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国家是建立在对广大奴隶实行压榨、统治的基础上的。在战争中“得人以为奴婢”，是隶属于奴隶主阶级分散的奴隶；对整个部落征服后由单于分派诸王统治，“赋税诸国”，是部落奴隶。部落奴隶的分布地区很广，人口也较前者多，单于为了进行统治，除派兵监视外，辅以与部落首领联姻，形成第二种婚姻关系网。这些部落首领在本部落来说，他们是统治者，是根据单于的命令对本部落实行奴隶制统治的人，但他们必须接受单于的统治，按时将从部落征收的赋役上缴单于庭，所以又是被统治者。由于单于对各部落的掠夺无度，部落首领从自己和从部落的利益考虑，对单于具有反抗情绪。
匈奴国家在冒顿单于执政时得到了很大发展，老上单于执政时领土扩张达到了顶峰，具体表现是单于派右贤王西击月氏，统治了楼兰、乌孙、呼揭及西域二十六国。老上单于死后不久，军臣单于执政时，匈奴统治下今兰州一带的西羌部落开始请求汉朝保护，在汉朝政府的协助下，东迁至狄道（甘肃临洮）、安故（临洮东南）、临洮（岷县），氐道（宕昌北）和羌道（舟曲）等县。与此同时，居住在今宁夏地区的义渠摆脱匈奴，站在汉朝政府一边，成为汉朝政府守御西北边疆的一支力量。
被匈奴奴役部落大批归汉，始于汉武帝元狩二年。这年，汉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走廊，沉重打击了匈奴右方的武装力量，于是，浑邪、休屠等三十多个部落首领脱离匈奴的统治，归降汉朝，这对匈奴是一次沉重打击。实际上在归降以前浑邪王已经有反抗单于的行动。《霍去病传》记武帝诏书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奔于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诛骁悍。”霍去病与浑邪王接触在元狩二年夏，这次他从北地出兵，涉钧耆（浚稽，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朗扎德戛德），济居延，与小月的酋涂部大战于今酒泉南山，然后东返。经浑邪部落所在地，行程数千里，军粮殆尽，在此能够得到浑邪王部众的资助，以军粮接食，并派兵支援，实在是雪中送炭，对汉军出师获得全胜起了很大作用。浑邪王的这种行动无疑是反抗匈奴贵族统治的一种表现。他不仅自己如此做了，不久还带领邻近的其他部落一起归降汉朝，为被匈奴奴隶主贵族奴役下的部落反抗匈奴统治开创了先例。
乌孙是西域最大的邦国，又是与匈奴发生关系最早、受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家，在西域三十多国中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与匈奴关系的向背，在西域具有很大影响。从元鼎末年汉和匈奴同时与乌孙缔结婚姻关系以后，汉、匈争夺乌孙的斗争一直很激烈，乌孙希图依附汉朝，摆脱匈奴奴役，但匈奴不断加强对乌孙的控制。昭帝末年，匈奴欲出兵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抢夺汉公主，乌孙王与公主向汉求援。汉与乌孙合兵击败匈奴，从此开始了西域各国各部落反抗匈奴，争取脱离匈奴统治的斗争。
就在联军击败匈奴的这年冬季，单于亲自率兵向乌孙复仇，“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匈奴）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三国联合发兵攻匈奴，是奴隶部落反抗大奴隶主贵族的正义行动，给匈奴贵族以沉重的打击，这是匈奴国家所受的第二大重伤。
奴隶部落的联合斗争能够取得很大胜利，其原因除自然因素、汉军协助外，还巧妙利用了单于政权内部的矛盾，在此以前，匈奴因单于继承问题上发生了几次大矛盾。一是狐鹿姑单于即位时，曾约定传位于弟，但弟不幸早死，其子先贤掸应继承左贤王位，以为储副。狐鹿姑背约，立己子为左贤王，以先贤掸为右日逐军，右日逐王居地在今哈密至吐鲁番一带，掌西域诸国。狐鹿姑单于死前，准备传位予弟右谷蠡王，但阙氏伪造诏令，立左谷蠡王为壶衍辊单于，于是左贤王与右谷蠡王愤恨，从此不参加茏城集会。所以，当匈奴出兵攻乌孙，连续遭到惨败时，拥有重兵、驻守西域东部的右日逐王先贤掸按兵不动，未出一兵一卒。后来，单于庭内部争权斗争愈演愈烈，日逐王先贤掸却在吐鲁番地区率所部数万骑归汉，成为汉朝的归德侯，从此西域天山南北各国（部落）全部接受了汉朝的统治。奴隶部落的反抗斗争，加剧了单于贵族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奴隶部落又利用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分裂，打击奴隶主贵族，并摆脱了匈奴奴隶主政权的统治，使匈奴国家更加衰落。
匈奴国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的关系，匈奴诸王大臣说得很清楚。《匈奴传》记：呼韩邪单于归属汉朝前，左伊秩訾王进言“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将此议交群臣研究，一批大臣反对，说：“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所谓“百蛮”就是指匈奴国家统治下的各部落、各族政权。这段自白，充分阐明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思想、感情。奴隶主贵族阶级只能统治别人，而不能受别人统治，奴隶主阶级兄弟之间争权，不在兄，则在弟，挛鞔氏永远统治诸奴隶部落的特权不能改变，如果臣服于汉，就为奴隶部落耻笑，以后将无法统治奴隶阶级。奴隶主阶级竭力维持对奴隶部落的统治，就是因为他们的奢侈生活资源，要从奴隶阶级的身上榨取，阶级对抗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批贵族大臣忘了这样的事实，奴隶阶级正是利用奴隶主阶级兄弟争权、父子争权不断削弱自己力量的机会，联合起来一次又一次打败匈奴统治者，使匈奴政权处于危亡的境地。
