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本纪》记：武公十年（前688年），秦“伐邦、冀之戎，初县之”，此地与狄戎分布的渭水上游地区已经不远了。秦穆公用百里奚，使八戎服秦，又用由余谋，将“西戎八国”陆续置于秦的统治之下，大概在穆公末年（前621年）翟戎一度是秦的属部了。
穆公以后，情况又有变化，翟戎又摆脱秦的统治独立发展一直到秦献公即位（前384年），又发生秦伐翟戎之事。《后汉书·西羌传》记：“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这是秦国第二次征服翟戎。《秦本纪》又记：孝公元年（前361年），曾令群臣出强秦奇计，遂有伐西戎之活动。书中仅记“西斩戎之貊王”，翟戎与之毗邻，不能不受其影响，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加强行政管辖，又令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此九十二国中恐怕少不了翟戎国。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年），秦杀义渠王于甘泉，“始置陇西、北地、上郡”。陇西郡管辖陇山以西广大地区，翟人所居之狄道，应归陇西郡统治。
西汉初年，狄道名称犹存，说明还有狄人部落。景帝时，匈奴臣服诸羌，“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今临洮）、安故（临洮南），至临洮（岷县）、氐道（西县西）、羌道（舟曲北）县”。大量羌人向这个地区迁徙，一方面迫使这里的狄人向外迁移，同时羌、狄杂处，促进了各族之间的融合。后来，陇西郡治移居狄道，汉朝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加强，汉族人口大量迁入，民族之间的融合更深入了，翟人有的融合于汉族，有的融合于羌族，有的成为氐族了。
四、戎
《史记·匈奴列传》“翟、之戎”条下《集解》引徐广日，在天水，音丸；又《索隐》引《汉书·地理志》：天水有绵诸道、道。应劭曰：，戎邑也，音完。”《正义》引《括地志》云：“道故城在渭州襄武县东南三十七里；古之貊戎邑”，汉道属天水郡。根据《史记》三家注释，可明确以下三点，（一）汉初设立之道，是因原为戎邑居而得名；，读作丸、完，又作桓；（二）道《地理志》属天水郡，天水分立前应属陇西郡，（三）道故城在唐渭州襄武县东南三十七里。《读史方舆纪要》：襄武城在陇西县东南五里，道城在陇西县东南二十里。是知汉道在今陇西县境，西经渭源县，直达临洮（汉狄道），相距约三百余里。
东汉改天水郡为汉阳郡，道仍属之。《续汉书·郡国志》汉阳郡道条下注：《史记》“秦孝公西斩戎王”。《秦州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元和郡县图志》：渭州“陇西县，本汉道县也，属天水郡。后汉末，于此置南安郡”。是知，西汉之道，即东汉末之南安郡地，唐置陇西县于此。
《晋书·姚弋仲载记》：“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烧当（羌）雄于洮罕之间，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填虞，《后汉书·西羌传》作“滇吾”并云：“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56年）……滇吾附落转盛，常雄诸羌；”“永平元年（58年），（汉）复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滇吾远引去。”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西羌诸姓》认为《姚弋仲载记》中之填虞，即《西羌传》中之滇吾，虞与吾古音相同。此说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南安之赤亭，因赤亭水而得名。《读史方舆纪要》：赤亭山，在陇西县西南五十里，以近赤亭川而名。“赤亭水，府东五里，源出东十五里之东山赤谷，西流经府北，又南入于渭，亦谓之赤亭川。晋永嘉末，姚弋仲起于此。”根据上述，东汉安置滇吾种羌于赤亭之所在，应在古源戎所居之地区，汉安帝置羌人于此，说明此地已无戎活动了。
