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属国此后再未安置其他匈奴降众，原部落群众也分批向东西迁徙，属国力量没有继续发展。但是属国的建置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汉书·张汤传》附《张放传》载：“上（指汉成帝）不得已，左迁（张）放为北地都尉，太后以放为言，出放为天水属国都尉。永始、元延间，比年日蚀，故久不还放。”《资治通鉴》卷三二汉成帝元延元年，“北地都尉张放到官数月，复征人侍中，上于是出放为天水属国都尉”。张放出任时距西汉灭亡只有十余年，离任时已接近西汉灭亡时了，他可能是天水属国最后一任都尉。
西河属国《汉书·地理志》载，西河郡美稷县，属国都尉治。美稷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汉书·冯奉世传》：“初，昭帝末，西河属国胡伊酋若王亦将众数千人叛，奉世辄持，节将兵追击。右将军典属国常惠薨，奉世代为右将军典属国，加诸吏之号。”这是西汉时因用兵属国有功，升为将军衔典属国官职的一个例子。
汉朝设置西河属国的始年史书未载。上引昭帝末年已有用兵西河属国之事，昭帝在位十三年，其末年应为元凤六年或元平元年，证明此年以前已有西河属国。但《汉书·宣帝纪》载：五凤三年，“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资治通鉴》所记亦同。可见，西河属国曾两次设置，即昭帝以前一次，宣帝时又一次。
第一次设置西河属国，其首领中有伊酋若王。伊首若王名号《汉书》中两见，一见上引《冯奉世传》，另一为《汉书·匈奴传》：“握衍朐鞮单于立，复修和亲，遣弟伊酋若王胜之入汉献见。”此事发在汉宣帝神爵二年。两处的伊酋若王官号相同，但不是一个人。既然伊酋若王胜之是握衍朐鞮单于之弟，则此官职就非一般贵族所能得封，必然是出自与挛鞮氏通婚的四大王族。由是可见，昭帝时叛汉的伊酋若王是在此以前从单于本部归附的匈奴将领，从他叛走的方向也可以得到证明。归降的时间不会早于元狩三年，也不会晚于昭帝末年。从元狩四年汉朝击败匈奴单于后，曾有几批匈奴归附。
第二次置西河属国安排的匈奴降众，是一年前归汉的原呼韩邪单于部下左大将乌厉屈及其同伙。《汉书·匈奴传》：五凤二年，“呼韩邪单子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邀累乌厉温敦皆见匈奴乱，率其众数万人南降汉，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为了安置这批降众，再置西河属国都尉官，领护归附部众。
西河属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汉书·叙传》班固叙述其家世时说，祖父班樨在哀帝时出任西河属国都尉官，可见西河属国一直维持到王莽篡权前不久。
新莽以来，西河属国都尉停设，故城仍然存在。《后汉书·安帝纪》、《耿弁传》、《梁懂传》等都提到西河属国故城，说明安帝永初年间原属国都尉所在已经荒凉，仅有属国故城遗址。
上郡属国《汉书·地理志》载，上郡龟兹县，属国都尉治。龟兹属国设于秦代，汉置上郡属国，都尉治所仍设于龟兹。
上郡属国设置时间不详。《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五年，“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亡入匈奴”。同书《冯奉世传》亦载：“元帝即位，上郡属国归义降胡万余人反去。”此降胡应是匈奴，不是龟兹。从“亡入匈奴”所指方向看，他们原是漠北漠南一带活动的匈奴，不是河西匈奴。
五原属国《汉书·地理志》载，五原郡蒲泽县，属国都尉治。《汉书·功臣表》载，武帝征和三年，辉渠忠侯仆朋之子雷电“以五原属国都尉与贰师将军俱击匈奴，殁”。仆朋封侯在元狩二年，是与昆邪王一同归汉得侯的。后因再击匈奴，得王。元鼎四年雷电嗣，征和三年战殁。《汉书·李广利传》：“征和三年，贰师复将七万骑出五原，击匈奴，度郅居水，兵败，降匈奴。”《匈奴传》：“贰师将军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峡，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此属国胡骑即指雷电所领五原属国兵。这次战争最初汉军胜利，后因李广利动摇，致遭大败，五原属国武装受到很大损失。
《汉书·冯奉世传》载：冯奉世子“立，字圣卿，竟宁中以王舅出为五原属国都尉。数年迁五原太守”。竞宁为元帝年号，仅一年，冯立任五原属国都尉在竟宁元年。又《后汉书·独行刘茂传》：“刘茂，字子卫，太原晋阳人，哀帝时，察孝廉，再迁五原属国候，遭母忧去官。”候是属国都尉下属官员，由孝廉升候，仅见此一例。可见五原属国也维持到西汉末年。
张掖属国张掖属国都尉治所，《汉书·地理志》没有记载。《匈奴传》提到张掖属国，文云：昭帝元凤二年，“单于使犁汗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汗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汗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汗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功臣表》云成安严侯郭忠于元凤三年二月癸丑封。
