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是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民族，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关于他们的活动情况文献记载较少，而且零散，加上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的迫害和歧视，许多真实情况难见于史册，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展开地区性、专题性研究，充分发掘地方资料，探讨新问题，这将对全面研究中国回族史起到奠基和开创性作用，能使回族史反映我国回族的整体状况。为此，拙文将对陕西回族史上的几个问题提出讨论，以求指正。
一、陕西回民在中国回族史中的地位
陕西回民是中国回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更具有重大影响。过去，陕西的大部分地区都住有回民，而主要分布地区在长安及其附近的关中地区，所谓“八水绕长安”的大小八条河流域，更是回民主要的分布地区。所以，传统习惯上多把陕西回民称为“长安回民”。现在，从东起河南开封、郑州，西至边城伊犁、喀什等城镇，均可碰到自称“长安回民”的从事各种职业的劳动者。细问起来，他们并非全系祖籍长安，而是陕西关中地区的回民迁居该地后的后裔，但以“长安回民”为自豪。这里所谓的“长安回民”，实际就是陕西回民。长安回民不仅在国内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就是在国际上也是闻名遐迩的。
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六：
（一）陕西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东部，东连中原，是东西南北交通会集之所，而长安又在东西交通的主干线上，为交通枢纽。自周、秦以来，长安就是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城就设于此。汉张骞开中西交通大道，就是从长安出发，返回长安。因此，无数东来西往的人汇集长安，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吸引世界各地人民。唐代以前，中亚、西亚、南亚地区先后产生了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等，并广为传播，各种宗教职业者和信徒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把宗教带到长安。有的宗教在隋代以前就在长安建立了活动据点寺庙，进行传教和文化交流，并由此而传播到全国各地，长安在全世界负有盛名。
（二）伊斯兰教创建和兴起的时间，正值中国隋唐之交。创始人穆罕默德曾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为此，穆罕默德的信士们把通使中国当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多次历经险阻，前来中国。至唐高宗时，大食国使臣正式到达长安。《旧唐书·高宗本纪》：永徽二年（651年）“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献。”《新唐书·西域大食传》亦记：“永徽二年，大食王徽密莫末始遣使者朝贡”两书在此皆用“始”字，说明大食使臣来到唐京城长安始于这一年，也就是说穆斯林到达长安始于永徽二年。密莫末，意为穆斯林之王，当时在位者为穆罕默德第三代继承人奥斯曼（在位时间为644-656年），派遣使者来唐的正是这位大食国王。上引书中还记：开元初大食使臣“复遣使献马”，并说“国人止拜天，见王不拜也。”至此，唐朝政府才接触到伊斯兰教的仪礼和习俗。
据新、旧《唐书》和《册府元龟》记载统计，从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7年中，大食国派遣使臣来中国达37批，其中有官员、首领，也不乏商贾、行旅。这些人来到长安，有的长期留居，从而把伊斯兰教传到长安，长安成为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最早地区之一。
（三）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回师时，从中亚、西域带来了大批色目人。色目人包括数十种民族，其中有不少穆斯林。蒙古人称他们为“答失蛮”、“木速蛮”，其中有的人被称为“回回军匠”和“回回炮手”等。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成吉思汗占领河西，次年攻占临洮、西宁、河州，对西夏政权形成围攻之势。在西夏灭亡前夕，成吉思汗病死，其后大批西域色目人暂时留居在甘、宁、青地区。太宗窝阔台二年（1230年），蒙古军继续向东扩张，先后占领凤翔、宝鸡，直至韩城、蒲城一带，夹攻长安，随着蒙古军东进，大批西域色目人中的“回回”陆续进入关中，陕西成为蒙古军灭金、攻宋的进军通道和后方供应基地。太宗次子阔端从河西出兵接连攻下秦巩、成都后，复回凉州，拥兵控制西北、西南数省，遥领陕西。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十月，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长安；次年，益封秦王，长安设安西府，六盘山设开成府（夏宫），实际上是把阔端太子（已传至只必帖木儿）辖区占领，并接管了大批军队。只必帖木儿仅留永昌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安西王辖区的军队中有不少穆斯林，大都是从西域来的。
