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我们伟大的祖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大海，西南、西北、东北高山纵横，屏障着腹地；山谷间河流溪绕，通过明流和潜流向东南方向汇集，形成几条大河的冲积平原。这些冲积平原气候温暖，土壤肥沃，雨量充足，适宜于各种农作物的生长。这种地理形势，对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一、汉民族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融合体
恩格斯曾经说过：“谁说他的民族不是杂种，那就无异于说，他的民族还是原始社会群团。”现代的任何民族，都是由古代的许多族体融合而成的。
中国现在有56个民族。汉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数的93．3％，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它是融合了数以千百计的古代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的成分发展而成的。
汉族的祖先是华夏族。据传说，华夏族的祖先黄帝、炎帝、夏禹王都是羌人，原来居住在我国西部地区。黄、炎二帝率领部众经过长期战争，击败了先人中原的以蚩尤为代表的三苗族以后，据而有之，继承了苗、越等族创造的文化，使自己迅速发展起来。传至夏禹，定九州，由原来的氏族部落制社会开始向以地域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发展，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国家政权。华夏族的“华”是形容词，大和美的意思；“夏”是指夏朝，指夏朝统治范围的各部落人民。夏朝并没有把相邻部落完全统一起来，但华夏族的名称以后成了中原各族的代称。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指广义的文化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不仅是指族的共同体的继承，同时也指文化传统的继承。这一范例一开，以后不论是哪个民族（部族）统一和统治中原地区，都把继承和发展这种传统文化当作自己的历史责任，并视为衡量统治成败的关键。
周朝的建立对华夏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族起源于西方，和羌有极密切的关系。周族是羌的一支，又和羌保持婚姻关系，在血缘上和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周族自后稷进入关中西部以后，一直重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至古公亶父率部迁于岐下，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周文王召引邻近各部落，相互之间互通有无，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武王伐纣，会八百诸侯于孟津，参加者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包括了当时活动于西北地区的许多民族。周朝的建立，使华夏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周王室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把大批周族勋臣贵戚分封各地，建立侯国，许多侯国统称“诸侯”，这样就把大批周人分散在各地。当时，周室的姻亲羌人，也在分封之列，也跟着周王室的建立散居各地。与此同时，有功的其他各族首领也成了一方的统治者。
周族的首领原是夏、商王朝的官员，是按当时中原王朝传统的政令、章法统治周族的，在建国之前已经华夏化了。因此，周代商进行的统治，自然是继承夏、商的文化传统，并进一步加以发展。周朝统治的范围比夏、商大得多，统治的强度和深度也大大发展了，这样，周王室所继承的文化通过它的统治机构传布到各个地区，以周室为代表的华夏族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数就大大增加了。不管原先是什么族，经过周朝诸侯国的统治，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族名，春秋时用侯国的名称，如燕人、晋人、秦人、楚人、越人等。至秦统一六国后，又逐渐淘汰了原来的国名，以秦人相称了。于是，华夏族又产生了另一个同义词——秦人，在秦、汉文书中广泛使用开了。秦族、秦人，和华夏族、华夏人互相通用，意义相同。
秦族起源于西北，杂于戎狄之间。与周室为邻，开始国小位卑，不能参与周朝诸侯的会盟。后来，犬戎逼周，秦人协助周室大败犬戎，秦的地位开始逐渐提高。平王东迁，秦族占有原周王室的大片土地，在周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最初秦人比中原地区的郑、晋、齐、鲁等国落后，但它不固步自封，善于学习，不断把别人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吸引到秦国来，加速自己的发展。穆公得由余，“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这仅仅是一些典型事例。秦统一六国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学习竞赛的过程，看与秦并列的七雄，谁在学习和掌握华夏优秀文化（广义的文化）方面走在最前面。秦人敢于学习先进的东西，克服自己落后的东西，善于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并且付诸实践，最后实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大统一，民族关系的大发展。
秦亡、汉兴。汉朝经过前后四百多年的开辟和经营，疆土比秦又大大发展了。西域设置都护，三十六国统一在汉政权管辖之下：大牂、龙桥等族数十万人愿隶汉籍，哀牢王遣使声称“愿举土内属”。这样，祖国西北、西南边疆的大片领土统一在汉王朝管辖之下，汉朝国内的民族成分比先秦也大大增加了。
