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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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卢水胡和小月氏(5)

支酉领导的这次起义,是小月人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活动。酉为北地人,此前北地郡治耀县,《通鉴·齐纪》胡三省注:“北地郡,魏太和十一年置班州,十四年改郇州。”班州地址不详,邠州在今郇县。而起义的发源地在长安城北石山,胡注:“石山在长安城东北,有敷谷,敷水出焉。”敷水在今华县境,则支酉起义军先从北向南,进入华县,然后向西,经咸阳进攻长安。而起义的原因可能与魏移北地郡于邠州,强迁月氏等胡有关。

向东迁移的小月氏人,经过这次失败,以后再不见整个族体的活动,只有个别人在政治活动中出现,如支虎、支伯仁等,这已是汉化很深的小月氏人了,与族人完全脱离。入蜀的小月氏居于繁县。据张澍《蜀典·姓氏类》支氏条记:《宋史》孝子支渐,为资阳人;明支凤,茂州人;元支渭兴着《寇溪诗集》。这大概就是这支小月氏人的后代。

留居河湟地区的小月氏人,有的入于吐谷浑部。《晋书·乞伏乾归载记》:“炽盘率诸将讨吐谷浑别统支旁于长柳川”。此支旁即为小月氏人。这支小月氏势力已经很小了。另外,出身佛门的支姓,如东汉灵帝时的支谦(支娄加谶),晋沙门支道林、沙门支遁、沙门支昙猛等,多为大月氏人。他们先信佛教,东汉末陆续复人中国,从事佛教活动,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为弘扬佛法恪尽职守。对这批支姓,应与小月氏有所区别,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三、卢水胡、小月氏的族属及其相互关系

卢水胡与小月氏的族籍以及他们与相邻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论者意见不一。有卢水胡为匈奴说,以其首领曾被匈奴为沮渠官为证。有卢水胡为小月氏说,以《后汉书·窦融传》和《西羌传》将卢水胡包括在小月氏中。有卢水胡为西羌说,以居地邻近西羌或在西羌中,《西羌传》曾有湟中月氏胡“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月氏与羌同,与月氏相邻的卢水胡也应与羌同。对于小月氏,还有羯族说、吐火罗说、鲜卑“魏之别种”说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

在研究我国古代民族的源流问题中,由于资料记载奇缺,加上我们对民族识别缺乏必要的知识,因而往往忽视其作为独立民族存在可能,误将其纳入比其强大或统治其族的民族之下,如属羌说和属匈奴说等,就是因此而来。古代治史者,对认识不清的许多民族,往往以“别种”说处理,如“匈奴别种”、“突厥别种”等。有的是语言系属相近,语支不同,称别种,有的则相远,仅仅是接受统治而已。“被服、饮食、言语略同”,这中间的“略”字差别很大,有的仅仅是与华夏族作比较而言,实际上有的本来就是不同语族、不同语支,甚至还是不同语系的民族。这种以大民族囊括邻近小民族的治史方法,实际上还是大民族思想在支配,虽然看起来“简明清楚”,实际上否定了许多少数民族存在的历史事实,不承认中华民族是由古代数以百计的民族经过长期接触发展而来,因而是非科学的态度。

卢水胡和月氏,秦汉时都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民族,直至十六国时期,月氏余种小月氏(支胡)与卢水胡仍各自使用名号。尽管有些史家记载时有含糊不清的现象(如《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等),但他们自己是严格区分的。多数史书将卢水胡与小月氏分别记述,各自的政治活动都冠以族名,上引《邓太尉祠碑》所记冯翊护军治下的夷类十二种,将卢水、支胡、屠各、诸羌并列,就是极好的证明。这说明卢水胡与小月氏在他们强大时各自独立,就是在族体分散,和各族杂居时,仍保持各自的名号,不与匈奴、西羌相混。可见,卢水胡与小月氏为同族说,或卢水胡与小月氏为匈奴种或西羌种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匈奴统治河西时,卢水胡和小月氏分别受其统治,卢水胡中有左沮渠官,小月氏中有右苴渠官,地位相当。且渠是匈奴官职中最低一级官职,当时河西地区部族、民族众多,除封有王号者外,且渠一级官职一定很多。以后仅卢水胡追认这一官号,其他各族均不沿用。追认且渠官号的也仅是卢水胡中沮渠蒙逊一支,其他各支也未采用。匈奴统治了卢水胡,也统治了小月氏,小月氏没有匈奴化,同样卢水胡也没有匈奴化。两族后来部分迁入羌中,据《后汉书·西羌传》所记羌胡分别甚明,虽杂居一地,仍各有名号,并未羌化。两族后来基本融合于汉族,其融合过程并不是先融为一族,然后汉化,而是分别同步进行,从西汉元狩年间至隋统一王朝建立前,历时近七百年,才完成了这一曲折的融合过程。

回头再考察这两族的族源。

小月氏是月氏余种,属月氏族。月氏族名,首先见于《逸周书·王会解》和《山海经》等书。《王会解》:“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奸犁、其龙、东胡”。代翟,即代地之翟(狄)。秦代郡在河北、山西北部,春秋战国时有狄分布。楼烦在晋中神池一带,《史记·匈奴列传》:冒顿“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即指此。奸犁,或即《匈奴列传》中冒顿北服“薪犁”之薪犁国。其龙,《汉书·匈奴传》有“隔昆、龙、新犁之国”,王先谦《汉书》补注以为“龙字盖涉上文龙城而衍”,其说不妥。龙即其龙。东胡,《匈奴传》亦作东胡,指乌桓等族。北狄十三种,分布范围很广,月氏为其中之一,居地约与楼烦为邻,奸犁在其北,匈奴亦在其北。然而,今本《逸周书》并非原《汲冢周书》,宋代已将其与孔晁所注《周书》混杂为一书,带有西汉时代烙印,并不完全反映周代情况。虽然如此,月氏当时居于晋北至河套以南,当是事实。

