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离阳关千六百里，合今九百华里，距离不远。地沙卤少田，与龙勒县的地理条件相近。畜牧，有驴马、橐驼，《匈奴传》记匈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赢……”两者有相似之处。根据这些记载分析，汉龙勒县不见龙勒人，而在其西九百里出现了楼兰人，又称其海为牢兰海，可见牢兰、楼兰都是同音异译。楼兰又与龙勒音近，也应是同名异译。由此可见龙勒、楼兰，就是一个民族，原在阳关东，当地人称龙勒，后西迁至阳关西，汉称其国为楼兰，楼兰国是龙勒人西迁后征服当地土着居民建立的政权，其西迁年代似在汉初。楼兰人的原居地还在漠北。《汉书·李陵传》记：天汉二年，汉武帝诏李陵由居延出兵北上，至浚稽山南龙勒水上。龙勒水在居延北千余里，距汉龙勒县二千余里，龙勒水大概就是龙勒人的原居地。他们由龙勒水南迁，先到敦煌一带游牧，汉初西迁至阳关西，征服当地土着居民，建立起楼兰国。现在发掘的楼兰遗址，是原土着居民的文化遗址，并非楼兰人的遗物。
（十）焉耆人
《骠骑列传》记：骠骑将军“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又记：封其裨王“鹰庇为煇渠侯”。焉支山，《前汉记》作“鄢耆山”，《汉书·匈奴传》作“焉耆山”，可见焉支亦称焉耆。“鹰庇”，《汉书·霍去病传》作“雁疵”，《史记》、《汉书》表分别作“应疕”、“应疵”。焉、雁、鄢、鹰，古音相近。庇，《索隐》“必二反”、“疋履反”，《汉书》师古注：“疋履反”，云“其字从广，非庇荫之庇”。可见本音为疵，庇、疙皆为误写。因此，雁疵音同焉耆，霍去病传记，春季译为焉支（耆），秋季又译作雁疵，焉支山实即雁疵王部落所居之地。至于有人把焉支作“胭脂”、“阏氏”解释，都是附会，并非本意。
焉支（耆）为汉兵击败，雁疵王降汉得封侯爵，河西从此再不见焉耆人的活动，而后来在西域出现了焉耆国。如前所述，今焉耆地方战国时为敦薨人活动之所，西汉时又出现了焉耆国，令人难解。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的敦薨人，至后期至少有一大批人迁居于敦煌一带。而焉耆人原居于焉支山（今大黄山），被汉军击败，首领降汉后，部众大量西迁，至今焉耆地区，征服当地土着，建立政权，仍称为焉耆。焉耆是河西焉支山的焉耆人建立的政权。
（十一）匈奴人
《匈奴列传》记，汉文帝三四年间，冒顿单于命右贤王向河西击月氏，“灭夷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这是匈奴占领西域的开始。右贤王攻击月氏，自然带着原先已进入河西东部地区的匈奴兵，并在河西地区广泛裹胁其他民族的精壮，一并进入西域。以后，匈奴统治西方的王将是右贤王、西边日逐王等，范围从上郡以西至乌孙；又于焉耆、危须、尉犁间置僮仆都尉，以统西域，所以不断从河西强迁的匈奴人自然不少。
除上述外，还有几种民族可供进一步研究。
《逸周书·王会解》载《伊尹献令》：“正北着大夏、莎车、月氏”。此书是战国时的传说记录，大夏、月氏在战国时居于河西，与其并列之莎车当在同地。此莎车与《西域传》中的莎车国如不是偶合，可能有一定关系。
《汉书·地理志》：上郡有龟兹县，本注：“属国都尉治”。师古注：“龟兹国人来降服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龟兹属国为秦代设置，汉因之。如龟兹与《西域传》中的龟兹国为一事，则龟兹国距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秦西界不过黄河，龟兹国人跋涉如此遥远之路程来降秦，恐不可能。此龟兹是否原居于河西，后来一部分降秦，秦置属国以处之；大部分人西迁，在西域又建立龟兹国，龟兹属国居民不会是从库车来降秦的。
又《北史·西域传》：“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钹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还有米国、史国、何国、乌那遏国、穆国、曹国诸王皆姓昭武。大月氏西迁后击败大夏立国，至南北朝世袭不衰，而昭武诸姓国王若不是大月氏人，亦是与大月氏同时西迁之河西昭武人。