戎居住于此的时间不可考。它与翟戎相邻，翟戎活动于洮河、大夏河及积石山一带，戎居于渭水、漳水之间，两部关系比较密切。秦国兴起，对西戎发动进攻。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邦、冀之戎，开始对戎造成威胁。秦穆公开地千里，西霸戎狄，戎从此置于秦的统治之下。秦献公初年（前384年），秦灭狄之戎，孝公元年（前361年）“西斩戎之王”。这说明穆公以后的二百多年间，戎与秦的斗争十分激烈。
西汉初年，设道，说明戎部落还活动于此。但到东汉，道仍在，不见戎部落的活动了，这里不断有羌人来往，说明戎或者汉化羌化，或者向别处迁移了。
戎汉化、外迁的情况，可以找出一点线索。新莽时，天水隗嚣与其季父隗崔、兄隗义等起兵于天水郡，并向金城、陇西、安定等郡发展，称拥有七郡之地，与益州联合，对抗刘秀。据《后汉书·隗嚣传》记载，嚣为天水成纪人。成纪在今天水北，道在西北，虽属同郡，并不相连。但是，隗嚣的隗，王国维《鬼方昆夷俨狁考》认为原于鬼，鬼又同畏，或作娩、婉、嬇、聩，与怀姓九宗之怀为同音。上引《史记》三家注，源戎之，读作丸、桓，丸、完同音，与桓为双声，隗古读怀，古音桓，怀、桓同音，则隗嚣的隗当原于戎之。王符《潜夫论·氏族志》有“隗姓赤秋、姮姓白狄”之说，实际上春秋时的隗、姮音相同，垣即桓，而隗嚣之族应是狄的一支，是隗（姮）姓之祖。大概西汉时此支由道东迁，居于成纪，以隗为姓，是一方大族。
隗嚣已是汉化程度很深的人了。传中说：“刘歆引嚣为士”。刘歆是汉代的大儒，被崇为国师，能被他选中，经学教养自然很深。隗嚣割据一方，他已经不是以戎的后裔出现，完全是汉族的政治家了。
后来，隗姓在氐族中大量出现。《华阳国志·大同志》记：晋益州刺史赵廒反，其部下有“氐符成、隗伯、董胜等”。永嘉二年（308年）二月，“氐隗文等反于巴东”。《李雄传》记：雄为成都王，“氐符成、隗文”来降，“厚加待纳，皆以为将”。梁、窦、符、隗、董、费本来就是天水等六郡的氐、叟大姓。符为氐人姓氏，《大同志》所记甚明。氐人入蜀，三国时已经出现。《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记：建兴十四年（236年）“武都氐王符健请降，将军张尉迎之。健率四百家随尉居广都县。”《资治通鉴》记此事时将“符”作“苻”。胡三省注：“以此观之，诸氐固先有苻姓矣，不待苻坚以背文草付之祥乃姓苻也。”可见氐族姓氏中原已有符。符、苻同音，后作苻。《华阳国志》作符，《通鉴》改为苻。符健以氐王降蜀，迁居广都，可见符是氐人大姓，与建立前秦之苻氏同姓，一居武都，一迁居略阳。董姓有董卓，《后汉书·董卓传》，不记其族别，但说他生于氐羌之中，部下多羌胡兵，而且当时人就说他是胡羌。
天水等六郡氐族大姓入蜀的时间并不始于三国，大概在此前已有少量迁入。而符健以氐王率四百家人蜀，是影响较大的一次。更大的一次在晋元康八年（298年）。《华阳国志·大同志》记：是年，李特兄弟徙略阳、天水六郡民及氐、叟、青叟数万家人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其中氐人的数量较多。
上述可见，为隗姓狄人的一支。隗姓后来在氐族中大量出现，从天水一直发展到四川。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翟（狄）、邦、冀之戎和后来的氐族联系起来。氐族虽然不能说全是狄、邦、冀之戎的后代，但是，狄、邦、冀之戎迁入渭水流域后，由于秦、汉驱逐戎狄的政策，迫使其大部向南迁移，进入武都地区，留在原地者逐渐接受汉文化，但仍被认为是狄。狄、氐同音，狄的南迁或汉化，对氐族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义渠戎
“义渠”之名，首见于《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接着，周人连续伐西落鬼戎、燕京、余无等戎，这些戎部落大都在晋南，少数在豫西北。
此后，很长时间史书上不见义渠戎活动的记载，大概是被其他戎狄部落所统治。但是到春秋战国时期，义渠戎不仅频繁出现，而且成了西戎中最大的一支，与秦国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在战国时期义渠戎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已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重视。这里仅就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意见。