《穆天子传》又记:“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郭璞注:“隥,阪也,疑此谓北陵西隃。西隃,雁门山也。”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亦主此说,认为焉居、禺知之平,当在今山西平鲁县一带。禺知,即月氏之别译。以此亦可证《逸周书》将月氏置于北狄十三种之列,与楼烦、代翟相邻,有一定根据。

《穆天子传》所记内容历史较早,继之而来的是《山海经》。该书《海内东经》记:“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大夏与月氏并见于《王会解》,属北狄十三种。《左传》昭公元年条记:“迁石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预注:“大夏即晋阳县。”则大夏在夏、商时已居于晋南。《史记·封禅书》:“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管子·小匡篇》:“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沉,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溪,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此事亦见于《国语》等书。则大夏的西迁与齐桓公西征有关。且大夏西迁不是走北路,而是从晋南西人陕西、甘肃,至临夏大夏河地区。《山海经》所记在流沙中的大夏、月氏、居繇等国,则在腾格里大沙漠和巴丹吉林大沙漠之外,即河西走廊地区。大约齐桓公以后(前643年),月氏、大夏、居繇等族已陆续迁入河西走廊,部分居于宁夏境。《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月氏道。安定郡为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分北地郡置。县主管蛮夷日道,道的设置兴于秦昭王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期间,汉因之,则月氏道的设置当在秦统一六国前。换言之,月氏西迁后有一部分人仍居于宁夏六盘山一带,秦于该地设月氏道。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这是冒顿单于即位初的情况,匈奴尚未占有河西,此时的月氏有少部分人仍住六盘山西北,而大部已入河西,冒顿为质子时,在月氏王庭姑臧(今武威)一带,从宁夏至贺兰山地区,是匈奴和月氏的分界,这是匈奴初次西击走月氏后开始形成的。月氏与匈奴在此相持近三十年之久,汉文帝五六年间匈奴复西击月氏,才使月氏的大部分离开河西,迁居中亚,仅有部分老弱留在祁连敦煌间,史称小月氏。月氏由北狄变成西戎。

由上述可知,月氏族在中国境内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春秋时居于山西境,战国时西迁至宁夏至河西一带,汉文帝时被匈奴夷灭,大部西迁,遗留的小部称小月氏,历史渊源十分清楚。长期以来,虽与匈奴、西羌等族接触,但一直是独立发展的族体。

卢水胡的族源,《逸周书·王会篇》记:“卜卢以纨牛,纨牛者,牛之小者也。”注:“卜卢,卢人,西北戎也,今卢水是。”孔晃以为卢水胡就是原来的卜卢、卢人,或有所据。称其为西北戎,而不与匈奴、月氏、楼烦、大夏等并列,可知其很早就居于我国西北部,不在北方,属西戎。

史书明确记载卢水胡居地的是居延汉简,云其属张掖属国都尉管辖。西汉时居地在显美(今武威西),东汉末年,虽有部分进入湟中地区,显美仍是主要根据地。战国后期,月氏开始统治河西,卢水胡受其统治约百余年,两者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月氏并未将其同化。后月氏西迁,卢人联合邻近杂胡,开始强大,匈奴封其首领为沮渠官,管理各部,更促进了卢水胡的发展。有人将卢水胡说成是义渠,殊为不当。《逸周书》中义渠与卜卢并列,前者为正北方,后者属西北戎;义渠贡物为兹白(白马),卜卢贡物为纨牛,特产不同。义渠西迁,为秦西戎八国之一,而卜卢不在八国之中。西汉时,义渠、卢水胡同属张掖属国都尉管辖,义渠有王,汉封其为千(户)长,而卢水胡自匈奴封其为左沮渠后,至汉不见其王号,居延汉简中称“卢水士民”。卢水胡与义渠戎自为两族,不能混为一谈。

最后略谈月氏是否为塞种的问题。《逸周书》将月氏列入北狄十三种,一般说北狄属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等几个语族的民族,人种为蒙古利亚人种,但不否定有少量印欧语系民族徙居其间,塞种人大多属印欧语系民族。春秋战国时期居于晋北的匈奴、月氏、楼烦、大夏、代翟等应是阿尔泰语系民族。与此同时,向东迁徙的塞种人已经过天山南北进入河西西部地区,迁入河西的大夏、月氏族不能不受其影响,月氏统治河西时,属下应有一些塞种部落。月氏由河西走廊西迁,“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可见汉代人对塞种人和大月氏人是区分得很清楚的。大夏、大月氏的塞种化,是在从河西走廊西迁以后,当时葱岭以西遍布塞种各族,大夏人先塞种化,继之大月氏亦如之。大月氏后来塞种化于中亚地区,但不能以此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塞种人已深入晋陕地区的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塞种文化向东波及伊犁盆地、吐鲁番盆地、河西走廊西段和南西伯利亚等地,但河西以东包括甘肃东部、陕西、山西等地,至今还未发现大批塞种文化的遗址。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