东汉时，匈奴统治集团的矛盾更加复杂，一是南北匈奴分裂，南北单于两大政权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二是南北单于子弟为继承单于位而进行的斗争；三是在挛鞮氏内部斗争自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后，其余四大贵族为提高自己的地位，甚至直接参与争夺单于位置的斗争。同样，这种斗争也一次又一次地削弱了统治阶级。但造成匈奴政权灭亡或衰败的原因，主要还是广大奴隶阶级斗争和叛亡。南匈奴的情况较好，呼韩邪单于比即位后，一直得到东汉政府的支持和帮助，除经常性的物资供应外，在单于庭附近设置使匈奴中郎将，“参辞讼，察动静”，保护和监督单于政府，所以政局比较稳定。北匈奴初居漠北，自然条件差，虽然不断派遣使臣求助于东汉政府，东汉政府酌情给予支援；但由于南单于从中阻挠，东汉政府为了不使南匈奴疑心，关心极为有限。北单于得不到东汉政府的大力支持，内部矛盾愈来愈尖锐，为了维持统治，把政治中心向西迁移。但“兄弟争立，并各离散”的状况并不少见，广大奴隶和奴隶部落乘着统治集团分裂，统治力量削弱的时机，大批逃离北匈奴单于庭的统治，其中仅史书记载归附汉朝的就达七次、约六七十万人。
东汉永平二年（59年），“北匈奴护于丘率众千余人附汉”。护于即单于储嗣。
建初八年（83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
元和二年（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人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令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
章和元年（87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二年（88年），“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
永元元年（89年），北匈奴“温都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二十余万人。
仅以上所举七条前后三十年时间内，有具体数目的降汉达四十四万人，再将“七十三辈”作为七十三个部落，每部落以三千多人计，计二十二万人，共计约六十六万口上下。除此以外，还有北单于统治下的丁令、乌桓、鲜卑和西域各国人口，数目也不少。北单于统治下有这么多人口经过斗争摆脱单于政权的统治，这对北匈奴政权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实际上，经过这几次脱离，北单于政权已是名存实亡了。
结语
匈奴国家是由挛鞮氏、呼衍氏和以后的析兰氏、须卜氏、丘林氏结成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匈奴族的核心，然后兼并统一蒙古草原的许多部落、部族，建立起来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当中，挛鞮氏与呼衍氏、析兰氏、须卜氏、丘林氏结成为婚姻集团，以挛鞮氏为首，互相支持，建立起政治、军事统治力量，匈奴国家的统治集团就是以此为基础组织和发展起来的。这五大氏族是匈奴国家的统治者，统治力量深入到国家的各个方面。他们之间由于阶级利益一致，所以一直为维护奴隶制政权而斗争。虽然匈奴政权不时出现分裂、衰败，但五大贵族共同为挽救政权的斗争没有停止，五大氏族在政权中所占的地位，基本上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样，匈奴国家才持续了四百多年。
匈奴奴隶制国家被统治下的奴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直属于单于和各奴隶主的家庭奴隶，一是由匈奴国家统治下的奴隶部落。
家庭奴隶受奴隶主直接支配，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有的还从事手工业劳动，为奴隶主制造各种工具和武器等。他们直接为奴隶主创造财富，是匈奴国家的一支主要生产力。部落奴隶是匈奴国家征服、吞并下的许多部落（邦国等），他们受匈奴国家的统治，单于对他们的统治方式主要是通过诸王管理各部落的首领，部落首领在部落征收赋役，对单于履行承担的义务。匈奴国家的大量财富是由这批奴隶部落创造的。挛鞮氏为了笼络这些奴隶部落的首领，对其中的一部分人采取联婚形式加强统治，各部落首领均以人数多少势力大小分封王、当户、且渠等官职。这些受封的首领，在本族是统治者，但对单于政权来说又是被统治者，他们虽然是匈奴国家统治集团中的成员，但又是受压迫、剥削的一批人，与五大氏族的地位、权利不同。所以，他们从自己和本部落利益、前途考虑，对最高奴隶主集团有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就和本族本部人一起反抗匈奴奴隶主政权。从匈奴国家数百年的历史看，匈奴统治者对被统治下的奴隶部落征求无厌，但给予的东西极少，尤其是帮助、促进生产发展的措施更少。部落奴隶生产发展缓慢，而赋役有增无减，这是部落奴隶进行反抗斗争的主要原因。
五大贵族竭力维持奴隶制统治，奴隶和奴隶部落不懈地反抗这种统治，一直持续了数百年，由于奴隶主阶级的核心力量五大贵族集团为本阶级的利益拚命挣扎，而且拥有强大的军事镇压力量，所以奴隶阶级的斗争是反复曲折的，而且是十分艰苦的。然而，汉朝政府多次抵抗匈奴对汉朝北边的侵扰，在战争中不断给匈奴贵族武装以沉重打击，这对匈奴奴隶阶级反奴役斗争是一种极大的支持。匈奴国家统治集团虽然以婚姻关系为纽带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但最后还是以灭亡而告终。
（原载《西北历史研究》1987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