（一）义渠戎的族属问题
义渠是族名，戎是春秋战国时期附加的称呼，表示它为西戎的一支。西戎中包括几大语系、许多语族的民族，而义渠属于哪个语系语族，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
《史记》将义渠列入《匈奴列传》，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河内图、洛之间，号日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之戎。”很明显，司马迁是把义渠作为狄族的一支，又当作匈奴族族源的一支看待的。
但是，《后汉书》却将义渠等戎列入《西羌传》，云：“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邦、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
如所共知，匈奴和西羌是不同语系的两大民族，前者属于阿尔泰语系，后者属于汉藏语系。尽管在语族、语支等具体问题上目前还有争论，但两大语系有很大区别，则是事实。
司马迁写《史记》时，匈奴国家正处在极盛时期。匈奴一度占有秦的北地、上郡的部分地区，统治了当地的许多部落，义渠戎的一部分后裔也在其内，因此，司马迁把它列入《匈奴列传》之首加以叙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后汉书》成书时，匈奴国家已经灭亡，西羌的极盛时期也过去了，《西羌传》的作者应该把西羌的族源搞清楚，但不仅没有，还把《匈奴列传》没有弄清的问题搬到《西羌传》里，而且又加上当时发现的《汲冢竹书纪年》的一些资料，把内容写得更多了。有的人遂以此为根据，说义渠是羌人。由于这两部历史着作的影响，加上其他原因，就产生了义渠族属问题的分歧。
1．义渠为羌说
当代主张义渠为羌人的，首推蒙文通先生。他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一书中把义渠列为羌人：“义渠诸羌为城郭田畜之民，虽朴陋，犹愈于他族也。”为了解决与《匈奴列传》记载的矛盾，他说：“本纪言匈奴，即《秦策》言义渠事。参互稽之，匈奴即义渠也。”“盖义渠既灭，余众北走，（其地）于后为匈奴，居河套南北。”因为“未见秦汉时匈奴居于北荒之故，致有此误也。”换句话说，司马迁是因为匈奴后来占据了义渠人活动过的地方，所以误把义渠列入《匈奴列传》。
其次是马长寿先生。他在《氐与羌》一书中云：
关于义渠人的族属问题，由于语言资料缺乏，很准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有三件事与推测义渠人的族属有关，第一件事，就是义渠人实行火葬之俗。《列子·汤问篇》和《墨子·节葬篇》皆记义渠人的火葬之俗，云：“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中国古代部族在接受佛教文化以前而自行火葬者，除义渠外，唯有氐、羌。《荀子·大略篇》记：“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也，而忧其不焚也。”由此一端，很容易使我们推测义渠人属于氐、羌一系。第二件事，即汉宣帝派义渠安国两次到西羌各地巡行，他对西羌的语言风土十分熟悉，不只侦察到西羌的动向，并且率兵杀了先零羌酋豪四十余名及其部民一千多人。我想，义渠安国所以理解西羌，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是义渠人的后裔，对于西羌特别熟悉之故。第三件事，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他撰写《西羌传》时，是把义渠置于传首加以叙述，明显地将义渠列入“西戎”的范围之内，西戎内有大量的氐、羌。由于上述三事，大致可以推测义渠人与氐、羌人相近，或也属于氐、羌语系。
马先生在叙述中用“推测”等词汇，还带有商量的语气，但是，冉光荣等合着的《羌族史》，则持完全肯定态度。该书专列《义渠国》一目，论述云：
还有部分羌人，在动乱的春秋、战国时期，建立了国家，参与当时频繁而复杂的政治军事活动，特别是和秦国历经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反复较量的，这就是义渠国。义渠实行火葬，这乃是羌人传统的风俗习惯。又《汉书·地理志》于北地郡有义渠道。王莽时改名“义沟”。渠、沟羌语都是水的意思，今藏语称水仍为“渠”，亦可证明义渠为羌。故《后汉书》也将义渠的历史包括在《西羌传》之中。