汉朝政府通过和平和战争两种方式逐渐解决内部的民族矛盾。最初是匈奴，开始以和亲和重贿要求匈奴放弃对汉朝边塞的侵扰，但是匈奴奴隶主认为掠夺是比劳动创造财富更为光荣的事，当大量物资财货阻挡不了匈奴不断地掳掠行为时，汉朝开始进行反击。汉武帝发动的几次战争，基本上挫败了匈奴贵族的军事优势，制止了大规模的掠夺行为，迫使匈奴至宣帝时因内忧外患加剧，最后归附汉朝。呼韩邪单于归汉，不仅是汉朝解决匈奴问题的重大成果，使匈奴成为汉朝统管辖下的一个民族，而且汉朝统一了北方，开始又同相邻的新的民族接触。
汉朝解决的另一个民族问题是西羌。汉武帝广地拓境的政策与河、湟地区的羌族发生矛盾，至东汉时矛盾更为激烈。汉朝政府采取内徙和外逐等方式分化羌族的力量，最后大批羌人（包括氐人）散处内郡，列人编户，与汉人杂居。对匈奴、西羌等族的内迁政策，是汉朝政府统治的需要，但内迁的结果，对他们掌握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学习汉文化提供了方便。内徙各族到东汉末年大都掌握了汉语，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汉朝政府民族政策的某些方面是应该批判的，在历史上也起过消极作用。但是，从主要方面来说，它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把周围许多民族、部族争取、统一到自己方面来，建立起一个强大国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汉”不仅是国名，而且也成了民族名称，它和“华夏”一样，成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又一代称。尽管在中国内部仍然有各种民族的区别，但在外国人看来，不管是华夏、匈奴、氐羌，都可以汉称之，他们都是汉王朝管辖下的臣民。今天，我们所说的汉族，就是由汉朝的统一开始的。
羌、胡的汉化过程，从西汉已经开始，到东汉末年掌握汉语，熟悉中原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内徙部族已经不少。内迁部族和边疆民族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也传人内地，大大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里所说的“胡”，汉朝主要指匈奴，同时也包括西域和北方的其他民族，到魏、晋时所谓“五胡”，就把羌、氐也包括在其中，成了东北、西北各族的代称。西汉末年安定属国胡匈奴起兵反莽，卢芳自称是汉武帝的曾孙以号召群众；西晋末年，刘渊起兵称汉王，建国号日汉，这是匈奴人汉化的表现。氐族苻氏建立（前）秦，羌族姚氏建立（后）秦，也是汉化的一种表示。十六国时期所建立的国号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有这种趋向，说明他们都仰慕中原文化。
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还体现在内容上。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苻坚幼时，其祖洪“请师就家学”，并告诫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继位后，“一月三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表示要使“周公微言不由朕而堕”。当时“五胡”在语言、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都积极要求汉化，只是在意识和心理状态方面还保留着原来的一些民族感情。随着十六国政权相继结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向汉族融合了。
隋、唐的统一，不仅从政治上结束了三百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而且使民族关系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的大迁徙、大融合，进一步打破了汉代以来国内许多民族之间的界线，大大消灭了进入中原地区的各族人民在文化（广义的）上的差异和隔阂，汉语言、汉文字成了各族共同语言。但是，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继续阻碍着民族关系的发展。隋至唐初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削平群雄，才使已经孕育着的一次民族大融合得到实现。唐朝不仅在疆域上超过汉朝，而且在民族大融合方面，也超过汉朝。
从隋、唐统一起，原先活动于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羯胡等大族。再不复见于史册，羌、氐数量大大缩小，越是原先最活跃的民族，汉化的也就越彻底。在唐书的氏族志和姓谱中有大批少数民族的姓氏，但在唐朝政府中他们都是作为华夏族或汉族的成员在进行活动，不再是原族籍的代表了。
唐太宗批判了“自古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偏见，主张蛮夷华夏应当平等，朝臣中重用了大批非汉族的良将贤吏，从而又吸引了大量四邻部落归附唐朝，这是他自己总结的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唐朝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所执行的比较开明的政策，又争取和团结了周围的大批少数民族部落。
