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丹的《地狱之门》，写过罗丹专着的里尔克（1875—1926）曾做如此描述：“罗丹放了几百件手掌大小的人物塑像，表现了形形色色的激情，表现了满足欲望的欢欣与自觉罪孽的深重。他创造了许多许多躯体，像群野兽般吃咬扭缠在一起。又如重物般往深渊里坠落；这些躯体谛听一如脸庞，跃动宛如胳膊，环环相扣，看上去仿佛花环与蔓枝。从一串串沉重的人体，从痛苦的根蘖，升起充满活力的罪之津渡。”《罗丹：激情的形体思想家》。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1页。整个《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形象与情节，就像里尔克所见到的地狱之景，表面上看去仿佛是花环与枝叶，实际上是一串串沉重的肉体环环相扣，相互啮咬扭缠，像重物般地往深渊里坠落。
面对地狱般的生存状态，作为思想者的罗丹与里尔克，头脑是清醒的，他们展示与描述时，其基本点是批判的，其情感是悲哀的。而“双典”的作者与读者的态度恰恰相反，其基本点是讴歌的，其情感是礼赞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没有意识到“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处于地狱般的生存状态之中，其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如同地狱一般沉重与黑暗。这种无意识，也就是潜意识。它说明，《水浒》与《三国》已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正是看到“双典”严重地影响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并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所以笔者不得不面对双典，对其核心价值观提出根本上的质疑。这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第一个发现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相通的是鲁迅。他在1935年就说：
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鲁迅这一论断极为深刻，可惜没有引起注意。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喜欢《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因为有其国民性基础。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之相通合拍。说得刻薄一点，是气味相投。但鲁迅只讲到中国人乐意接受《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原因，而未讲另一面：《水浒传》、《三国演义》产生之后又反过来强化中国的水浒气与三国气，又在塑造新的国民性格。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原有的国民性造成《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心理基础；《水浒传》、《三国演义》产生后又使原有的国民性进一步恶质化。毫无疑问，这两部小说正在创造大群的、与其气息相通的读者，这就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特别是现代电影电视技术产生之后，穿越阅读的障碍，这两部小说更是大规模地掌握人心与同化人心。影片中“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主题歌正在成为新的人生基调，也正在塑造新的人格。可惜少有人反省。像李逵那样出手排头砍去却毫无心理障碍，这意味着什么？少有人反省。
多年前，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谁在统治中国？》。自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诞生后，我们中国的统治表面上看好像是属于帝王将相在统治，是总统元首在统治。其实不是。因为这些帝王将相总统元首，又被这两本书所统治，所以真正在统治中国人心的，是这两部书。我现在征引其中一段：
谁在统治中国？
谁在统治中国？笔者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化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在政治层面上，无论是古是今，谁当皇帝谁执政，自然就是统治者，这是无须论证的。但在文化层面，谁是统治者？谁在统治中国，却是一个大问题。谁在统治中国？我要回答：是两部书的文化价值观在统治中国，一部是《三国演义》，一部是《水浒传》。可以说，从明代这两部书产生之后，中国就逐渐被这两部书所统治。到了现代，从上到下，都被这两部书所塑造、所改造，并被书中的基本观念主宰着。毛泽东虽然批判过《水浒》，但他批判的是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而脑子却被《水浒传》中的“造反有理”的基本理念所统治。至于《三国演义》，他有数以百计的“批示”，从诸葛亮的精致战法到张鲁的道教社会主义，都极为欣赏。“五四”之后，中国从西方引入各种主义、各种学说，但都未能真正统治中国。
惟有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在思想上取得几十年的统治地位，被执政党宣布为统治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次上真的统治了中国吗？怕未必。或者说，在意识的层面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在潜意识层面上，则仍然被《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所统治。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推向历史高峰，马克思主义的千头万绪被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骨子里还是《水浒传》的基本思路。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和这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暴力、权术、阴谋、横扫一切的气势等更是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无疑。当年红卫兵、造反派，拉山头、结帮派，打得你死我活，其残忍程度让人瞠目结舌，讲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行为模式与准则。
