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看。“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至周贞王八年（前46），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淠、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前444），秦伐义渠，虏其王。后十四年，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这段记载较《史记》更为详细。首先，义渠与大荔并列，说明二部居地相邻。大荔在今陕西大荔县，义渠离此不远。周贞王八年秦灭大荔，韩魏并伊洛后，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从行文看，淠、陇以西当时不列入“中国”（中原）范围，说明义渠在淠、陇以东地区。同传又记“泾北有义渠之戎”，泾即泾水，在渭水之北，有二源，一源今宁夏泾源，一源即马莲河，汉称泥水，发源于今陕北定边南，与洛水源仅一山之隔，义渠在泾北，正是洛水与马莲河之间。但是，周贞王八年周、秦的势力仅及渭北高原之南，以后数十年间才陆续在蒲城、大荔、韩城设县，建立管辖机构，证明周贞王八年渭北不属秦管辖，因而不属《西羌传》所说的“中国”范围内。而义渠在“中国”，应在渭北之南，加上它能进入渭南，不到泾河流域，说明它是从泾河以东到达渭南的。此渭南约在今渭南至华县一带。这样，义渠至渭南，应从洛水流域而来，不是从泾水上游而来。
以后百余年，“义渠败秦师于洛”，说明义渠在洛水流域同秦的争夺仍很激烈。此时相当于秦惠文君初年。后四年（前328-327年）秦得张仪，大举伐义渠，迫使其臣服。与此同时，秦得魏上郡十五县。《地理志》本注，上郡汉初更名为翟国，即翟人所居之地。义渠属翟，原来似居于秦上郡地区。汉武帝开设西河郡，分秦上郡一部分属县归之，徒经大概就是从原上郡划入。因此，秦伐义渠之徒经，位置应在上郡与西河郡交界处。义渠戎此时的居地，大部分在今陕北高原。唐李贤认为徒泾即汉西河郡之徒经县，是正确的。图洛之间本来就是赤狄、白狄杂居地区。《史记·匈奴列传》叙述西戎八国，先述义渠、大荔，就是从岐梁山开始说起，岐梁山原先就指今韩城、合阳北部及其以东之山。
秦占领陕北地区后，迫使大批义渠人西迁，进入后来的北地郡地区。后来北地设义渠道，是西迁后的一部分义渠人居住之地，并非全部。而《匈奴列传》所记的春秋时“西戎八国”中的义渠戎，当时居地不在后来的北地郡，而在秦上郡南部地区。
总结义渠戎活动的历史，大致商末、西周初活动于今山西西南部地区，曾被周族所败。春秋时晋文公攘戎狄，迫使其西迁，进入陕西北部的无定河、洛水流域，后来成为西戎八国之一。战国时秦不断向陕北发展，屡击其部，迫使其臣服，并迫使其大部向西迁移，进入庆阳及其以西地区。西汉初年，一部分义渠人归属汉朝，为汉守边，北防匈奴；另一部分西迁，进入河西走廊之张掖地区，归张掖属国都尉管辖。西汉后期，义渠戎基本汉化，以后再不见义渠戎部落的活动了。
六、大荔戎
大荔戎的居地，《匈奴列传》记在“岐梁山，泾、漆之北”，《西羌传》记：“洛川有大荔之戎”。《史记索隐》云：《秦本纪》厉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后更名临晋。故：《地理志》云，临晋故大荔国也。《正义》引《括地志》云：“同州冯翊县及朝邑县，本汉临晋县地，古大荔戎国。今朝邑县东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后汉书》大荔之戎下李贤注：“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国，秦获之，改日临晋，今同州城是也。”是知大荔戎在大荔县地区。
秦与大荔接触，始于厉共公十六年（前461年）。《秦本纪》：秦“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此后，本纪再不见大荔戎之事。《六国年表》又记一事：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大荔围合阳”。合阳即今合阳地，在大荔县北，韩城县南。这时大荔之戎围合阳，似乎不从原大荔王城出兵，而是从别处而来。自秦厉共公取大荔王城后，秦即在该地设立许多县治，而一百二十多年后大荔戎又出现在合阳，说明这个部落还存在。
