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请领，未免于设法网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或云：议者以为帑廪不足，欲假此法以赡边用。臣不知此言虚实，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说，不可不察。昔汉宣帝世，西羌反，议者欲使民入谷边郡以免罪。萧望之以为古者藏于民，不足则取，有馀则与；西边之役，虽户赋口敛以瞻其乏，古之通议，民不以为非；岂可遂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师不解盖十馀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阙。况二圣恭俭，清心省事，不求边功，数年之后，帑廪自溢，有何危急。而以万乘君父之尊，负放债取利之谤，锥刀之末，所得几何，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斛，今后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后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尽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词，流传四方，所损不细。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每事降诏约束状
元祐元年九月□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状奏：右臣闻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赏罚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系，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尽，则天子乃言，在三代为训诰誓命，自汉以下为制诏，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轻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随而丁宁之，则是朝廷自轻其法，以为不丁宁则未必行也，言既屡出，虽复丁宁，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举，乃朝廷政令之一耳，况已立法，或不如所举，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犯正入己赃，举主减三等坐之，若受贿徇私，罪名重者自从重，虽见为执政，亦降官示罚。臣谓立法不为不重，若以为未足，又从而降诏，则是诏不胜降矣。臣请略举今年朝廷所行荐举之法，凡有七事：举转运、提刑，一也；举馆职，二也；举通判，三也；举学官，四也；举重法县令，五也；举经明行修，六也。与十科为七。七事轻重略等。若十科当降诏，则六事不可不降。今后一事一诏，则亵慢王言，莫甚于此。若但取谏官之意，或降或否，则其义安在？臣愿戒敕执政，但守法度，信赏罚，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发，则天下耸然，敢不敬应。所有前件降诏，臣不敢撰。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加张方平恩礼札子
元祐元年十月□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伏见太子太保致仕张方平，以高才绝识，博学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馀年，号称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刚简，论高寡合，故龃龉于世。然赵元昊反，西方用兵，累岁不解，公私疲极。方子首建和戎之策，仁宗从之，民以息肩，书之国史。又于熙宁之初，首论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陈其害。大节如此。其馀政事文学，有补于世，未易悉数。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为执政，会丁忧服除，为安石等不悦，而方平亦不为少屈，故不复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与世相忘。臣窃以为国之元老，历事四朝，耄期称道，为天下所服者，独文彦博与方平、范镇三人而已。今彦博在廷，镇亦复用，方平虽老，杜门难以召致，犹当加恩劳问，表异其人，以示二圣贵老尊贤之义。今独置而不问，有识共疑，以为阙典。愿因大礼之后，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圣意，少加恩礼，或遣使就问国事，睹其所论，必有过人。臣忝备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陈列，战越待罪。取进止。
论冗官札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伏见近日言者，以吏部员多阙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减任子及进士累举之恩，流外入官之数，已有旨下吏部、礼部与给舍详议。臣窃谓此数者，行之则人情不悦，不行则积弊不去，要当求其分义，务适厥中，使国有去弊之实，人无失职之叹，然后为得也。欲乞应任子及进士累举免解恩例，并一切如旧，只行下项。
一、奏荫文官人，每遇科场，依进士法试大义策论。如系武官，即试弓马，或试法，并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内已举进士得解者免试。如三试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许出官。应试大义策论及试法者，在京随进士赴国学，在外赴转运司。试弓马者，在京随武举人赴武学，在外转运司差官。
一、进士累举免解，合推恩者，并约嘉祐以前内中数目，立为定额。如所试优长，系额内人数，即等第推恩，并许出官，如系额外，即并与一不出官名衔。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减三省恩例外，其馀六曹寺监等处，及州郡监司人吏出职者，并委官取索文字，看详有无侥幸定夺，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数者，则任子虽有三试滞留之艰，而无终身绝望之叹。亦使人人务学，文臣知经术时务，武臣闲弓马法律。皆有益于事，而进士累举，有词学人自得出官，若无所能，得虚名一官，免为白丁，亦无所恨。如有可采，乞降下与前文字一处详议。取进止。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窃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臣之所谓“偷”与“刻”者，专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点用第三首。臣之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馀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臣无任伏地待罪战恐之至。取进止。
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初不敢深辩，盖以自辩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窃闻明诏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义，身非已有，词穷理尽，不敢求去，是以区区复一自言。
臣所撰《策问》，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后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后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观望希合之心，则虽文帝、宣帝足以无弊也。中间又言六圣相受，为治不同，同归于仁；其所谓“偷”与“刻”者，专谓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识朝廷所以师法先帝之本意，或至于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尝有毫发疑似，议及先朝，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然臣闻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亲者，母子也。不惑者，圣贤也。然至于窃铁而知心目之可乱，于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则是过于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亲，圣贤之相知远矣。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自耳目所闻见，明智特达，洞照情伪，未有如陛下者。非独微臣区区，欲以一死上报，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欲碎首糜躯，效忠义于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独臣受暧昧之谤，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以臣为戒，崇尚忌讳，畏避形迹，观望雷同以求苟免，岂朝廷之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