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地理知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约305篇，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各篇的创作年代，现已大多不可确考。其中最早的诗篇，写作于西周初年，最晚的约写成于春秋中叶。全书是经五、六百年的积累，并由搜集者加工润色而成。它不仅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与感情，当中的一些篇章也记录了当时的地理环境面貌，反映了那时人们的地理知识水平。今分述如下。
记录当时地理环境面貌
如《大雅·韩奕篇》：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
孔乐韩土，川泽訏訏，
鲂甫甫，麀鹿噳噳，
有熊有罴，有猫有虎……
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诗中的“梁山”有人说它在陕西韩城（由郑玄提出），也有人说它就是今天北京的石景山。（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诗中描述了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宽广的河流、众多的湖泽里面有众多的鲂鱼、鱼，游来游去。麀鹿一群群，噳噳的叫声响彻原野。熊和棕罴出没森林。山猫、老虎在森林与草原的边缘，时隐时现。这是一派森林与草原的风光，其间湖沼广布，野生动物很多。
另外，《大雅·桑柔》篇，描绘镐京附近：“瞻彼中林，甡甡其鹿。”这里当时确实是“人民少而群兽多”。《诗经》的记载，在《孟子·滕文公》中也得到印证，其中说；“周公相武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可见周初黄河流域，甚至京城郊区还有不少野生动物。而当时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正是农业大兴，人类社会刚要大规模干预与影响原生地理环境之时。所以，《诗经》的记载对恢复我国黄河流域未经人类活动大规模干预之前的原生地理面貌，是有意义的。
记录了丰富的物候经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发（天上起冷风），二之日栗烈（地气寒冷）。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天气暖和），有鸣仓庚（黄鹂）……
七月鸣莠（伯劳鸟），八月载绩（织麻布）。
四月莠葽（草木结子），五月鸣蜩（蝉鸣）。
八月其获（把稻、麦等粮食收获），十月陨萚（树木落叶）……。”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六月食郁及艹奥，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九月叔苴（拾麻子），采荼（苦菜）薪樗（薪）……。”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
相传《豳风·七月》这首诗是西周初年，周公因成王年幼，不知道一年四季农业生产的艰难，就把农业物候知识，细细向他述说。诗中的季节，既有周历又有夏历。诗中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对虫、鱼、鸟、兽以及许多植物的萌发期、开花期、抽穗期、分蘖期等已有透彻了解，并以此来确定农业生产的活动，使之不误农时，符合节令。
天文、气象记载
在《诗经》的天象记载中，科学贡献最突出的是《小雅·渐渐之石》篇，内有诗句：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武人东征，不遑它矣！
月亮运行，刚离开毕星，就会大雨滂沱！这一奇妙的天文、气象现象远在三千多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并记录在诗歌里。近年研究，这是因为月相和降水关系密切。月相的变化是由太阳、地球和月球三者位置的变化所引起的。每当月亮运行离开毕星的位置时，就会引起大风或飓风，从而带来滂沱大雨。此天文、气象现象还在《尚书·洪范》和《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典籍中作了相似记载。
另外，《小雅·十月之交》中记录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这是周幽王六年（前766）十月初一发生日食，当时太阳被遮住了，仅有一孔出光。白天的太阳像夜晚的月光那样微芒。老百姓惶恐而悲哀。此日食记录比巴比伦最早的日食记录（前763）早了13年。
天气现象的记载
如《邶风·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北风冰凉，大雪飘扬）。“北风其喈，雨雪其霏”（北风紧疾，大雪不息）。
