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所谓西羌，至少可以这样看，它是从商代以来或者更早时候开始，从各地迁至河湟及其附近地区的许多部落，到秦汉时期，大约已有千年左右的历史。以“羌”或“西羌”相称的这许多部落的内部成分，是极为复杂的。古代曾以狄、羌、戎、夷等字概括，若按现代的语言系属划分，它包括阿尔泰语系所属的若干语族、语支的一些部落，更有汉藏语系所属的许多语族、语支的部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从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来看，在这个区域内的文化类型，也是丰富多彩的，不仅反映出文化类型的多种多样，还可窥视探讨其来龙去脉的一些线索。这些情况说明，这许许多多被称为“西羌”的部落，他们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先后移居该地后，开始并没有血缘关系，也不操同一种语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相互接触、相互交往，来建立新的关系。
恩格斯在论述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时曾经说：“他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面。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接着又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是对另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种状况，只有到了国家政权形成以后，亦即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统治确立以后才能改变。
易洛魁人是血亲相近、语言相通的若干部落，其人民还在这种部落组织中生活了数百年之久，“尚未越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社会组织”，更何况族源极其复杂的西羌。
西羌的发展史上，也曾有过数次建立强大联盟和国家政权的尝试，但都没有坚持、巩固下来。第一次是无弋爰剑，他通过自己的亲属领导各羌部落，首先把河湟为中心地区的羌人部落联合起来。但数世以后，印羌西迁，“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听之”，大联盟体即告解散。后来到了研，也有一次建立新联盟的尝试，同样也未能巩固下来。只是到了西汉武帝时先零羌强盛壮大起来，以先零为核心的血亲集团成了西羌的中坚，这样，暂时的或较为持久的各种联盟体相继建立起来，使西羌的力量变得空前强大。战国时期，许多西羌部落在形势与己不利的时候，就纷纷远徙，可见他们的内聚力很弱，共同性也不多。但到先零兴起以后，至少在河湟地区的诸羌部落中统一的因素在逐渐滋生发展，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还未能跨进形成统一民族的阶段。阻碍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原有的各部落语言、血亲以及习俗的差别，无疑是阻挡向统一方面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而这些正是形成统一民族所必备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和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等四条原则不可缺少的内容。
其次，地理条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社会发展速度的决定性因素，但它是不能忽视的、经常必要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唯物史观的原则。
历史上中原王朝在开疆扩土的过程中，曾“西逐羌戎”、“西逐诸羌”，把西部的许多部落又向西推移，于是甘肃、青海的部分地区就成了接连不断的移居区。后来所称的“羌中”，就是这样形成的。据汉代史书记载，羌中地区包括的范围，东起武都、广汉、蜀郡西部，西北至祁连山南北。羌中是因羌人所居而得名，但羌中地区的居民原来并非全是羌人，而是经过长期杂居逐渐羌化的。羌中地区的地理条件，与中原地区相比相差甚远。羌中的范围大部分在青海高原上，部分在甘肃东南的南山，海拔大致在2000米以上，最高的居民区达5000米左右。空气稀薄，气候寒冷，不仅无益于人畜的生长发育，也影响着各种植物的生长。
在这些高原地区，又多是山脉纵横，有的地方更是山高谷深，阻碍着人们之间的交通联系。地理环境如斯，发展农业受到种种限制，饲养、狩猎和畜牧业成为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生产部门，也是取得生活资料的主要途径。羌中地区也有可以发展农业的地方，主要是湟水流域的川谷地带，河关地区的贵德、循化等地，但因地高天寒，全年无霜期短，土质坚硬等因素，使发展农业受到很大限制。远不能同中原相提并论，产品品种单调，产量不高，耗费大量劳力加上生产工具简陋，生产水平低下，农业生产不足以取代畜牧业生产，呈现农牧并存、相互补充的格局。
汉武帝在向西扩展疆土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西羌顽强的抵抗。汉朝出动10万军队击败了羌人，占领了湟水流域，把羌人驱逐到条件更为艰苦的西海、盐池附近，使羌中第一个农业区成为汉朝政府的统辖地。东汉时，汉朝为了消灭烧当羌，进兵大小榆谷，广设屯田，置归义、建威屯田27部，东西邯屯田5部，留逢屯2部，合34部，这又使所剩的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全部转为汉朝屯田辖区。虽然东汉在此屯田时间维持不长，但对西羌的农业生产，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主要还是依赖于生产的发展，从而是物质财富的增加。生产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地理条件。西羌的地理条件，就羌中来说，不是越来越好，而是变得更差。