“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属国指张掖属国；千长，即千人长，都尉下属官员，一般由本族首领担任；义渠王是义渠部落的头目，义渠部原在北地郡，此时有部分人迁居河西，仍归属国管辖；骑士即骑兵。《赵充国传》称赵“始为骑士”。汉简中有大量骑士，如氐池骑士、昭武骑士等。从这一句话里反映出张掖属国内部民族成分是复杂的，不仅仅是匈奴人。
张掖属国设置的时间根据汉简可以推到武帝时。居延148．1（甲838）、148．42（甲839）号简“征和三年八月戊戌朔己未，第二亭长舒付属国百长、千长”，证明征和三年不仅有张掖属国，而且属国在居延县设有百长、千长之类官职。又据65．18（地）简“丞相史下领武校、居延属国、部，农都尉”，亦可证居延有张掖属国的下属官员。再往前推，张掖置郡时间据《地理志》为太初元年。又《李广利传》：太初二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不提“卫张掖”，说明张掖当时仅是军镇，非郡治。张掖郡的设置不会早于此时。
汉朝因李广利伐大宛，徙内郡居民数十万于河西，其中有不少人留居下来，为设立郡县提供了重要条件。为了管理新迁居民，设立郡县；对于原来游牧于此地的匈奴等少数民族部落，因其故俗，由属国都尉管辖。至征和年间，张掖属国不仅有都尉，而且在居延一带分设千长、百长，规模已经不小。可以估计张掖属国大约设于太初末至天汉年问。
张掖属国的组织和规模与其他属国不同。上述昭帝时属国都尉、义渠王等击匈奴，发生在张掖郡中部的日勒、屋兰、番和三县；汉简中所记属国百长、千长，是在居延地区，在郡境西北角；《续汉书·郡国志》载，武威郡领县有“左骑千人官”，这是属国的官职，原来应该是张掖属国都尉的下属，东汉划归武威郡，可见张掖属国辖区东面已深入武威郡境。从西起居延，东至武威，连绵千余里，凡是张掖郡的辖地，也就是张掖属国的地方，前者管理按郡、县、乡、里定居的编户、田卒，后者管理因其故俗、保留部落组织的游牧民族。
张掖属国其所以如此，是由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决定的。西汉设置其他属国时，都是为安置某一批降众，如安定属国为元狩三年安置昆邪王部而设，天水属国为安置折兰、卢胡所部而设，人数比较集中，可以一次择地安置，放在一块适宜的地方，而张掖属国则不同。张掖设郡时，这里原先就广泛分布着匈奴、羌、月氏等各族部落，直至昭末宣初武威郡分置前，在东西千余里的地方都归张掖郡管辖。张掖属国是在设郡以后陆续招徕各部落而安排的。他们原先有各自传统的牧场，不便择地迁徙，汉朝政府不仅因其故俗，还要因其故地安置他们。对以后从北方归附的小股匈奴部众，也是相机安置。这样，张掖郡与张掖属国在地理范围上就无法分开。张掖郡原先是一个东西千余里的大郡，自然条件各县都不一样，休屠、居延二泽周围是沙漠，显美、番和、日勒南北多山，汉朝移民屯田主要是在谷水流域和弱水流域，这里土地平整，水利灌溉便利，气候温和。汉朝在河西大力发展农业，开垦大路沿线平原川道的沃野肥壤后，游牧部落逐渐退到边缘沙漠山丘。这样，边境地区几乎到处有游牧部落，属国都尉的管辖范围也要伸入到这些地方。
由于张掖属国范围大，民族成分比较多，属国的组织机构也比其他属国健全庞大，仅精兵就达万骑，这是一支很大的力量。《后汉书·窦融传》载，更始初，窦融为了在群雄相争中扩大自己的势力，辞让巨鹿太守，要求任张掖属国都尉，掌握这支属国劲旅。窦融到河西，数年之间，就拥羌胡兵力数万骑，说明张掖属国的力量是相当大的。
这里附带研究西汉有无居延属国的问题。陈梦家先生根据汉简认为西汉时不仅有张掖属国，也有居延属国，居延属国不仅见于昭末宣初，甚至武帝末年已置。兹将他引用的几条简文抄录如下：
下属国、农、部都尉10．32（甲34）
丞相史下领武校、居延属国、部、农都尉65．18（地）
……史告居延属国、部、［农都尉］……216．1（甲1199）
陈氏将简文这样标点，认为“如此逗断是正确的”，从而肯定西汉有“居延属国都尉”。陈氏对简文的解释似欠考虑。上引三简在行文中使用“下”、“告”等语气，这是下行公文的格式。汉简中“下”、“告”、“诣”、“移”、“付”、“敢告”、“敢言之”、“上表”等通用行文格式是有严格规定的，它体现着上下左右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简文中的“丞”和“史”，是郡守、县令的下属官员，秩六百石以下；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仅略低于郡守。六百石以下的官员怎么能用下行公文的语气致书比二千石的都尉？
这几条简文不是给“居延属国都尉”，而是丞、史下达给张掖郡驻居延地方的属国、部、农都尉府下级机关的，郡太守府对所属县的各种基层单位都可下达文书。上引第三条简文删节号后有“里、“邑”二字可以证明。这种简文还可列举许多，如10．32（甲34）的原文是“……三月丙午，张掖长史延行太守事、肩水仓长汤行丞事，下属国、农、部都尉小府、县官承书从事下当用事者”。可见行文不是给都尉，而是给下属“小府”。