以上各族，有的是从河西迁往西域的，有的是从西域迁入河西再返回西域的，有的是从河西南北两侧先进入河西生活若干年之后又迁入西域的，不管迁徙的原因如何，这种迁徙趋向在秦汉之际是十分明显的。在迁徙过程中，有的是举族迁移，有的是分批部分迁徙，但都在河西地区留下了影响，有的留下了遗民。这些遗民虽然离开了自己的同族，但仍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他们千方百计与同族人联系。
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派张骞先使月氏，后使乌孙。汉朝政府不仅同数千里外的月氏、乌孙建立起关系，还通过他们掌握了河西、西域的情况，霍去病两次出兵成功，与月氏人提供情报是分不开的。张骞出使返汉，西域各国派使臣同来，以后汉朝同西域各国的来往更是与日俱增，络绎不绝。汉宣帝神爵初年，汉朝解除了匈奴对西域的威胁，在西域设立都护，更加方便了西域各国来京城的条件。这成批成批的质子、使臣、商旅途经河西，得到同族人的接待，因而留居于河西者为数一定不少。
《梁书·康绚传》记：“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子人侍，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康绚的祖先待诏河西的具体年代虽不可知，其在汉初置都护后不久，大概没有问题。这里还提出待诏的问题，当时从西域各国来的使臣、商旅，不能直至京城，需先在河西待诏，等汉朝诏令下达后，一批一批放行，则河西经常住有一批西域人留居。其中有的得到人京的许可，有的则长期待诏，康绚先世即属于此。还有，允许进京有人数限制，不少随行人员只能停留在河西，其中无力返回或有其他原因不能返回本国的，人数也不会太少。这些人住在河西，有的参与汉朝军政，有的自谋生计，因他们兼通语言，就成了汉朝政府与西域各国进行联系的纽带和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
又据《高僧传·竺昙摩罗刹传》云：“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此云月支人，应是大月氏。“世居敦煌”，虽不能判定其具体年代，至少不会晚于东汉，而其师“外国沙门竺高座”当为天竺人。《资治通鉴》记：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冬，“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明帝遣使求佛，在永平八年前，此年为佛书和沙门到达洛阳的时间，使者往返必经敦煌，所以佛教在敦煌得到合法传播，不会晚于此时。竺高座虽非东汉时人，但其同族到敦煌者当会很早。《西域传》记宣帝时“遣谒者竺次”使乌孙，竺次应是天竺人。
《后汉书·窦融传》记：更始时窦融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当时的敦煌都尉辛彤，酒泉都尉为竺曾。辛彤大概是辛武贤的同乡，而竺曾确为天竺人无疑。竺曾在新莽时能担任都尉，可见其汉化程度很深，则其先世居于河西至晚在西汉中期。天竺人到河西，又可能通过月氏人以为媒介。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轩县，注释家多公认是西域黎轩人来此居住，因以为县。骊轩人善幻术（魔术），当时西域诸国争求骊轩幻人献于汉朝。骊轩县之骊轩人恐非举族迁徙，而是诸国贡使所带来的骊轩幻人在河西待诏期间留居于此，因而得名。骊轩人以幻术知名，所以诸国贡使虽是主人，没有留下国名，而其所带骊轩人却留下了族名。晋朝时凉州张氏曾攻骊轩戎，可见其人不少。
不仅西域葱岭以西诸国有留居河西者，其东也有。《汉书·赵充国传》记：酒泉有媾、月氏兵四千。此媾即蜡羌，当然来自阳关以西。东汉末年凉州胡王有白虎文，此白姓为龟兹国姓。《晋书·沮渠蒙逊载》记：蒙逊之母为车氏。车为车师国之姓。沮渠蒙逊之父仅仅是一小吏，不可能到车师国中求亲。东汉初年匈奴胁车师等国人攻河西，河西城门昼闭，因而车师人留居河西不会晚于此时。至魏晋间车师人久已汉化，才能和汉化之卢水胡人结成婚姻。
另外，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安氏，在居延服役。安姓在汉代并非大姓，何以在居延如此多见？有人以安氏为安息国人，也不见妥当。实际上楼兰、乌孙、月氏中都有安姓，居延汉简中的安姓，可能与此有关。