（四）明嘉靖至万历年间，陕西咸阳渭城经学大师胡登洲（1522-1597年）在长安地区创办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教宗教职业人才，振兴宣传伊斯兰教。一时，西安化觉寺巷清真寺和学习巷清真寺成为学习伊斯兰教经典、研究伊斯兰教的活动场所，人才济济，空气活跃，大批学生从这里穿衣（毕业）分赴各地应聘充任掌教阿訇，不仅在本省，而且扩大到外省。清真寺由中心城市向小城镇、乡村扩散，宗教活动向制度化、正规化发展。学有成就的阿訇不仅在本省主持清真寺开学讲经，有的还被邀请至外省开学，开展传教活动。经堂教育的创立，不仅使长安成为陕西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而且还影响到全国。陕西出现了号称“十三省阿訇”、“十七省阿訇”等经学大师，就是因为他们曾在十三省、十七省开学讲经而获得这种崇高的尊称。陕西经堂教育在我国回族的形成、发展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五）由于以上所述的各种原因，至清代中叶陕西已成为全国各省中回民人数最多、力量最大的省份。据记载，当时陕西全省回族人口已达七八十万，居各省之冠。清真寺在关中地区约有800余所，这种状况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回民人口的增加，加上经济方面形成的独特之处和优势，在全省乃至全国经济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回族人民为反抗明清王朝的压迫和剥削，积极参加汉族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并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明末，陕北米脂人李白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中，回族人马守应率领的“回回营”转战各地，战斗数十年，建立了不朽功勋。咸丰年间渭南等地汉回农民为反抗官府的盐课摊派苛捐杂税，联村向官府“交卸农”，进行“罢农”运动，给官府以严重打击。回民通过历次斗争，锻炼了自己，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六）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关中地区的回民在太平天国和云南回民起义的影响与推动下，掀起了反抗满汉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和屠杀政策的斗争，数十万回族人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参加了这一战斗。起义带动了整个西北各省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战争，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推广到整个西北地区。起义虽然被反动的清王朝镇压下去了，但数十万回民转战数省，战后又被清军强迫安置在各省，在那里落户了。至今他们有的还以原籍陕西使用过的村庄名称称自己的村名、庄名。陕西回民通过这次斗争，以自己英勇的战斗精神和为本民族生存表现出的伟大牺牲精神，影响和教育了回族人民，同时为中国回族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
由上述可见，陕西回民在中国回族史上有着光荣的历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伊斯兰教和回族
民族和宗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分属于社会和文化两大范畴，一个民族可以信仰几种宗教，几个民族可以信仰一种宗教。然而，在特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中国回族，同伊斯兰教联系密切。有人说，伊斯兰教在中国回族形成中起了组织作用，或者说是纽带作用。不管怎么说，关系密切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回族史，毕竟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除回族外，还有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他们同信一种宗教，但分属不同民族。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当中，所有穆斯林并非都发展成为今天的回族，有的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因此，研究伊斯兰教传播史应同回族形成史适当区别开来。
过去有些研究回族史的人总是把族源追溯到唐代初年大食人来中国。甚至更远，以为大食使臣到达长安，就是回族历史的开始，这是不科学的。从永徽二年到元末明初，应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时期，只是到了伊斯兰教同“回回”这个族体完全统一起来，即“回回”这个名称中再不包括尚未接受伊斯兰教的回鹘人后，回回才有了严格的科学概念，元代史书中的“回回”，有时还指回鹘。《元史·顺帝纪》至元六年的记载中，还将答失蛮与回回并列，此回回也不是科学意义中的回族。
从永徽二年到元末明初的700多年间，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曲折的道路，陕西地区尤为明显。
从唐永徽二年开始，大食使臣陆续来到中国，带来了伊斯兰教，至开元初已有8批。然而，至此时唐朝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是极为肤浅的，为朝见时的礼仪问题还发生了争执，“其使谒见，准平立不拜”，“自云在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唐朝只好让步。那么此前60年的仪式是如何进行的，大食使臣是否坚持了这一点，不得而知。
杜环《经行记》首次记载了伊斯兰教的礼仪习俗。环是杜佑的族子，天宝年间随高仙芝西征，居国外12年回国，将其经历写成《经行记》。杜佑节抄数段附于其着《通典》卷一三九《西戎·大食》条下：
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壤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虏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伐，为敌所戮，必得生（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法唯从宽，葬唯从俭。又《大秦》条下记：
