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既要研究中原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边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第一，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中原王朝在某一时期的边疆民族政策，必然影响各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边疆各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又影响着同中原的关系。因此，全面研究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深入了解，进一步探索其发展规律，而且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
一、匈奴与西羌的接触线
各民族之间发生关系的途径是多方面的，然而，最方便、最频繁的还是在相邻地区。因此，在讨论主题之前，先要明确双方的接触线所在。
匈奴与西羌的邻接地区，一般常引用《史记·匈奴列传》的一句话：匈奴“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这条资料是不错的，但有它一定的时间性。
匈奴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河套东部草原的一个多部族国家。《匈奴列传》记：“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索隐》：三国指燕、赵、秦。燕、赵居东，与西羌绝远。秦的西境在陇山一带，自穆公得由余，降服西戎八国，后来置北地郡，辖今甘肃东北和宁夏地区，北与匈奴为邻。至于西羌，据《后汉书·西羌传》记，当时的活动中心在河湟地区，其中有的向东南迁徙，有的向西南迁徙，但未见向北发展者。可见战国时期，匈奴与西羌并不接壤。
秦统一六国，秦始皇用“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建立起包括今河套地区的北部防御线，并广开屯田。秦又“西逐诸戎”，使“众羌不复南度”。此“不复南度”应理解为羌人不得从陇西郡塞以南向北进入陇西郡地区。陇西、北地郡以西，即大河之西，则是统领河西地区的月氏族。当时月氏势力很强，匈奴头曼单于为了结好月氏，曾以其太子冒顿人月氏为质。这里虽有其他原因，但就送质子本身说明两者强弱对比。秦与月氏介于匈奴、西羌之间，自然阻碍着后者相互之间的联系。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匈奴冒顿杀父头曼自立。同年，秦将赵高与二世合谋杀害封疆大吏蒙恬，使秦西北防务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为匈奴骑兵南下提供了可乘之机。接着是楚汉相争，中原王朝无暇北顾，匈奴贵族长驱南下，不仅占领了河套地区，往来于北地新秦中，还多次深入陇西地区抢掠。在大河以西，匈奴击败月氏，占有今景泰、贺兰县等地区。这样，匈奴在河东的陇西与河西的贺兰地区与西羌接壤，《匈奴列传》所记匈奴西接月氏、氐、羌，正是这时的情况。
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冒顿单于使右贤王西击月氏。这次行动，不仅驱逐了统治整个河西地区的月氏，而且还深入西域，“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使河西和西域皆成为匈奴的势力范围。当时河西走廊的南侧是西羌的活动区，婼羌是西羌的一个大部落，婼羌西南的昆仑山中，“其种类氐、羌行国”。《三国志》注引《魏略·西戎传》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邻。”此虽记三国时事，但也是汉代的情况。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葱岭新疆塔什库尔干发现的墓葬中，有大量羌人遗物，证明羌人曾活动于此。匈奴接西羌，从陇西郡西部直达媾羌，另外还可通过西域南路诸国与昆仑山中之氐羌行国发生联系。
从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开始，这种状况逐渐起了变化。汉朝派霍去病出陇西，西击匈奴，先后击败了匈奴的须卜（速濮）、稽且、休屠、浑邪、得等部，在河西走廊出现了“空无匈奴”的局面。后来，汉朝又在河西进行移民屯田，设置郡、县，把令居至酒泉地区管理起来，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通联系。不久，这条管辖线又延伸至敦煌、楼兰，限制匈奴与西羌的接触。至汉宣帝时，匈奴与西羌的接触线全被切断。