《小雅·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雰雱（满天浓云，雨雪将纷纷落下来）。
《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四月为立夏之初，六月才盛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秋风凄凉，它一到来，花木就枯萎叶落）。“冬日烈烈，飘风发发”（冬天寒厉，飘来的风冷入骨）。
《鄘风·蝃蝀》：“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西半天清晨挂着虹，从晨时到午时的大半天都要下雨）。
《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从山谷上面吹来的焚风，又热又干，所到之处，无草不死，无木不萎）。
从《诗经》的歌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各种天气现象已有明确的认识了。许多天气现象的概念正确，还表达了一些天气现象之间的关联发生的因果与过程。
聚落与城址选择，居住区规划的记载
《大雅·公刘》是颂周文王十二世祖先公刘的功绩。他带领周族迁居于豳地。“笃公刘，既溥既长，即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他“陟则在，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公刘带着周人到豳后，便去察看地形，先择聚落居址。他爬上山顶，又下来站在平地上，选择水源丰富、地形宽敞的地方，百泉在这里涌出，小河在这里经过，背靠山冈。就让周人在这里安安稳稳地住下来。在山的南坡开垦与整平土地，引泉灌溉。在较高的台地上建造城池和房屋，在这高台地附近有一块大平地，以资耕种。诗中的“即景乃冈”是在山冈上立圭表以测日影，定一年四季日影的长短。由此诗反映出来，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我们的祖先已能立表测向，由此“相其阴阳”“度其夕阳”。用此测定方向、测定一年四季。公刘时代已能选择农业发展、城市建筑的地理环境。
另外，《诗经》中说：“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则是用恒星的位置来判别方向的。
关于大地形状的概念和地壳变动的思想
《小雅·十月之交》里记录了周幽王二年（前780）所发生的大地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举崒，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与《史记·周本纪》记录这一年“周三川震……三川竭，岐山崩”在时间和地震现象上都是吻合的。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反映了当时已有“天高地厚”的思想，是大地形状观念的反映。
在《诗经》里，不同地貌类型已形成了概念化的名称。如“山”、“岗”、“丘”、“陵”、“原”、“隰”、“洲”、“渚”等等。对其上有植物覆盖的叫“屺”；没有草木的称为“岵”。根据地表形态的不同，又在类型名称上冠以形容词。如“顿丘”是单独一个山丘；“阿丘”是偏高的山丘等。这表明那时人们对地表形态已形成粗略的分类概念了。另外，对于湖泊和沼泽，也有了不同分类，如“沼”、“泽”、“寒泉”、“肥泉”、“槛泉”等概念。
地形与植物相互关系的记载
《邶风·简兮》中记载：“山有棒、隰有苓。”《郑风·山有扶苏》中说：“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唐风·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扭；山有漆，隰有栗。”《秦风·晨风》中说：“山有苞栎，隰有六驳；山有苞棣，隰有树檖”。《秦风·车邻》中说：“阪有桑，隰有杨。”这些都是记录了植物群落当中一种植物出现必有另一种伴生。《诗经》中创立了“乔木”、“灌木”的名称。《周南·葛覃》中说：“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周南·汉广》中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小雅·伐木》中说：“伐木丁丁，鸟鸣婴婴，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此外，诗经还首记了植物的寄生现象：“茑与女萝，施于松柏……茑与女萝，施于松上。”
留下了大量的地名
据孙关龙同志研究，“《诗经》中的地名，大致可以分为山名、水名、城邑名和国名四类。”山名与国名、城邑名不同，它比较稳定。今天可以确考的有“南山”（今山东曹县东南曹南山）、“终南”（今陕西西南的终南山）、“敖”（今河南荥阳敖山）、“岐”（在陕西岐山县）、“旱”（今陕西南郑县）、“梁山”（今北京石景山）、“泰山”（今山东泰山）等17个山名，对于研究我国对山地的开发，是有意义的。
《禹贡》
