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华为，成功地吸引中国的运营商参股，并与运营商成立合资公司，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以后，华为又努力与英国电信、中国移动等世界一流运营商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华为的员工持股，既是股东又是员工，企业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自然很强。
对待供应商，华为向IBM学习，一直将供应商不仅仅当成简单的供货商，而是当做合作伙伴，关注产业链的健康成长。
政府关系，华为一向是敬而远之，远而近之，分寸拿捏得准确，既争取政府的支持，也避免政府过多地干预。
对于媒体及公共关系，华为既保持低调，又始终能成为媒体的关注热点，媒体常常流传任总的一篇文章，似乎不经意，却又成为业界学习和议论的焦点，称之为“蒋干盗书”。少花钱却办成了大事。
华为称竞争对手为“友商”。自从2003年和思科的官司后，华为吃一堑，长一智；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负责寻求和国际竞争对手的合作，和西方公司进行专利的交叉许可，为摩托罗拉代工无线系统，和西门子成立了合资公司等等。远交近攻，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间，既有合纵也有连横。
走间接路线借力扩张
综观华为20多年的商业实践，在屡败屡战的全球化进程中，走过了“土狼时代”的冲动和无忌，一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间接路线战略日渐清晰。
着名管理专家王育琨在《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一书中写道：在狮子眼中，土狼是什么？就是以100对1的兵力蚕食狮子的边缘战场，直至腹心；就是以狮子难以理解的目的疯狂发动价格战，使狮子的利润直线下降；就是以对中国本土市场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和理解能力，运用各种“不规范竞争手段”，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灵活穿梭，使狮子的技术优势变得苍白无力。
土狼对成功的强烈渴望、面对挫折屡败屡战的可怕执着和忍耐、对多变环境的适应和求生能力以及不惜代价集体作战的方式，都向狮子证明：这是凶猛而难缠的对手。
任正非也希望华为变成狮子。不过看上去他并不着急。重金聘请的国外咨询公司在华为大挥板斧，但挥舞范围仅限于华为的支撑体系。而任正非仍旧以自己惯用的方式，指挥着主力队伍在主业市场上我行我素地厮杀。所谓主业，对华为而言就是销售，就是市场。与那些将自己和盘托给洋咨询的企业相比，任正非绝不是轻易将命脉交给别人改造的人。
华为的“土狼时代”是指华为集中精力在国内市场打拼的时期。任正非凭借间接路线战略，经营出最令竞争对手侧目的客户关系，这是华为历史上最奇绝也最富争议的一招。当初，华为与各地电信局组建了许多合资公司，如沈阳华为、成都华为、安徽华为、上海华为等。这些合资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个空壳，与通常意义的合资企业使命迥异。华为从来没有把产品，特别是有技术含量的产品放进去，这些企业的作用只是签单走账。当地运营商和政府投资合资公司的资金，甚至可以先由华为垫付。让合资企业的人向作为股东的客户推销设备和收款是个绝妙的主意。很明显，这既促进了华为的销售，又理顺了长期客户关系。而且，这种利益捆绑还可能在企业陷入危机时发生微妙的作用。
用一体化的经济体固化与客户的关系，既保证了客户的自然与坦然，又保证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令那些为了抢到订单而给一线员工和关键客户下达硬性指标的公司难以想象。在本土市场上，这种间接路线战略的熟练运用，使得华为集中了足够的能量去冲击全球市场。1999年，长期专注于电信设备制造的华为第一次在中国推出了自己的数据产品—接入服务器。一年之内，市场进攻性极强的华为就抢到了中国新增接入服务器市场的70%，随后延伸到路由器、以太网等主流数据产品。2001年，华为在中国路由器、交换机市场的占有率直逼思科，成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
或许局部的胜利，给华为团队注入了某种兴奋剂，使他们认为保持一往无前的冲击者姿态，就可以在全球市场上无往而不胜。2002年6月，华为美国公司FutureWei成立。在美国初露锋芒的华为，毫不掩饰对思科份额的觊觎，它在美国媒体上刊登的广告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暗示意味：“它们唯一的不同是价格。”图案背景是金门大桥，这正是思科公司的标志。
在中低端市场，华为提供低于思科价格50%的产品。在美国分析家看来，尽管华为和其他一些低成本的竞争对手当时并不会对思科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但是它们最终必将影响到思科核心的交换机和路由器业务的利润率。这些产品占据了思科销售额和利润的80%。2003年第一天，路透社的社评发出警告说：“华为将是思科全球性的噩梦。”这个观念给华为带来了麻烦，这个麻烦就是2003年1月思科发起的知识产权诉讼。
思科对华为的诉讼，是一次改变信息产业格局的大诉讼。此前，人们说“信息产业因为思科而改变”，此后人们说“思科因为华为而改变”。实际上，被深刻改变了的，正是任正非和华为公司。
2003年1月23日，思科系统在得克萨斯州美国地区法院提出起诉，指控华为抄袭它的路由器代码。任正非在第一时间飞赴美国一线坐镇指挥。华为迅速作出反应，停止在美国出售被思科系统指控的产品，将这部分产品资料从其美国网站上撤除，回收在美国售出的此类产品。
寻找强援是任正非“反围剿”最漂亮的一招。华为在这场明显对自己不利的诉讼中，所采用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是与3Com的合作。美国人可以看不起华为，但不能忽视3Com的存在，可以不听华为的申辩，但是不能拿3Com的作证不当回事。3Com正式介入诉讼，要求判决与华为合资生产的产品没有侵权，以保证其与华为的新合资公司的产品顺利销售。经过引入独立第三方进行技术审核，结果令世界瞠目。华为路由器产品的核心源代码与思科截然不同，但是在用户界面、命令接口、产品外观等边缘技术与设计上，却与思科产品完全类似。华为的技术攻关很快奏效，拿出了全新版本的设计交给第三方审核。事实证明，华为完全有技术能力拿出自己的设计，只不过是一种跟随策略的惯性，使华为忽视了边缘技术模仿所能带来的麻烦。2004年7月28日，思科与华为各自发表声明，宣布这场持续一年半的官司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结束。
可以说，思科诉讼是华为全球化战略的一个分水岭。思科诉讼，使华为直接体会到了结盟的战略意义。在进入陌生市场时，华为与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因为对方更了解本地市场。任正非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他说：“我们要韬光养晦，要向拉宾学习，以土地换和平，宁愿放弃一些市场、一些利益，也要与友商合作，成为伙伴，共同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共享价值链的利益。”
王育琨认为，“土狼时代”一个战术层面的权宜之计，成了全球化时代战略层面的指导思想。一个不甚规范的操作，成了华为建设合作伙伴关系的贯通原则。这是血的代价换回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