向、一种声音了。当时左翼文艺阵线的理论家和作家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这一口号，由瞿秋白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作于1931年10月25日，载于1932年4月25日《文学》创刊号）和《大众文艺的问题》（载于1932年6月10日《文学月报》创刊号）两篇文章讲得最为透彻。瞿秋白的文章否定了五四新文学运动，认为这种文学革命和1927年的政治革命一样已经失败，它只留下一个非驴非马的白话。《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说，这“五四”式的白话仍旧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以前的文言一样，“现在新式的士大夫和平民小百姓之间仍旧‘没有共同的言语’”，所以现在“中国还是需要再来一次文学革命”。还说：“这个革命就是主张真正的用俗语写一切文章。如果‘白话’这个名词已经被‘五四’式的新士大夫和章回体的市侩文丐垄断了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文学革命叫做‘俗语文学革命运动’。”
这场新的文学革命，我们不妨称做“二次文学革命”。瞿秋白在这两篇文章中论证，五四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文学革命，而“第二次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值得注意的是，“二次革命”仍然是从语言形式入手，目标是要反对“五四”式的“死的白话”。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造成一种“五四”式的所谓“白话”，即“造成一种所谓白话的新文言”，而“第二次文学革命”就要打倒这种“五四”式的白话新文学。文章中他论述了打倒的必要性：“五四式的新文言，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以及古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根本是口头上读不出来的文字。这如果说是‘白话’，那简直是‘不成话的白话’。
而旧小说式的白话，却是古代的白话，比较有规律地溶化着一些文言的文法，譬如说罢，这是明朝人说过的话，虽然读出来也并不是现代中国人口头上说的话，而只是旧戏里的说白，然而始终还是读得出来的，可以懂得的。因为这个缘故，旧小说的白话比较地接近群众，而且是群众读惯的，——这种白话比较起其余几种的所谓中国文来，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只有它是从民众的口头文学（宋元平话等等）发展出来的。反动的大众文艺就利用这一点，而更加根深蒂固地盘踞在劳动民众的文艺生活里面。革命文艺如果没有战胜它这种优点的工具，那就是奉送群众给它。可是，旧小说的白话是‘死的言语’（五四式的所谓白话和文言一样，根本就没有活过，所以连‘死的言语’的资格也没有）。现在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白话’的革命运动。”
推翻了“五四”式的语言形式，那么要建立什么样的新的语言形式呢？瞿秋白提出，应当用新兴的杂处于城市中的无产阶级的“普通话”来代替官僚的所谓国语。而且一定要拿“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对这一主张，他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如此说明：“新的文学革命不但要继续肃清文言的余孽，推翻所谓白话的新文言，而且要严重地反对旧小说式的白话，‘反对现在的一种种的林琴南’，是我们的新的口号。这就要一切都用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来写，尤其是新兴阶级的话来写。新兴阶级不比一般‘乡下人’的农民。‘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
而新兴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们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它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并且接受外国的字眼，创造着现代的政治技术科学艺术等等的新的术语。这种大都市里，各省人用来互相谈话演讲说书的普通话，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话，这和知识分子的新文言不同。新文言的杜撰许多新的字眼，抄袭欧洲日本的文法，仅仅只根据于书本上的文言的文法习惯，甚至于违反中国文法的一切习惯。而新兴阶级普通话的发展，生长，接受外国字眼，以至于外国句法……却是根据于中国人口头上说话的文法习惯的。总之，一切写的东西都应当拿‘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而且一定是活人的话。”
“文艺大众化”不仅是一个口号，而且形成一场运动。参与运动的有许多重要作家，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郑伯奇、周扬等。当时，鲁迅写了《文艺的大众化》和《论“旧形式的采用”》及《门外文谈》等有关文章，但他比较清醒，并坦率地说，“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鲁迅：《文艺的大众化》，载于1930年3月1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尽管鲁迅持有这种意见，但是，他在实际上又表现得相当激进，1934年他支持“大众语”代替“白话”的意见。
（二）新语言的困境和媚俗流向 (3)
以“大众语”代替白话的运动，是1934年6月由陈子展、陈望道、叶圣陶、曹聚仁等人发动的。运动的触发点是针对扬州中学校长汪懋祖等人所提倡的“文言复兴”，实际上针对“五四”形成的白话文。他们认为白话文运动还不够彻底，因为白话文只是士大夫阶层才能接受，与大众无关。也就是说，“白话”还不“白”。所以主张大众语的首篇文章的题目便是“文言—白话—大众语”，意思就是文学的语言形式应进入比白话还要“白”的大众语阶段，并提出必须在说、听、看三个方面同时改革，不仅要使大众说得出，还要听得懂、看得懂。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又进一步，认为说（说得出）、看（看得懂）、听（听得懂）三个标准还不够，需要有“写”的标准。
写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倒是曹聚仁说得透彻，他概述大众语文学的基本条件是：“一，大众语文学不仅是写给大众看大众听的，而且是大众自己所写的。以往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可说是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专利品，运用文字这工具的人，至多不过占大众百分之五。现在要使大众来运用这工具，由大众来创作大众语文学，所以开宗明义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农民、工人、店员中训练起大众作家来。二，语言和文字绝对一致，在最近将来还是不可能；除非纸片上收音成为事实。大众语文学的基础工作，先要在方言文学上奠定基础。大众以往确乎不以文字来创作，而以语言来创作，自古迄今，日进不已。我们应该发展多元的方言文学，即是使大众接近笔头，由此逐渐可以完成一元的大众语文学。三，大众语文学不仅是形式问题，而且是意识问题，我们并不必‘言必雅训’，却不妨如‘引车卖浆之徒’，大胆采用口头语。四，我们要重新编订活的大众语文辞典。”曹聚仁：《我和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