两书六条理由，实际上是四条，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1）关于火葬
丧葬习俗是识别一个民族的标志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唯一的标志。一个民族可以通行几种丧俗，同样，几个民族也可采用同一种葬俗。丧葬方式一方面受传统习俗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受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例如藏族就有天葬、水葬、火葬等几种丧葬方式。就是天葬，方式也不完全一样。各种方式因自然条件的限制，积之日久，就成为传统的习俗。
《墨子》、《列子》等书记载义渠有火葬之俗，这是事实。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义渠人都实行火葬？义渠极盛时期，有二十五城，至少可以理解为二十多个部落。这么多的部落，很难说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实际是把西周以来活动在秦陇北部高原的许多部落置于义渠王的统治之下。因此，有各自的丧葬习俗，不能说全部实行火葬。
氐、羌中有火葬，但也不是所有的氐、羌都实行火葬。今青海地区秦汉时称羌中，建国前后在这里发掘的古代墓葬极多，从商代到汉代都有。如循化县出土的古代墓葬，特别是阿拉特山遗址墓葬之多十分惊人。但是，这里是土葬，而火葬在县内苏乎撒村仅发现一处，“骨灰直接放于棺内”。从这一例看出，这种火葬，也并非一烧了之，而是把骨灰用棺木保存下来，仍兼有土葬性质。湟中县北面允谷川的卡约文化遗址，连续时代上起商代下至东汉，墓葬内容极为丰富，占地面积也相当广。这是羌人活动的中心地区，据说可能就是羌人领袖无弋爰剑及其子孙居住过的地方，应该是羌人的遗迹。这里离湟水不远，古代川两边高山上又是森林，具备火葬、水葬的条件，但都实行土葬，并有随葬品，墓堆上的封土至今仍清晰可辨。就以周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看，羌人实行的主要是土葬，而不是火葬。《后汉书·西羌传》、《十三州志》等都有西羌风俗的具体记载，但未见有实行火葬之说。东汉时期羌人大批内迁，陕西关中、甘肃、宁夏有数十万羌人居住，但是从官私文书、着作中看不到火葬的记载。由此可见，火葬并非羌人的普遍习俗。
十六国时期烧当羌的一支南安赤亭羌人姚氏建立了后秦政权。当时羌人在关中、陇右地区人数很多，亦不见有火葬之事。在此前后，武都、陇西塞外出现了一些羌人部落政权，其活动在南北朝史书中均有记载，但是，《周书》、《北史》等书的《邓至传》、《宕昌传》、《党项传》和《白兰传》中，都没有实行火葬习俗的任何痕迹。
相反，《北史》所记北方突厥语系民族中，却有火葬之说。《高车传》记：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鞘，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时有震，死及疾疠，则为之祈福。若安全无它，则为报赛，多杀牲畜，烧骨以燎。这里所说的烧骨，是烧牲畜之骨，但燎的应是人骨，大概是火葬的一种变形。又《突厥传》记：
其俗……死者停尸于帐……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而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
《隋书·突厥传》还说：“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同种薛延陀也行火葬之俗。《唐会要》九六记铁勒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死，诸部“皆来会葬，焚尸，卒哭。”可见从南北朝到唐代，突厥语系诸族火葬之俗依然盛行，而且十分隆重。但是，在羌族各部中，没有发现火葬的记载，不仅迁居内地的羌人中没有，边塞地区也不见。因此，没有理由把义渠实行火葬当成它属于西羌的重要理由。
（2）关于义渠安国使羌
义渠安国是义渠人的后裔，见于应劭《风俗通义》。但他出使西羌，与族别无关，此事《汉书·赵充国传》有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