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
转对条上三事状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读苏轼状奏：准御史台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视朝，臣次当转对，虽愚无知，备位禁林，怀有所见，不敢不尽，谨条上三事如左。
一、谨按唐太宗著《司门令式》云：“其有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奏，不许关碍。”臣以此知明主务广视听，深防蔽塞，虽无门籍人，犹得非时引见。祖宗之制，自两省两制近臣、六曹寺监长贰，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镇，奉使一路，出入辞见，皆得奏事殿上。其馀小臣布衣，亦时特赐召问。非独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伪，非苟而已。臣伏见陛下嗣位以来，惟执政日得上殿外，其馀独许台谏官及开封知府上殿，不过十馀人，天下之广，事物之变，决非十馀人者所能尽。若此十馀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实告，则陛下便谓天下太平，无事可言，岂不殆哉！其馀臣僚，虽许上书言事，而书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复诘问，何以尽利害之实，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书载者，心之精微，口不能尽，而况书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损，以谦逊不居为美；虽然，明目达聪，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计，岂可以谦逊之故，而遂不与群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饥馑盗贼，四夷之变，民劳官冗，将骄卒惰，财用匮乏之弊，不可胜数，而政出帷箔，决之庙堂大臣，尤宜开兼听广览之路，而避专断壅塞之嫌，非细故也。伏望圣慈，更与大臣商议，除台谏、开封知府已许上殿外，其馀臣僚，旧制许请间奏事，及出入辞见许上殿者，皆复祖宗故事，则天下幸甚。
一、凡为天下国家，当爱惜名器，慎重刑罚。若爱惜名器，则斗升之禄，足以鼓舞豪杰。慎重刑罚，则笞杖之法，足以震詟顽狡。若不爱惜慎重，则虽日拜卿相，而人不劝，动行诛戮，而人不惧。此安危之机，人主之操术也。自祖宗以来，用刑至慎，习以成风，故虽展年磨勘、差替、冲替之类，皆足以惩警在位，独于名器爵禄，则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场放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一次郊礼，奏补子弟约二三百人，而军职转补，杂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荐不与。自近世以来，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阙，率常五七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尽，中材小官，阙远食贫，到官之后，侵渔求取，靡所不为，自本朝以来，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见祖宗旧制，过省举人，御试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见名器威福专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尽赐出身，虽文理纰缪，亦玷科举，而近岁流弊之极，至于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临时出于圣断。今来南省第十人以上，别试第一人，国子开封解元，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举人，与凡该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纷然并进，人不复以升甲为荣，而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馀人文词稍可观外，其馀皆词学无取，年迫桑榆，进无所望，退无所归，使之临政，其害民必矣。欲望圣慈，特诏大臣详议，今后进士诸科御试过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务在精核，以艺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虚誉，其著令升甲指挥，乞今后更不施行。昔诸葛亮与法正论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尘山南，当时事势，可谓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进瓜果人，欲与一试官，陆贽力言以为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愿陛下常以诸葛亮、陆贽之言为法，则天下幸甚。
一、臣于前年十月内曾上言，其略曰：“议者欲减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则人情不悦，不行，则积弊不去。要当求其分义，务适厥中，使国有去弊之实，人无失职之叹。欲乞应奏荫文官人，每遇科场，随进士考试，武官即随武举或试法人考试，并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内已曾举进士得解者免试，如三试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许出官，虽有三试留滞之艰，而无终身绝望之叹。亦使人人务学，不坠其家，为益不小。”后来不蒙降出施行。切虑当时圣意，必谓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约损之政。今者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无损，财用之乏，有损而无增，数年之后，当有不胜其弊者。若朝廷恬不为怪，当使谁任其忧，及今讲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检会前奏，早赐施行。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魏王在殡乞罢秋燕札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准钤辖教坊所关到撰《秋燕致语》等文字。臣谨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人，酌以饮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汝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公说，彻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既葬除丧，周景王以宾燕，叔向讥之，谓之乐忧。夫晋平公之于荀盈，盖无服也。周景王之于穆后，盖期丧也。无服者未葬而乐，屠蒯讥之。期丧者已葬而燕，叔向讥之。书之史册，至今以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殡，为罢春燕。传之天下，至今以为宜。今魏王之丧，未及卒哭，而礼部太常寺皆以谓天子绝期，不妨燕乐，臣窃非之。若绝期可以燕乐，则《春秋》何为讥晋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亲，孰与“卿佐”？远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轻重亦有间矣。魏王之葬，既以阴阳拘忌，别择年月，则当准礼以诸侯五月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为未葬之月，不当燕乐，不可以权宜郊殡便同已葬也。臣窃意皇帝陛下笃于仁孝，必罢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挥，缘上件教坊致语等文字，准令合于燕前一月进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详酌。如以为当罢，只乞自皇帝陛下圣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备侍从，叨陪讲读，不欲使人以丝毫议及圣明，故不敢不奏。取进止。
