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贵族子弟，竟然给自己仆人“充役”。地位如此颠倒过来，以至把自己的地位放得比仆人还低。贾宝玉正是拥有这种侍者的眼睛与姿态，所以他能看清常人眼里无价值的生命恰恰具有高价值，也因此才对这些生命的毁灭产生大悲情——不是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自下而上的深敬深爱的大伤感与大痛惜。他为晴雯作《芙蓉女儿诔》，倾诉得如此动情，原因就在于此。其实，晴雯在世人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女仆，在王夫人的眼里，不过是个下贱的仆人与“妖精”，但在贾宝玉眼里，她却是“心比天高”的天使。因此，在她生前，他尊敬她，在她死后，则仰视她。于是，便写下了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康德对美的经典定义是，美即超功利。而《芙蓉女儿诔》这首祭诗，便是超越人间功利眼睛的最美最干净的挽歌。这就是《红楼梦》的方式，最高的精神与最低的姿态相结合的方式，无训戒、无权威、无虚妄的文学方式。而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赢得无数后代知音。
曹雪芹出身贵族，其在《红楼梦》中的人格化身贾宝玉更是十足的贵族子弟，但是，贾宝玉身上所折射的贵族文化，不是贵族特权意识，而是贵族的高贵精神气质，而且是叛逆性的精神气质，恰似拜伦与普希金的精神气质。这一点，和尼采所张扬的贵族观念很不相同。尼采自命为贵族的后裔，以身上拥有贵族血统而自傲。在“重估一切价值”中重新定义贵族，重新定义道德，重新定义基督精神，强调贵族与民众的等级差别与精神差别。他把道德分为两种泾渭分明的基本类型，即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而道德的区别又是产生于等级区别，产生于上等人与芸芸众生的区别，因此，“好”与“坏”的对立实际上就是“高贵”与“下贱”的对立。
按照这一理念，他认为，代表主人道德的贵族应向代表奴隶道德的民众开战，向下等人与弱者开战，反对贵族对底层大众的悲悯。因为基督教同情、怜悯“下等人”，所以尼采便认定基督教正是集中地体现奴隶道德。因此，他宣布“上帝死了”，热烈攻击基督。尼采的贵族定义和两种道德的划分是典型的贵族特权主义。参见尼采《善恶之彼岸》第九章《什么是贵族？》。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而曹雪芹完全不同于尼采，他有贵族的高贵精神和高级审美趣味，反映在贾宝玉形象上的正是这种精神与趣味。整部《红楼梦》的高雅情趣也是贵族化的。然而，曹雪芹不仅不蔑视平民和奴隶，而且给晴雯、鸳鸯等一群女仆以“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最高礼赞。而贾宝玉身上负载的正是对底层奴隶和人间社会的大慈悲精神。这种贵族精神和基督情怀的结合，形成了世间一种最伟大、最宝贵的人格与审美意味。
（六）呈现内在视野的东方史诗
关注中国文学的人总是遗憾中国文学没有出现“史诗”，没有《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似的史诗。其实，《红楼梦》正是一部伟大史诗，而且由它确立了一个极为精彩的中国的史诗传统。
“史诗”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它原是指古代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英雄传说并具有神话色彩的长篇叙事诗，后来又伸延到泛指具有上述内涵并有宏大结构的卓越叙事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作品。此时，我们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史诗，是指：（1）它具有荷马史诗式的宏伟叙事构架和深广视野；（2）它和中国原始神话《山海经》直接相连，塑造了具有神话色彩和别样英雄色彩的系列；（3）它寄托着人类“诗意栖居”、“诗意存在”的形上梦想，从而使浓厚的诗意覆盖整个作品。
上述三点，还需做些补充。首先，应说明的是，《红楼梦》的史诗构架打通天上人间，这与《伊利亚特》相似，但其深广视野则与《伊利亚特》不同，这是一种更深邃的内在视野，它挺进到人的内心深处，展示更丰富的内在生命景观。这种史诗性的内在生命景观，在人类文学史上极为罕见，它是曹雪芹了不起的创造，也是《红楼梦》史诗的特征。林黛玉一见到贾宝玉就觉得“眼熟”，内在视野一下子就伸延到灵河岸边。她在《葬花吟》提问：“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在大苍凉的叩问中呈现的又是无边无垠的大视野。其次，说《红楼梦》有英雄色彩，这是另一种意义的、具有平常之心的英雄。难道贾宝玉基督式的情怀不是英雄情怀？难道贾宝玉拒绝立功立德、拒绝荣华富贵、拒绝功名利禄不是英雄的气概？难道尤三姐、鸳鸯一剑一绳自我了断，把泥浊世界断然从自己的生命中抛却出去，不是英雄悲歌？难道林黛玉的焚烧诗稿的大行为语言，不是对黑暗人间英雄式的抗议？如果说，《伊利亚特》的英雄是刚性的，那么，《红楼梦》的英雄则是柔性的。因此，也可以说，《伊利亚特》是刚性史诗，《红楼梦》是柔性史诗。
史诗不是历史，而是文学。史诗的起点是诗，是审美意识，而不是年代时序，不是权力意识与道德意识。因此，它虽然具有历史时代内涵，但重心则是超越历史时代的生命景观与生命哲学意味。也就是说，史诗的重心是“诗”而不是“史”。它是史的诗化与审美化，但不是历史。《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规模再大，也不是史诗。《三国演义》、《水浒传》虽塑造了许多英雄，也有历史感，但缺乏史诗的起点，即审美意识，读者感受到的是权力意识与道德意识绝对压倒审美意识，因此，不能称为史诗。
中国的《史记》，以文写史，以文学笔调塑造历史英雄，显然有史诗倾向，其中有些描绘英雄人物的篇章，也很有诗意；可以说，《史记》早已提供了史诗创造的可能性，可惜司马迁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不是用审美意识去重新观照历史和重组历史，因此，也没有赋予《史记》以史诗的宏伟框架。它对个人不幸遭际进行反弹的发愤意识显然大于审美意识，这一点限制了他的“大观”眼睛，使他未能像曹雪芹如此透彻地悟到人间的诗意所在。总之，《红楼梦》有神话，有英雄，有历史，有超越历史的大诗意和宏伟的文学架构，不愧是一部伟大史诗。笔者确信，《红楼梦》这一特殊的审美存在，它和诞生于西方的荷马史诗一样，将永远保持着太阳般的魅力并永远放射着超越时空的光辉。
写于2003年12月美国科罗拉多州
选自《红楼梦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