大荔王城既然在今大荔县境，这里当洛河下游，洛、渭入黄河口北，临晋又当秦晋交通咽喉要塞，临晋北的梁和临晋的芮早已和秦有密切关系，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强大的大荔戎族，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根据《秦本纪》载，秦穆公末年以前，秦在这个地区的活动有：
德公元年（前677年），“梁伯、芮伯来朝。”《索隐》：“梁，赢姓。芮，姬姓。梁国在冯翊夏阳。芮国在冯翊临晋。《正义》：“南芮乡故城在同州朝邑县南三十里。又有北芮城，皆古芮伯国。”成公元年（前663年），“梁伯、芮伯来朝。”《正义》引《括地志》：“同州韩城县南二十二里，少梁故城，古少梁国。《都城记》云：梁伯国，赢姓之后，与秦同祖，秦穆公二十二年灭之。”
穆公五年（前655年）秋，“穆公自将伐晋，战于河曲。”《集解》引服虔曰：“河曲，晋地。”杜预曰：“河曲在蒲坂南。”据此，河曲当在大荔东南。
十四年（前646年），“秦饥，讨粟于晋。”十五年（前645年）晋兴兵攻秦，秦与晋惠公夷吾战于韩地，生得晋君，夷吾献其河西地。“是时，秦地东至河。”《正义》引《括地志》：“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八里。”又云：“晋河西八城入秦，秦东境至河，即龙门河也。”
二十年（前640年），“秦灭梁、芮”。
三十四年（前626年），“穆公于是复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战于彭衙。秦不利，引兵归。”《集解》引杜预曰：“冯翊合阳县西北言衙城。”《正义》引《括地志》：“彭衙故城在同州白水县东北六十里。”
三十六年（前624年），“穆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崤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正义》引《括地志》：“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县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域在县北十七里……《左传》云：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也。”鄗，即郊。《括地志》又记：“蒲州猗氏县南二里，又有王官故城，亦秦伯取者。”
从以上所引资料可知，秦穆公三十六年以前的五十多年间，秦、晋在今大荔一带的活动十分频繁，有和平交往，有战争掠夺。史书还记载了许多秦、晋婚姻关系方面的事实。这些交往都要渡黄河天险，而临晋、蒲坂自古就是两国交通的渡口，为何突然出现大荔之戎。
首先，从时间上说，《史记·匈奴列传》确实是这样记载的：“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八国中有大荔戎。《后汉书·西羌传》叙述诸戎，又从平王以后说起，云“洛川有大荔之戎”，时间比《匈奴列传》还早一个世纪。但是，从平王以后，秦就和梁、芮发生接触，秦在大荔至韩城一带的活动不断增加，但未发现大荔戎，说明两书记载大荔戎的时间上限都不准确。《后汉书·西羌传》记秦厉公灭大荔在周贞王八年（前461年））与《秦本纪》同，此时大荔已是“筑城数十”的大族。从秦穆公至秦厉公伐大荔中间相隔一百四十多年，而大荔戎居于洛河地区并逐渐强大起来，应该是在这个时期。
在此期间，秦、晋双方的接触，有如下数起。
《秦本纪》：康公二年（前619年），“秦伐晋，取武城，报令狐之役。四年（前617），晋伐秦取少梁。六年（前415年）秦伐晋，取羁马，战于河曲，大败晋君。”《史记·晋世家》所记略同。《正义》引《括地志》：“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华州郑县东北十三里。”少梁在今韩城。羁马晋邑，约在大荔东南。可见战争仍在大荔附近进行。
又记：秦桓公二十四年（前580年），“晋厉公初立，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合谋击晋。二十六年（前578年），晋率诸侯伐秦，秦军败走，追至泾而还。”《晋世家》记：“至泾，败秦于麻隧。”麻隧今地无考，当在泾河下游。