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主义与思潮，包括当今在大陆还常常谈论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都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产生影响，可说是“无关大局”。而真正在影响、感染、掌握中国的世道人心的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特别是这两部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之后，其影响之大，更是难以估量。通过电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再一次征服了中国的男女老少，再一次塑造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这种塑造力与影响力是看不见的，但它胜过千军万马。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就被《三国演义》、《水浒传》所塑造，广大的乡村中到处都有关帝庙、赵公元帅庙。但是，这些人格神主要活动在乡村，难以进入城市。而现在，《三国演义》、《水浒传》通过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走遍世界上所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像英雄降临，华族的新一代人再次被《三国演义》、《水浒传》所统治。
（三）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1)
笼统地讲四部古典名着，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上说，其错误是没有分清一个民族的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本书要郑重地说明：四部典籍中的《红楼梦》与《西游记》属原形文化；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则属于伪形文化。
原形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原质原汁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则是指丧失本真的已经变形变性变质的文化。每种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风浪颠簸中都可能发生蜕变，考察文化时自然应当正视这一现象。
把文化划分为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首先是受到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t）的名着《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启迪。此书的第十四章《阿拉伯文化的问题之一：历史的伪形》和第十五章《阿拉伯文化的问题之二：马日的灵魂》，讲的正是文化的变形，也就是文化如何发生“伪形”现象。斯宾格勒在论述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发生“伪形”的原因时，强调的是外因，是外来文化的入侵与影响。《西方的没落》台北中译本的译者陈晓林先生把斯宾格勒的伪形文化思想做了如此概说：
阿拉伯的宗教与文化，一直错综复杂，迷离恍惚，为历史学家所不敢问津。可是史宾格勒却以两个概念，“历史的伪形”与“洞穴的感受”，一举澄清了阿拉伯文化种种的迷雾。“伪形”本是一个矿物学上的名词，意指：一个矿坑中原有的矿石，已被溶蚀殆尽，只剩下一个空壳，而当地层变化时，另一种矿质流了进来，居于该一壳内，以致此矿的外形与内质，截然不同。所谓“历史的伪形”，即是指在阿拉伯文化尚未成形时，由于古典文明的对外扩张，武力占领，以致整个被古典文明覆压于上，不能正常地发展，故而其文化形态与宗教生命，皆一时被扭曲而扼抑，但古典文明其实已经血尽精枯，只剩下一个空壳，故而一旦阿拉伯文化在重荷之下脱颖而出，其基督教便立刻征服了整个的希腊世界。这同时也完满解释了，伊斯兰教何以能以一个沙漠中的小派，倏忽兴起，如刮风骤雨，席卷了偌大的领域。
200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再版《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六位先生的中译本。关于“历史的伪形”这一重大概念，此译本则用“历史上的假晶现象”来表述。且看定义“假晶现象”的一段文字：
一种矿石的结晶埋藏在岩层中。罅隙发生了，裂缝出现了，水分渗进去了，结晶慢慢地被冲刷出来了，因而它们顺次只剩下些空洞。随之是震撼山岳的火山爆发；熔化了的物质依次倾泻、凝聚、结晶。但它们不是随意按照自己的特殊形式去进行这一切的。它们必须填满可填的空隙。这样就出现了歪曲的形状，出现了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矛盾的结晶，出现了一种石头呈现另种石头形状的情况。矿物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假晶现象。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0页。
《西方的没落》大陆的译本第一版问世于1963年，台湾译本问世于1985年。尽管从矿物学上说，译为“假晶现象”十分准确，但我得到启迪的则是台译本的“伪形”概念。因为事关重大，我们不妨把陈晓林先生关于“假晶现象”的另一种译法，也录示于下：
在岩层中，本已嵌入了某一矿物的结晶体。当裂缝与罅隙出现时，水流了进来，而结晶体逐渐洗去，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只剩下了晶体留下的空壳。然后发生了火山爆发，山层爆炸了，熔岩流了进来，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僵化及结晶。但这些熔岩，并不能随其自身的特殊形式，而自由地在此结晶，它们必须将就当地的地形，填入那些空间中。故而，出现了扭曲的形态，晶体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式互相抵触，明明是某一种岩石，却表现了另一种岩石的外观。矿物学家称此现象为“伪形”或“假蜕变”（Pseüdomorphosis）。
尽管两种译法使用不同的概念，但都没有离开原着的一个基本信息，这就矿物的晶体在某种外部条件下会发生“假蜕变”现象，即出现歪曲的形状，内部结构与外表形式相矛盾的现象。这种现象无论是称做“假晶”现象也好，“假蜕变”也好，都是原晶体的“伪形”。斯宾格勒把矿物学上的“伪形”现象引申到大文化的考察之中，用这一视角说明世界上多种文化变异现象，的确精彩而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