西汉后期，匈奴与西羌间的接触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渠道，即在安定郡形成了匈奴与羌人的杂居区。安定郡原无匈奴，也非西羌之地，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朝安置休屠、浑邪部匈奴降众，曾在此设置安定属国，这由卢芳的自述可以证明。《资治通鉴》卷四十注引《汉纪》云：卢芳“曾祖母，匈奴浑邪王之姊也”。浑邪王于元狩二年降汉，汉封其为漯阴侯，部众分置属国以处之，其姊可能是被安置于安定郡的匈奴人。新莽末，安定属国胡、羌暴动，胡是指匈奴，羌即羌人。此羌人来源：一是休屠、浑邪王统治河西时的属部，二是后来从陇西、天水等地迁去的。《东观汉纪·卢芳传》记卢芳有众数千，《后汉书·冯异传》记降者万余人，其中包括匈奴和羌人。羌人居住于安定，就便于同匈奴往来，后来卢芳兵败亡入匈奴，自然带走了一批羌人。
东汉时期，匈奴与西羌人的接触区移到汉朝北部边缘郡县，当时又称这批东迁的羌人为东羌。
新莽初年爆发的湟水流域先零羌的起义，一直持续到东汉初年，势力遍布金城、陇西二郡。建武十一年（35年）东汉政府出兵镇压，陇西太守马援击败起义的羌民，徙其众八千余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开大规模迁徙羌人于内郡的先例。以后这种大规模的迁徙还有四次：一次是永平元年（58年），窦固等徙烧当羌五千于三辅。二是章帝建初二年（77年）夏四月，徙降羌于河东，人数不详。河东郡属司隶校尉部，治安邑，辖汾水、涑水流域二十县。二是永元十三年（101年）护羌校尉周鲔等击败陇西、金城羌，徙降众六千余口于汉阳、安定、陇西等郡。四是建宁二年（169年），冯禅等徙汉阳降羌四千人于安定、汉阳、陇西三郡。总共五次，人数约二三万口。
实际上不见于史书记载的迁徙还多。如《晋书·姚弋仲载记》记：姚氏祖先原为烧当羌的后裔。传至滇虞，为汉将马武所败，逃亡出塞。又传至迁那内附，汉封其为西羌校尉，归顺王，居于陇西南安赤亭。姚薇元先生认为此滇虞即烧当羌首领滇吾。但窦固击败滇吾，滇吾率众远去，汉置其降众五千于三辅，并未见置于南安赤亭者。以后滇吾又降，未见置于何处，而陇西南安成了一大羌人聚居区，可见原置于此的羌人不少。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东汉政府不断从羌人中征发羌骑、勇士，参与攻击匈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这批人无法返回原籍，留在北边守塞者人数不少。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耿秉等西击匈奴，从酒泉、敦煌、张掖、武威、陇西、天水等郡募集羌胡兵数万；同时出兵的还有祭肜，所部有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又如章和二年（88年），窦宪、邓鸿等发缘边十郡骑士、羌胡兵击匈奴于涿邪山，此羌胡兵中就有不少西羌人。这些西羌兵在战争结束后不得返里，被留戍边，因而“远屯不还”就成为羌人担心的事。永初元年（107年）爆发的西羌大起义，导火线就是因汉朝政府征发金城、陇西等郡羌出征西域，诸羌恐久不放还而引起的。
更大规模的迁徙，还是在三次羌民大起义期间。东汉时爆发的三次羌民大起义，每次卷入的人数总在数十万，进入内郡地区的不下十万。战争波及的地区从金城、陇西、汉阳向北发展到北地、安定、三辅、西河、上郡、河东、河内郡，有的还深入到豫州的魏地和冀州的赵地。通过这几次战争，大批西羌东迁。段颍说：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说明汉朝的北边诸郡，匈奴和羌人已是交错居住。匈奴与东羌频繁接触，又在北部地区展开了。
二、匈奴与西羌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
秦汉王朝历时四百多年，匈奴与西羌的关系伴随始终，不过这中间有许多变化。根据这种变化，可将匈奴与西羌关系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一）匈奴“臣服诸羌”阶段
秦代末年，匈奴冒顿单于即位，东破东胡，西击月氏，使匈奴国家很快强大起来，对四邻形成很大的威胁。
早在头曼单于在位时，匈奴已经开始对月氏实行进攻。头曼将太子冒顿送月氏为质，又想假月氏王之手杀害冒顿，实现其立少子为太子的目的，于是对月氏发动进攻。然而冒顿在战争中逃跑，归回匈奴。战争结束后，匈奴与月氏的关系紧张起来。不久，冒顿杀其父自立为单于，即向月氏发动进攻。此时的月氏所在，当在秦北地郡以西，直至敦煌，战争是从今银川以西的景泰县一带开始进行的。战争的结果，月氏向河西走廊退缩，该地其他弱小部落抵抗不住匈奴的进攻，使匈奴乘虚南下，占领了今兰州和皋兰地区，与西羌相接。《汉书·霍去病传》所记匈奴折兰、卢侯（胡）等部，位置就在今皋兰一带，是匈奴统治的部落。须卜（速濮）在乌逆水以北，当今景泰地区，是匈奴四大贵族之一。单于通过占领这些地方，不仅统治该地各小部落，还对兰州、永登及其以南的羌人实行奴役。
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违约进攻汉之上郡，“杀略人民”，汉朝政府出使交涉。单于责右贤王，使其向西攻击月氏。右贤王这次出兵，不仅将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全部西逐，还征服楼兰等国，从此匈奴进入极为强盛的时期。《西羌传》记匈奴”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正是指此。此时“臣服诸羌”，已经不是原先的兰州地区，而是大大发展了，包括河西走廊南侧和西域南山的各羌人部落。