《秦本纪》：景公十五年（前562年）秦“败晋兵于栎。”十八年（前559年）晋“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核林而还。”《正义》引《括地志》：“洛州阳翟县，古栎邑世。”阳翟在颍水上，秦的势力尚未至此，此说不妥。棫林，应在泾河西。
秦穆公以后的一百多年中，秦晋交往，秦的势力逐渐退缩，晋的势力逐渐向西推进。秦军被晋军两次追至泾河，最后一次到泾河以西。原先秦晋夹河而盟，秦在大河以西梁、芮的势力已经不存在了。这样，大荔戎的出现就不是从别处而来，而是随晋的势力而来。
《后汉书·西羌传》在平王以后叙述诸戎时，称“渭南有骊戎”。这句话《史记》没有记载。其根据大约原于《周本纪》犬戎“杀幽王骊山下”之典。魏晋时期，注释家开始把骊戎与骊山联系起来，范哗如此，他死后沈约注《竹书纪年》亦云：“离戎，骊山之戎也。”到了唐代，几乎成了定案。《周本纪》注《索隐》骊山条下云：“在新丰南，故骊戎国也。”范氏的这句话对后世起了很大作用。因为骊山就在渭水之南。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曾提出反驳，认为骊戎即丽土之戎，在晋东北。
顾颉刚《史林杂识》一书中有《骊戎不在骊山》一文，论述更为详细，兹摘录于后：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杜注：“骊戎在京兆新丰县，其君姬姓，其爵男也。”仕氏此文，盖约韦昭《国语解》为之。《国语·晋语一》：“献公卜伐骊戎。”韦解：“骊戎，西戎之别，在骊山者也。”更探韦解之原，则出《汉书·地理志》。志及自注曰：“京兆尹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日骊邑。”然彼时晋献公都绛（今侯马一引者），西未灭耿，西南未灭魏，南未灭虞、虢，不审其将由河道渡河转渭以伐居于骊山之戎也？且平王迁洛而后，秦国势力即渐自岐东展，当晋献之世，今之陕西华县已为秦之县矣，晋又安得劳师鄙远，越秦境而伐居于今临潼县之戎耶！
予意，骊戎之国当在今山西南部。《晋语》四，周衰王避叔带之乱，使来告难。子犯劝晋文纳王以求诸侯，“公说，乃行贿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此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所在之地虽不可详，而云“以启东道”，则在晋都之东析城、王屋一带可知也。“丽土之狄”，盖即骊戎。古者字体或繁或简，本无定式。即以骊山而言，《史记·始皇本纪》二十七年“自极庙道通郦山，则字作郦矣，三十五年“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则又作“丽”矣。骊姬作丽姬，固有明文。至于“戎”之与“狄”，古人亦复互称。
顾先生这段精辟的考证分析，澄清了近两千年之习说。把骊戎定在晋南，骊戎即“丽土之狄”，这就把许多问题解决了。
然则，丽土之狄的来源如何，能不能找到根据？
殷墟甲骨中有许多各、，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等大师考证，此为犂、黎等字的初文，当时指一个方国，地望在今山西上党附近地区。《尚书》有“西伯戡黎”条，是文王为伐商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陈氏还说，春秋时又有黎侯国，位置在今山西潞城。
根据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推测，殷商时的幻方，即周初的黎族，原分布在今上党一带。商朝灭亡后，其族一支向西迁移，到达今析城王屋山区。《史记·晋世家》记“献公五年（前672年），伐骊戎，得骊姬”，即指征伐析城、王屋的“丽土之狄”。周王子带作乱，襄王告急于晋，发生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此时距晋伐骊戎已历三十余年。晋献公虽伐骊戎，但晋与骊戎的关系并未恶化，故有行贿于丽土之戎以启东道的行动。但是，晋救周襄王之难后，周以“河内地与晋”，晋文公的地位提高，与周王室来往密切，这就有可能迫使当道的“丽土之狄”西迁。不久，秦穆公卒，秦在东部的势力逐渐缩小，晋国向秦地进攻加强，这样，活动于晋南地区的丽戎得以乘机随晋军西迁，进入今大荔地区。