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大（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
杜佑《通典》成书于元和七年（812年）前，当时大食使臣来中国的至少已有37批，包括白衣大食和黑衣大食。人数最多的还是大食兵。至德二年（757年），唐肃宗平安史之乱，收复两京，《旧唐书·代宗纪》称：广平王“率朔王、安西、回纥、南蛮、大食等二十万以进讨”。《册府元龟》卷九七三记为“朔方、安西、回纥、大食兵十五万”。大军收复长安后，就东下攻克洛阳，未在长安留兵。但事后留长安者亦当不少，其中当有大食兵。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三年（787年）条记：“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来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而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白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此胡客包括内容复杂，有西域诸国使。但从“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回国，则当在回纥以西，包括阿拉伯穆斯林。此时波斯已为大食所灭，波斯人亦多改信伊斯兰教。由此可见，这批“胡客”中至少有一批信仰伊斯兰教者。唐朝将他们编入神策二军后，授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这批人编入唐军后，是否能坚持其宗教信仰，进行宗教活动，很难肯定，至少当时的史书中未记载其宗教活动情况。那些“王子、使者”也未成为宣传其宗教的经师。
唐朝政府同过去的王朝一样，对外来宗教持宽容态度。从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当时京城活动的宗教有佛教、景教、摩尼教和祆教等，但时至今日，长安还未发现有伊斯兰教的任何宗教遗址，也没有佛教活动的记载，可见其势力相当弱小。从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思想确定后，历代王朝都以儒家学说为正统的统治思想，虽宽容外来宗教，但以不损伤正统思想为根本原则。就是在十六国时期，后秦“事佛者十室而九”，然终不能改变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当外来宗教学说触犯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时，朝廷就采取毁寺等报复政策，给予严重打击。佛教多次受到这种打击，原因也就在此。唐武宗会昌五年（846年），唐朝又进行了一次毁寺活动。除打击佛教势力以外，“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这一条下注：引敕文云：“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伊斯兰教既然是外来宗教，势力虽小，也不能听其发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然难免这次打击。
更大规模的打击发生在唐末。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时“宫女数千迎拜”，居民“但务安家”。《旧唐书》卷十九《僖宗本纪》亦称：“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但是唐朝各路勤王军于中和二年（882年）云会京师，对长安展开了抢掠烧杀活动，“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阊里，十焚六七。”接着，“乱兵复焚，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光启二年（889年）唐将王行瑜还长安，“纵兵大掠”，“民吏剽剥之后，僵冻而死（者）敝地。”天韦占元年（904年）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为丘墟矣”。经过这十多年的战火和破坏，盛世景色化为灰烬。韦庄《秦妇吟》叙述当时景况云：“华轩绢毂皆销魂，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从此，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历史已经结束，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都城也就不复存在了，各种宗教寺庙和宗教人士经过这样的破坏和打击，难以幸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势力弱小的伊斯兰教岂能例外。
唐朝广开西域，当时来长安的大食等国穆斯林总数不过数千人。乾元元年（758年）势力达到最盛，“回纥使多乙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长闹文等六人并朝见，至阁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左右，从东西门并入”。此事发生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回纥使团达到80人，而大食使团仅6人，阵容明显反映大食少于回纥，而且，大食使者来长安，史书多有“放还番”的记载，即入官进贡后即令其归国，留居者远不如回纥、九姓胡等族多。这些使者商人即便留居中国，当时也称其为“番商”、“番客”，不视为中国居民。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取得中国国籍。当时仅有像李彦升这样的个别人，在儒家思想和外来思想的交流中，放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接受了中国文化，于大中元年（847年）考取了进士。考取进士本身，就是接受儒家学说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