文成公主与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和亲是中原王朝第一次与祖国西南边疆的吐蕃建立密切联系的大事。唐朝派遣由大量人员组成的送亲使团亲往拉萨并协助修建官室，把中原的文化、生产技术带进吐蕃，同时也把吐蕃的文化、物产带入内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这对吐蕃历史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吐蕃由于受唐王朝经济文化的吸引，多次兴兵进犯唐朝，深入京畿，这固然是奴隶主贵族掠夺本性的表现，但也反映出他们渴望中原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迫切要求与中原人民共享文明生活的感情。唐、蕃联姻发展为唐蕃联盟。结甥舅之国，为吐蕃统一于中原王朝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回纥“参天可汗道”的修成，是从京都长安到漠北乌德建山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回纥可汗为了和唐朝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建立经常的联系，尊唐帝为天可汗，并以参拜为名，在唐朝的支持下修起这条道路，为来往行旅提供方便；这条道路进一步加强了中原与北方各族的联系，使唐朝的政令及时传布到漠北广大地区。这条道路也是商路，仅进贡中原的马匹就年达数十万匹，带回去的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这对双方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回纥汗国灭亡后，大批民众依附于唐朝边塞，都是唐朝经济文化影响的结果。
随着唐朝国力的发展和疆域开拓，在国内又增加了一批新的民族成分，仅北方就有铁勒、回纥、室韦、蒙古、契丹、女真、党项、沙陀等。唐朝灭亡以后，沙陀、契丹、党项、女真诸族相继在北方建立起政权。这些王朝，有的保留了部分本民族原有的语言文字，有的通用汉语，但典章制度大都沿用中原王朝的旧制而略有增补，可以说是基本汉化但又具有各自民族特征的政权。他们尊重自己民族的尊严，以别于汉人，但他们的政权灭亡后，新的统治者立即把他们视为汉人。如沙陀政权灭亡后契丹人称沙陀为汉人；辽国灭亡后，金人称契丹为汉人；最后蒙古族灭亡西夏、金以后，蒙古人称沙陀、契丹、党项的一部分、女真族人为汉人。这批汉人在元代除政治地位上略异于被称为“南人”的汉人外，在语言、生活等方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大差异了。蒙古的统治加速了这些民族的汉化过程。
蒙古族的统治还加速了另一部分人的汉化过程，这主要指诸色目人。元代的色目人是指除蒙古人、汉人、高丽人以外的诸色人种，大都是从西域带进来的各族兵丁、军匠、官员。色目人进入中原以后，虽然属于统治阶层，地位高于汉人，部分人担任元朝的官职，但是，当他们见到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以后，立即掀起了学习汉文化的高潮，着名的儒学家瞻思丁、瞻思，诗人萨都剌、丁鹤年、吉雅谟丁，书法家马九皋、虎伯恭，画家丁野夫、高克恭等等。这在陈垣的《元代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已有详细的论述。蒙古族统治中国，不是中原人、西域人蒙古化，恰恰相反，而是大批蒙古人、色目人汉化。特别是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的政策推行以后，更加速了广大下层士兵的汉化过程。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人因信仰伊斯兰教，发展成为通用汉语的回族，其余大部分融合于汉族之中。至明代初年已经发现“蒙古色目之人多改为汉姓”的现象。蒙古、色目人逐渐汉化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么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者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大批蒙古、色目人的结局是如此，其他边疆地区较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后的结局也是如此。
满族人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他们在人主中国时，同样带进了大批生产发展比较落后的各族人，按军事编制称“八旗”。八旗不是民族名称，它本身包括几种民族成分，他们的生产水平比较落后。清朝最初的几个统治者虽然对全国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但他们要求汉化的积极性都很高，行动也很迅速，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本身都受过四书、五经的熏陶，汉文化的造诣相当深。由于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国民经济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得到迅速的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全国人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资本主义经济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满族人统治中国的过程，也是它自身汉化的过程，他们以本民族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大发展。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大批中原地区的汉人又不断迁入边疆地区，他们同边疆各族人民亲密相处，互为婚姻，有的被同化于边疆民族之中，改变原来的族籍。他们带去的文化、生产技术，影响了边疆各民族，从而使汉族和边疆各族在文化上更为接近，不断加深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亲密感情。各族之间的相互融合，文化上的相互渗透，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光辉历程
在远古时代，中国这块土地上分布着数以千万计的氏族或小部落，号称“万邦”、“万国”。当时的邦、国，实际上是氏族或部落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