河西走廊南侧，很早就是西羌活动的地区，这不仅为考古发掘的实物所证明，汉代文献亦屡有记载，《汉书·地理志》记河西地区的诸水都出自南羌中，就是指祁连山北麓。这些羌人在月氏统治河西时属月氏贵族统治，匈奴占领河西，又归匈奴统治。
在西域地方，匈奴设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僮仆”一词，在汉代就是指奴隶，僮仆都尉是汉译，意思是统治部落奴隶的都尉。匈奴统治西域二十六国，婼羌国是其中之一，属匈奴统治，自不待言；而媾羌以西的许多“氐羌行国”，亦应为匈奴所统治。这样，匈奴奴役西羌的范围，向西一直延伸至昆仑南山中。匈奴贵族在西域通过“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就是不断向西域人民收取贡物，满足自己的需要。从以后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匈奴始终拼命挣扎，不甘心放弃，也可以说明西域贡赋在匈奴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匈奴奴役西羌，不断激起西羌人民的反抗。西汉景帝时，湟水下游地区的研种留何羌，不堪匈奴贵族的奴役，向汉朝政府要求内徙，助汉朝守陇西边塞。汉朝政府允其所求，将他们迁居到狄道（今临洮）、安故（今临洮南），至临挑（今岷县）、氐道（今西县西）、羌道（今舟曲北）等县。上述地方都在陇西郡南塞，远离匈奴，可见这些羌人同匈奴的矛盾很大。河西走廊、西域的羌人如何反抗匈奴，史书缺载。但从汉朝开发和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诸羌部落一直支持汉朝，特别是婼羌未曾和汉朝发生矛盾，亦可说是对抗匈奴的一种表现。
匈奴奴役西羌各部落的时间各地不一样。在金城（今兰州）地区，是从西汉初年直至元狩二年（前121年），约八十年左右。在河西地区，从文帝四年（前176年）开始，到元狩二年结束，约五十余年。在楼兰西南，从文帝四年起直到神爵二年（前60年），中间断断续续，直至匈奴西边日逐王降汉，汉西域都护开始统管西域时为止，先后约一百多年。三地区比较，从金城至河西走廊的羌人所受匈奴的奴役最为严重。
（二）匈奴、西羌各自发展阶段
元狩二年，汉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粉碎了从金城至酒泉间匈奴的统治势力，结束了该地区匈奴奴役西羌的历史。汉朝这次出兵的目的，本来是从匈奴右翼打击匈奴，削弱其正面对汉朝北塞的威胁，但汉朝在此取得全胜后，为了防止匈奴再次南下与西羌结合，切断通西域之路，对汉朝造成新的威胁，于是在河西移民屯垦，设置郡县，“瓜分其援”，断羌胡交通之路。汉朝政府的这一措施，在武帝时已经完成，从此匈奴与羌相接的地段全部隔开。宣帝时匈奴失去对西域的统治，匈奴不仅不可能再奴役西羌，就是通使也十分困难了。这样，匈奴和西羌都成了汉朝管辖下的民族，各自在汉朝的支持下单独发展了。
匈奴一方，自元狩年间先后失去河西走廊及漠南地区后，辖地大大缩小了。而且这些地方土地肥美，又邻近汉朝和西羌地区，是进行掠夺和奴役战争的前沿。此后匈奴多次试图卷土重来，并通使传告诸羌部落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妄图重占河西、奴役西羌。但是这一活动被汉朝政府及时发现，并彻底粉碎了。这些失败使匈奴从它的发展顶峰衰落下来，开始考虑新的出路。
汉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前夕，匈奴诸王将就是否降汉的问题进行过一场争辩。左伊秩訾王恳切地说：“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这一席话为单于降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左伊秩訾王所说的且鞮侯单于，即位于太初末年，亦即上述匈奴欲与西羌勾结夺取汉张掖、酒泉地之时。匈奴重新奴役西羌的失败，是它势力日削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甘露元年到西汉灭亡的六十年间，汉朝政府最大限度地限制匈奴掠夺性的战争，支持其发展生产，经常以大批粮食、财物援助匈奴，使匈奴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汉书·匈奴传》记：“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民众益盛”。
在西羌方面，汉朝政府击败匈奴，隔绝羌、胡的战略目标实现以后，羌人不再受匈奴的战争掠夺和奴役，而是在汉朝政府的管辖下，发展农、牧业生产。《汉书·赵充国传》记：仅元康元年（前65年），宣帝使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视察诸羌，当时先零羌的首领提出“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先零羌要求扩大牧场，是生产发展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