周代竹简文献广泛应用与流传，为地理知识的系统积累和地理著作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禹贡》是我国古代文献中一篇具有系统地理观念的著作。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区域地理的一个光辉典型。在中国几千年来传统观念中，《禹贡》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地理著作，在世界上也是极古老的区域地理先驱。
《禹贡》地理内容
明确的地理概念，简洁的文字叙述《禹贡》在纷然并陈的地理现象中，抓着了最基本、最关键的地理事物，提升为一种概括的地理概念，用简洁明确的文字表达出来。全篇仅有1193个字，就把当时知道的全国地理概貌：政区区划、疆域轮廓，到农业、物产、贡赋的内容，从经济利益出发，分区表达出来了。又将山脉、河流、土壤、田地、道路也作了系统叙述。最后还通过地理观念表达出作者的大一统的政治理想。
分区论述的结构《禹贡》把全国划分为九州，是原始地理区划的先驱，后代儒家把“九州”认为是“夏制”，对我国几千年来的地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九州”的行政疆界，实际上是以天然的山（岱、华、荆、衡等），河（河、济、淮、黑等），湖（大陆、雷夏、大野、彭蠡、云梦、荷泽等），海（东海、南海、北海）来作为政区界线的标志的。所以，它较仅按方向、道里来决定位置的地理思想已大大进了一步。这九州的划分是：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
兖州：济、河惟兖州；
青州：海、岱惟青州；
徐州：海、岱及淮惟徐州；
扬州：淮、海惟扬州；
荆州：荆及衡阳惟荆州；
豫州：荆、河惟豫州；
梁州：华阳黑水惟梁州；
雍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叙述从冀州开始，依次是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每州分叙其山川、湖泊的治理经过，土壤的颜色、性状、肥沃程度，矿产，畜产，手工业品，特殊的物产品，田赋的等级和贡品的名目。运输这些贡品的水运路线。在有的州里还讲到少数民族。陈述有条有理，简明概括。然后是“导山”、“导水”部分和体现当时世界观的四方之极为结尾。
突出地区特点自然地理的区域特点是建立在萌芽状态的土壤分类、农业分区、自然景观特点的认识基础之上。并以此决定田地与贡赋等级。
壤对照冀州河北、山西白壤厥田惟中中厥赋惟上上盐渍土兖州山东西部草惟繇、木惟条黑厥田中下厥赋贞灰棕壤青州山东半岛白、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灰壤及盐渍土徐州苏北及皖鲁边区草木渐包赤埴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棕壤扬州江、浙、皖南草惟矢、木惟乔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海涂、湿土荆州湖南、湖北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湿土、海涂豫州河南厥土惟壤、下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石灰性冲积土梁州四川、云南东北、贵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无石灰性冲积土雍州陕西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淡栗钙土《禹贡》把九州的土壤进行了恰当的分类，指出它们的颜色、性状和肥力及一些州的植被类型，并用统一的标准来规定各州的田赋、肥力等级。这一系统的、原始的土壤植被分类，开了农业区划研究的先河。
最早系统的经济地理记载物产的地理分布与流通情况，是经济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禹贡》把当时九州范围内，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人们加工于自然所出现的典型产品，分区列出，并叙述了流通情况，反映了我国最早的经济地理知识。
如兖州，“厥贡漆丝，厥篚（圆形的盛物器）织文”。兖州某些地方出产漆、产丝。又出产精美的竹编手工业品。手工业、丝织业发达。工艺水平较高，能织有花纹的锦缎。
青州，“厥贡盐、絺（葛纤维织成的细布）、海物（海鱼、海产）维错（不止一种，错综复杂）。岱畎（出产于泰山色彩美丽的鸟）、丝（桑蚕的丝）、枲（大麻、麻布）、铅、松、怪石（特殊的山石，如滑石、紫石英、白礓石等）。”“菜夷（古代山东的一民族）作牧（耕种和畜牧），其篚（柞蚕）丝。”
徐州“厥贡惟土五色（五色土为古代帝王作仪式之用），羽畎（鸟羽山山谷出产美丽羽毛）夏翟（五色的雉羽），峄杨（峄，山名，山东峄山的杨树），孤桐（做琴瑟之用），泗滨浮磬（今徐州市东南五十里有石在水旁，水中见石，此石可为磬，故称石磬。又声音轻越的磬出产在泗水、滨水之畔）。其篚玄（黑色）纤（为绸）缟（为绢）。”