《汉书·王莽传》记中郎将平宪的话说：羌豪良愿等种，“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蕃蔽”。汉朝官吏的这些欺人之谈，虽系编造，却反映出汉朝任意侵占羌民“平地美草”的客观事实。这种事例，在史书中不乏记载，俯拾即是。失去肥地美草的羌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远依发羌”，“依发羌居”，到条件更恶劣的地方去谋生，结果人口越来越少，生产越来越后退。从前强大的部落，最后沦为残部、弱部甚至无力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阶级的分化对立和国家政权的建立。“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这种权力的形成，必须以经济基础为条件。地理条件因素是生产发展的主要条件，羌中地区的地理环境在古代一直影响着生产的发展，阻碍西羌各部落向更高一级社会形态过渡和农业文明的到来。
再次，汉王朝对西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利于西羌部落共同体沿着自身规律继续向前发展，而只能在与中原王朝边疆政策和民族政策相一致的前提下同步前进。汉朝在羌中地区相继建立起政权机构以后，不论塞内或塞外的羌人，都成了汉王朝的臣民。他们虽然还保留着部落名称和部落组织形式，却同以前的情况大相径庭。部落成为郡县管辖下的一种社会基本单位，较大的部落受汉朝政府直接管辖，不会形成与中原王朝并行的，由部落、部落联盟进而发展为独立政权的国家结构。汉朝政府对西羌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说，改变了西羌社会发展的步骤和方向。
汉朝与西羌的正面接触发生在西汉景帝时。当时西羌的许多部落受匈奴的奴役，为了摆脱匈奴统治，西羌请求汉朝保护，汉朝将其迁徙到陇西郡边塞，与参狼、白马、牦牛等羌连接起来，在汉西南边塞形成了与汉郡县毗邻的连接地带，其中有的在汉朝庇护下为汉守边、保边，称守塞羌或保塞羌。直接与汉毗邻，不仅摆脱了匈奴的奴役，而且为汉朝同西羌交往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汉朝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传人西羌，西羌的许多物产源源不断流人中原，这对双方很有利。
后来，汉朝的拓边政策不断向西羌地区深入推进，扩大陇西郡，增设武都郡，又设立了金城郡等，在许多西羌居地设置郡县管理羌人，封其部落首领为王、侯、君、长等官号和爵位，这对西羌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郡县和部落首领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有的是权力之争，而更多的是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的差异和农牧业经济发展特点的不同。羌人要保卫自己传统利益，汉朝要扩大封建政权的管辖范围，所以矛盾激化，导致战争。西汉时发生过四次战争，东汉时期堪称连年不断。战争的结果，基本上是以羌人的失败而告终的。
失败以后的羌人，有的远徙，有的被迫内迁，沦为官吏豪绅的奴婢。东汉初年，“凉州部皆有降羌”。尔后，发展至三辅、并州等地。这些人，“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还有大批人被编为汉朝的羌兵、羌骑，东征西伐，流散各地。这些内迁者，或虽有部落虚号，实际已与所属的部落基本脱离，成为汉朝政权管辖下的臣民。东汉时期，羌人在反抗东汉政府压迫剥削的斗争中，虽有许多部落名号，但部众多散居各地，很难组成一支以整个部落为单位的力量。居地不仅“与汉人错居”，而且诸羌部落也是互相杂居。在这种情况下，羌人要返回原先部落的发展阶段，沿着固有规律发展，已是根本不可能了。
徙居远塞的部落，除与汉朝关系脱离者外，大都因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部落制也不能按其原有的道路发展，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国家政权，而只能按部落自身条件发展。随着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建立起局部地方政权，如南北朝时期的邓至、宕昌、白兰国等，要建立统一的西羌政权，是根本不可能了。这就是说，当汉朝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传人西羌地区以后，在西羌社会当中立即产生了解体作用，它本身已不可能沿着原有的规律缓慢地发展下去，客观形势促使它跟着汉朝封建制度的节奏跳跃前进。
总之，西羌的部落组织本来应该按照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规律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向民族方向发展，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主观原因是西羌本身原来并非是由单一的血亲氏族组成，而是由多元构成的、内容十分庞杂的许多氏族组落组成，要形成特征相同的共同体，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中原经济、政治的影响，不能等待着他们的缓慢发展。客观原因是居地地理条件较差，生产发展缓慢，剩余品很少，商品交换极不发达，影响着各部落之间的交往。为了争夺肥草沃地，部落之间战争频繁，破坏生产发展，更加重了各部落的贫困化。汉朝政府对西羌的政策，和同西羌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是以先进的社会制度影响其落后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不是促进其部落组织继续存在和发展，而是催化部落组织的瓦解，加速其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催化、加速其解体的过程对羌人来说是痛苦的，代价是惨重的，但结果使其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入另一种更先进、文明的社会形态。
（原载《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