《后汉书·西域传》论及汉朝与西域的关系时云：汉朝“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种情况，不仅仅是西域，恐怕河西也是如此，河西是胡商贸易的重要地区。《三国志·魏志·仓慈传》记太和中仓慈任敦煌太守时所经情形云：“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此虽为三国时事，但敦煌等郡与西域诸国的往来已有很久的历史，仓慈正是纠正以前地方豪族苛待西域诸胡人的行为，并为西域胡人提供方便而着名西域的。从汉武帝开河西，通西域之路，直到东汉灭亡，不少西域人走过这条路，也有不少人留在河西。魏晋十六国时期出现在黄河流域的所谓“杂胡”，大多数是先与河西诸族融合，后来迁居中原的。
三、河西是汉朝经营西域的通道、基地，又代表朝廷兼管西域
汉武帝最初开拓河西的目的，是为了通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反击匈奴；后来发展到隔绝羌胡，断匈奴之右臂。但事情的发展大大超过原来的预料，河西不仅仅成为汉朝建设和经营西域的通道，而且成为重要的后方战略基地和物资供应仓库。
元封后期，汉朝在河西路上的交通设施大体完成，亭鄣已延伸至玉门，每年有大批使臣、商旅行走在这条路上，羌、匈威胁已基本解除，但是此时河西人烟稀少，物资供应仍然困难。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西征大宛，中途败退敦煌。次年，汉朝政府增调大批军队继续西征，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胜利，另派数十万人为军事服役，太初三年屯驻河西的戍卒、负私从者猛增至二十余万人，河西居民的民族成分顿时起了根本变化。这批移民，绝大多数是中原各地的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他们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高超的生产技术，这种迁徙是劳动力、生产技术同时输入。他们又是秦、汉政府封建制统治下的农民，本身已习惯了汉族封建文化和社会制度，一进入河西，就以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迅速发挥作用。十余年间，河西地区形成了强大的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经济力量，彻底改变了过去落后的经济状况。太初以后，河西屯田已西进至仑头（轮台），汉朝在这里置田卒数百，护田积粟，供应使者。
至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就提出从河西迁民于西域，扩大西域屯耕的意见。《资治通鉴·汉纪》记其事云：“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司马为斥候，募民壮健敢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这一奏言的本身说明河西人口经济初步发展起来以后，农产品不仅供给来往于河西的军队、使臣、商旅等，而且还要抽调人力在西域广开屯田，支援西域发展生产。此事因汉武帝已到暮年，无力扩大对西域的经营，下诏停止，但他的后继者仍在进行。
宣帝继位以后，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争加剧，匈奴欲夺乌孙车延、恶师地，乌孙要求汉朝出兵合击。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五将军二十余万人并出塞击匈奴，其中有两路分别从酒泉、张掖出发，这六七万兵力的军粮无疑由河西供给。地节二年（前68年），汉朝攻匈奴车师地，郑吉由西域发兵北上，又命张掖、酒泉各出骑兵至车师北以为声势，河西地区从人力、物力上一直支援经营西域的事业。神爵初年，汉置西域都护以后，西域诸国每年来中原的使臣增多，河西地区承担的供应任务更加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