扬州，“厥贡惟金三品（三色铜）、瑶（美玉）、琨（美石）、（小竹、细竹）、（大竹）、齿（象牙类，也泛指动物骨骼）、革（皮革）、羽（鸟类的羽毛，如孔雀羽毛等）、毛（旄牛尾，用作舞饰或旌旗之节）、惟木。岛夷（海岛民族）卉服（草编的衣服）。厥匪织见（用竹筐盛着锦缎），其色桔、柚锡贡（锡贡，有命乃贡）。”（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
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青、白、赤三色铜）、杶（即椿）、干（柘木，作辕用）、栝（柏叶，松身桧树）、柏、砮（可做箭头的石料）、丹（丹砂，入药用）、帷箘（一种竹子）、（一竹子）、楛（一种树或苦竹）；包匦（包装的箱子），菁茅（入薰炉，供祭祀用的茅草）；厥篚玄纁（浅红色、黄赤色的染料）、玑组（玑是珍珠之类的宝物，组是头饰）。九江入锡大龟（锡为稀，意为不常贡有命乃贡）。大龟，《史记》载：“神龟出于江、淮之间。”
梁州“厥贡璆（美玉或黄金）、铁、银、镂（钢）、砮、磬、熊、罴（棕熊或马熊）、狐、狸、织皮（兽毛织成的粗布）。”
雍州，“厥贡惟球、琳（球和琳都是美玉）、琅（像珠子一样的美石或传说中的宝树）”（顾颉刚注释《禹贡》）。
从上述物产贡赋当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贡物特产的分布，各地高档产品及统治集团的消费品种等地理情况。
我国最早的水运交通系统网络的记载冀州：夹右碣石（一说在河北昌黎；二说在今北京西山；三说在今河北藁城，渤海之滨）入于河。
兖州：浮于济（从古菏泽 钜野泽 小清河为济水故道）、漯达于河。
青州：浮于汶达于河。
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沿江入海再入淮，再入泗）。
荆州：浮江、沱、潜、汉，逾（转陆）于洛，至于南河。
豫州：浮于洛，达于河。
梁州：浮于潜（汉水支流，湑水、褒水均可称潜），逾于沔（在陕西省，为汉水上游）入于渭，乱（绝河而渡为乱）于河。
雍州：浮于积石（指甘肃临夏市西北的小山，俗称小积石山），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渭水以北，朝邑西南，渭水入河处称“渭汭”。禹贡时代有两条路线：①从小积石山航行东至西河入龙门；②经沣、泾、漆、沮西下至渭汭入河）。
从上述水运系统的网络看来，禹贡时代黄河不仅可以通舟楫，而且以黄河为中心，把全国的水运网，联络起来了。
全国最早的山系记载“导山”部分，专论山岳，九州以内的山岳形势，地势高低，记述得很清楚。西高东低，西部山脉集中而东部山体分散。这是《禹贡》叙述山脉的总体特征。依此特征，也自西至东叙述得有条不紊。
北支在渭水以北，始于岍（陕西陇县西南）、岐（陕西千阳县西北）、荆（陕西朝邑县西），中经壶口、雷首（陕、晋之间）、太岳、砥柱、王屋（晋南）、太行、恒山而至碣石。
第二条，从渭水南岸的西倾、朱圉、鸟鼠至太华（陇陕）开始，中经熊耳、外方、桐柏（豫西）而至陪尾（鲁南）。以上山峰都在黄河南岸。
第三条，始于蟠冢（陕南），中经荆山，内方而至大别山（鄂、皖）。以上都在汉水右岸。
第四条，从岷山起，经衡山（湘）至敷浅原（赣北）。
以上四条山脉井然有序地表叙了黄河中下游及汉水、淮河之间山岭的概要分布。这一山脉的认识体系统治了中国山系思想界达几千年之久。汉儒提出“三条四列”说，将岍、岐至碣石划为北条；将西倾至陪尾定为中条；将岷山至敷线原定为南条。蟠冢至大别划为中条的分支。宋儒又提出三大龙脉，都承继于《禹贡》，这些观念都作为经典里的神圣观念，形成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河山观。直到17世纪，徐霞客通过亲身考察，才进一步地订正了它。
全国最早的河流系统记录“导水”部分是叙述全国水系的专文。先从上游开始，西方的弱水和黑水为第一条。中原的黄河作为第二条叙述。第三条是江和汉。第四条讲的是黄河以南的支流，渭、洛二水。先叙述北方的河流，后叙述南方的河流；先上后下；先主流、后支流的排列原则。但《禹贡》对南方遥远地区的弱水和黑水，往往叙述错了。基于对中国水系的总体认识，经几千年到宋代进而演化为“三大龙脉”，成为儒家的经典观念。
政治理想的表达《禹贡》中的“五服”部分：“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实际是把当时政权所在地设计成世界或宇宙的中心。是一种古朴的、理想化的行政制度，是原始的大一统政治理想的体现。它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有积极作用。
“四至”说与当时地理视野的极限在中央政府之外，甸、侯、绥、要、荒各服五百里。最后的地理视野到了：“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及、以）声教讫（终止）于四海”，东面是大海，西边是流沙，南方和北方没有明确的界线，仅达到声威和教化终止的地方。这是真实而科学的地理观念。但在陆地的边缘，也即“四方之极”又似乎可以到达、终止于“四海”的边缘。
《禹贡》成书时代的讨论