西汉时，一郡之中没有设立两个属国都尉的先例，何况居延是新县，人口并不太多。如果在这样一个小县同时设立县令、属国都尉、部都尉、农都尉等庞杂的官府，当地是无法承担得起的。陈氏西汉有居延属国之说出自对汉简的误释，是不能成立的。
金城属国《汉书·宣帝纪》载，神爵二年“夏五月，羌虏降服，斩其酋恶大豪杨玉、酋非首，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同书《赵充国传》载，“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当时归降的羌部主要是罕开、先零、煎巩、黄羝诸部，人数约三四万人。
金城属国都尉治所最初在金城郡允吾县西。《水经·河水》载“小晋兴城，故都尉治”。原为金城郡西部都尉治，后设属国都尉治所于此。晋兴城是晋改的名称，不是原名。又《十三州志》“允吾县西四十里，有小晋兴城”，最初可能是驻兵储粮的地方，因离允吾不远，不设县治，所以《地理志》失载。
金城属国的情况与张掖属国有些类似。设立金城属国与赵充国开湟中屯田是同时进行的。《汉书·赵充国传》载其屯田奏云：“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土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为田者游兵。”这样，把湟水流域二千顷以上的田地归郡、县编户耕种，河川以外的山谷草场由属国羌民游牧；原先已经设立的各县和神爵二年设立的破羌县管屯民，属国都尉管理牧民，保卫农田，也是一块地方实行两套管理制度。
西汉末年还曾提出设置西海属国的计划。《汉书·王莽传》：“莽既致太平，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于是以“良愿所献地为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另设西海属国，管理先零诸羌。但是，次年西海先零等种羌大起义爆发，逐西海郡太守程永，王莽设西海属国的计划破产。
西汉政府所设典属国始自昭帝苏武，宣帝时有安平敬侯杨敞之侄杨谭。甘露二年后将军赵充国卒，常惠以后将军掌典属国，是将军领典属国之始。常惠以后，冯奉世代为右将军典属国。元帝永光二年，“典属国任立征西羌”。成帝河平元年省典属国并人大鸿胪。
四、东汉设置的属国
王莽执政，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压迫的政策，使西汉后期已经缓和下来的民族矛盾又尖锐起来。《汉书·匈奴传》：“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后汉书·西羌传》：“至王莽辅政，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莽末，四夷内侵；及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又《西南夷传》：“及王莽篡乱，氐人亦叛。”当时各族人民的反莽斗争已经相当普遍，只有河西地区仍然安定。
更始时，窦融到河西，以张掖属国都尉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抚结雄杰，怀辑羌虏”，“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⑥数年之间，窦融组织起拥有数万各族人民参加的武装力量。刘秀即位，窦融承认光武正朔，派人献马、上书，并亲自带兵会刘秀于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助平隗嚣。刘秀以窦有功，承认窦融张掖属国都尉一职，并加凉州牧印绶。从此，属国都尉已经不是郡以下秩比二千石的官员，而是提到郡级以上了。
东汉设置的越嶲西部属国，地域也相当广阔。《华阳国志》卷四《永昌郡》：“世祖建武二十三年，（哀牢）王扈栗遣兵乘箪船，南攻鹿茤。鹿茤民弱小，将为所擒，会天大震雷，疾风暴雨，水为逆流，船沈没，溺死者数千人，扈栗惧，谓耆老曰：哀牢略徼，自古以来，初不如此，今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有受命之王乎，即遣使诣越嶲太守，愿率种人归义奉贡。世祖纳之，以为西部属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檐耳种，闽、越濮，鸠獠，其渠帅皆日王。”至明帝永平十二年改为永昌郡，为时二十余年。
越嶲西部属国，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是相当大的属国。此属国是在哀牢王愿率种人归义，请求接纳的情况下设立的，设立后由越嶲郡兼管。这样辽阔的地区，越嶲郡太守是无力兼顾的。但属国的设立为永昌设郡打下了基础。这种属国实际上是向郡县制的过渡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