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今日迩英进读《宝训》，及雍熙、淳化间事，太宗皇帝每见时和岁丰，雨雪应时，喜不自胜，举酒以属群臣，又是日荧惑与日同度，太史奏言当旱，既而雨足岁丰。臣读至此，因进言水旱虽天数，然人君修德，可以转灾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荧惑退三舍。元丰八年，荧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时，二圣在位，发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视荧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复西。以此知天人之应，捷于影响。太宗皇帝亲致太平，而每遇丰年，若获非常之福，喜乐如此者，岂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难得之事乎？《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匹夫匹妇有不获其所，犹能致水旱，而况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为灾沴，理在不疑。自二圣嗣位，于今四年，恭俭慈孝，至仁至公，可谓尽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则旱，日月薄蚀，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阴之类，殆无虚月，岂盛德之报也哉！臣愚无知，窃谓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监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职，无所告诉，谣怨上达，以伤阴阳之和。所以致此者，盖由朝廷赏罚不明，举措不当之咎也。
臣请略而言之。
去年熙河诸将，力战以获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赐金。泾原诸将，闭门自守，使贼大掠而去，若涉无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赐金。赏罚如此，何以使人？广东妖贼岑探反，围新州，差将官童政救之，政贼杀平民数千，其害甚于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体量其事，燮畏避权势，归罪于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过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儿戏，然卒不问。岑探聚众构谋，经年乃发，而所部官吏，茫不觉知，使一方赤子，肝脑涂地，然亦止于薄罚。童政凶狡贪残，非一日之积，而监司乃令将兵讨贼，以致数千人无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温杲诱杀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状，所不忍闻，而杲止于降官监当。蔡州捕盗吏卒，亦杀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妇女无辜，屠割形体，以为丈夫首级，欲以请赏，而守悴不按，监司不问。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杀时可与不可辨认，白日杀人，不辨男女，岂有此理？乃是预为凶人开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尽言，特举其甚者耳。如此，不过恩庇得无状小人十数人，正使此等歌咏爱戴，不知有何补益。而纪纲颓弛，偷惰成风，则千万人受其害，此得为仁乎？大抵为国，要在分别是非，以行赏罚，然后善人有所恃赖，平人有所告诉，若不穷究曲直，惟务两平，则君子无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乱，可坐而待，此臣所谓赏罚不明之咎也。
黄河自天禧已来，故道渐以淤塞，每决而西，以就下耳。熙宁中，决于曹村，先帝尽力塞之，不及数年，遂决小吴。先帝圣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强塞之，纵获目前之安，而旋踵复决，必然之势也，故不复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于北京南开孙村河，欲夺河身以复故道。此岂独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举大事，谋及庶人，上下佥同，然犹有意外之患。今内自工部侍郎、都水属官，外至安抚转运使及外监丞，皆以为故道高仰，势若登屋，功必无成，而患有不可测者。以至河北吏民，无贤愚贵贱，皆以为然。独一孝先以为可作。臣闻自孙村至海口旧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万五千人，勾当使臣五十员，岁支物料五百馀万。自小吴之决，故道诸埽，皆废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残零物料，变卖无馀，官吏役兵，仅有存者，使孙村之役，不能夺过河身，则官私财力，举为虚弃。若幸而复行故道，则四十五埽，皆以废坏，横流之灾，必倍于今。孝先建议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沸腾，方牒北外监丞司云：四十五埽，并属北外监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检计桩料，便令计置。今来欲兴修四十五处已坏堤埽，准备河水复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赀之费也。孝先当于建议之初，首论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议而行。今孝先便将此役作常程熟事行与北外监丞司，令一面管认，意望败事之后，归罪他人。其为欺罔，实骇群听。其馀患害，未易悉数。但臣采察众论，以为此役不可不罢。若今岁罢役，不过枉费九百万物料，虚役二万兵工，若更接续兴修，则来岁当役数十万人，仍费三千馀万。此外民劳之极，变故横生，嗟怨之声，足以复致水旱，若将三千万物料钱作数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堤防，增卑培薄，数年之后，必渐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计，逆万人之公论，以兴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谓措置不当之咎也。
臣窃见仁宗朝名臣欧阳修为学士日，有《修河议状》二篇，虽当时事宜，而其所画利害，措置方略，颇切今日之事。臣以为可用，故辄缮写进呈。自祖宗以来，除委任执政外，仍以侍从近臣为耳目，请间论事，殆无虚日。今自垂帘以来，除执政、台谏、开封尹外，更无人得对，惟有迩英讲读，犹获亲近清光。若复喑默不言，则是耳目殆废。臣受恩深重，不敢观望上下，苟为身谋，谨备录今日进读之言，上陈圣鉴。臣无任恐栗待罪之至。取进止。
贴黄：臣为衰病眼昏，所言机密，又不敢令别人写录，书字不谨，伏望圣慈，特赐宽赦。
乞郡札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恩礼之重，万死莫酬。以臣子大义言之，病未及死，皆当勉强，虽有失仪旷职之罚，亦不当辞。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实亦有故。言之则触忤权要，得罪不轻。不言则欺罔君父，诛罚尤大。故卒言之。
臣闻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又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以此知事君之义，虽以报国为先，而报国之道，当以安身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则危亡是忧，国何由报。恭惟陛下践祚之始，收臣于九死之馀。半年之间，擢臣为两制之首。方将致命，岂敢告劳。特以臣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致使台谏，例为怨仇。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又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议，有言不便，约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诚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无我，亦岂有所主哉！其后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传笑。其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又挺之妻父郭概为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概体量，而概附会隐庇，臣弟辙为谏官，劾奏其事，玠、概并行黜责。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见。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骘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涉，而于意外巧构曲成，以积臣罪。欲使臣桡椎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于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晓此意，谓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臣非不知圣主天纵聪明，察臣无罪。但以台谏气焰，震动朝廷，上自执政大臣，次及侍从百官，外至监司守令，皆畏避其锋，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势无复全。天下知之，独陛下深居法宫之中，无由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