如果上述推测不错的话，大荔之戎，即丽土之狄，亦即商代之方族。春秋时因晋国势力强大，又逐渐西移。秦穆公以后进入大荔地区，经过很长时间，发展成一个强大族体。至厉共公时为秦所灭。
司马迁说：“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八国中有大荔戎，这是追述之辞，秦穆公时大荔地区尚未出现强大的大荔之戎。大荔地区为秦穆公占有后，大荔戎是在秦曾占有的大荔地区发展起来的，司马迁未加细考，把后来出现于大荔的大荔之戎说成是臣服于秦穆公的大荔之戎，这是不恰当的。这种说法，大概来源于战国时期的史书、传说。战国初期，大荔戎已很强大，秦以二万兵攻伐，取其王城，说明它的势力对周围的各国是一种很大的威胁。
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以后，史书再不见大荔戎，可能有的被秦统治，有的融合于义渠戎中，成为义渠的一部分。《晋书·刘曜载记》说刘曜曾骂其光禄大夫游子远为“大荔奴”，这是否与大荔戎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七、乌氏戎
《史记·匈奴列传》乌氏之戎旬下注：《集解》引徐广曰：“在安定。”《正义》：氏音氐。《括地志》云：“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也。”《史记·秦本纪》有惠文王五年（前320年）“王游至北河”之说。《集解》引徐广曰：“戎地，在河上。”《正义》：“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史记·六国年表》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可见，秦惠文王所游之北河，即今宁夏北之黄河，此戎中包括乌氏戎王，曾与秦惠文王发生过接触。但《史记》明言秦惠王是游，而不是征服，因而《括地志》所记秦惠王取称之，置乌氏县之说不确。《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乌氏，称县不称道。本注“乌水在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乌水即今清水，源于宁夏六盘山，乌氏位置当在今固原东。秦惠文王所游北河距固原相去甚远，此乌氏疑非乌氏戎原居地，而是后来归附于秦，秦在六盘山东置县以统其部，乌氏戎原居地与后来的乌氏县并不在一处，而乌氏县地曾是“昆戎旧壤”。蒙文通氏以为乌氏“即《穆天子传》赤乌氏之裔”。但未提出证据。
秦至汉初，安定郡（秦北地郡）仍有乌氏戎居住。《史记·货殖列传》记：“乌民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集解》引韦昭曰：“乌氏，县名，原安定。倮名也”。此处的乌氏恐怕不是县名，而是族名，即乌氏戎。倮，人名，实以乌氏氏族为姓，名倮之人。从这段资料可知，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乌氏之戎还存在，族有戎王。该族人乌氏倮，从事畜牧，出卖后，求购奇物，贡献其王，王以畜赏赐，倮畜群越来越大，后至用谷量马牛。以川谷量马牛的习惯，建国前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些地方还存在。当人们问畜主的牲畜若干时，主人就答以三道川或五条谷，而不知畜数目。这种畜牧不跟群放牧，马、牛、羊在相对稳定的川谷食草、繁殖，主人仅提供一定的饮水、防风雪以及安全等条件（主要是狗），食用和役使时设伏擒拿。这样的畜群，数目至少在万头以上。秦始皇在位时，乌氏倮归秦受封，不时向秦王朝朝请，说明这个部族此时还有一定势力，安定郡（北地郡）的乌氏县可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设置的。
西汉时，安定乌氏称县不称道，史书再不见乌氏戎的活动，可能是一部分人汉化，另一部分人外迁了。秦和西汉初年西逐诸戎的政策，不能不对他们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