《禹贡》是中国远古时期的地理著作，其内容如此完整、系统和丰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呢？在中国历史上，研究《禹贡》的经学大师：伏生、晁错、孔安国，一直到明、清时期的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研究过《尚书》和其中的《禹贡》。近代学者如夏纬瑛、石声汉、夏鼐、郑晓沧、童书业、李亚农、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徐中舒、王成组、辛树帜、史念海等先生，都发表过研究意见。意见分歧、陈案重重，今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种，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将《禹贡》列为夏书。认为此书是禹本人或禹时代治水功绩的一份记录。其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21世纪。
第二种，儒家学派的学者，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一直把《禹贡》看成是圣人大禹的手笔，千年之后又由圣人孔子编定，因此就把它推崇到绝对尊严的地位，称为“经典”，即便后世学者觉察到其中的错误，也不能轻言易改。不然就会以“亵渎神圣”，招至杀头之祸。
第三种，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和现代辛树帜等认为《禹贡》成书于西周时代的文、武、成、康全盛时期，是当时太史所录。即成书于公元前1185年至公元前952年间。主要理由是：
其一，《禹贡》九州为西周时的疆界。殷的疆域较此而小，仅以淮水流域为南界。春秋以后，南方已有更远的开发，疆域又较此扩大。《禹贡》九州是西周时的规划，“决不是春秋时期，也不是孔子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的学者所著”。
其二，不是西周的大一统，决不能出现九州这样多的物产。西周时的作品，如《诗经》中的“大雅”、“小雅”及《周书》、《国语》、《左传》所记载的物品与《禹贡》所记载的物品差不多。因此，《禹贡》成书应在西周。
其三，导山路线是周初国内陆路交通干道的路线。“导”为刊水治路，以通行旅的意思。第一条交通干道是由岍和岐到荆山过河（黄河）。第二条由壶口、雷首到太岳，被王夫之称之为“河东之道”。第二条由砥柱、析城到王屋。第四条由太行、恒山到碣石入海，被王夫之称之为“幽、燕之道”。第五条由朱圉、鸟鼠到太华，一绕丰、镐的西北，被王夫之称之为“渭北之道”；一绕丰、镐的西南，被王夫之称之为“关西渭南之道”。第六条，自熊耳、外方、桐柏到陪尾，一绕洛邑北面，向东北展开，为“河北之道”；一绕洛邑南面通向东南，为“洛南楚塞之道”。第七条由蟠冢到荆山为“汉南、易北之道”。第八条由岷山到衡山过九江到敷浅原的“川、湖之道”。西周时代的这九条干道也被其他文献所记录。
其四，《禹贡》的物产中也出现了“铁”和“钢”，有的学者以此为《禹贡》成书较晚的论据。中国最早的铁器记载始于公元前513年（昭公二十九年）。晋国一鼓铸铁480斤，铸造了铁鼎。考古发现铁器的使用上至公元前708年（桓公四年）。铁制的武器有周初的。总之，铁器的使用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
和这种认识相近的有日本学者小川琢治。他认为《禹贡》是记录周室开国百年后，王都与围绕着王都的行政状态的可靠记录。所以要知道古周室文化达到什么程度，除此数千言之书，尚未有可信凭的文献。
第四种，清末康有为以及今王成组等人认为：《禹贡》的编写基本上是周游列国、博学多才的孔子。他依照春秋时代的地理范围和生产条件写成的。成书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他所规划的九州，要比现在了解的夏文化的分布范围宽广得多。说《禹贡》为孔子手定的理由是：
其一，公元前280年是孔子死后200年左右，此时，《尚书》早已风行一时、广为流传。《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假如《禹贡》成书于战国时，突然加入到《尚书》中，当时战国学者怎么不提出怀疑和指责呢？《尚书》是孔子编定的书，西汉还有古文本和今文本的流传，《禹贡》是其中的一篇，也为孔子定稿。
其二，九州之中，雍州的得名足以表明《禹贡》写作于秦国在公元前677年徙雍之后不多久。此时是孔子将要出世之时。
其三，《禹贡》对于楚国南部和吴越地区的山川，认识模糊，正是足以证明写作的年代较早。
第五种，顾颉刚、侯仁之等提出，《禹贡》“是公元前第三世纪前期的作品。”成书年代“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顾颉刚《禹贡》注释）作者可能是秦国人。这就比“大禹手书”说拉下了近两千年。比“西周”说拉下了七百多年；比“孔子编定”说拉下了二百多年。此说的主要根据是：
其一，认为九州是在战国的情势下产生的。九州和五服分内外两部分说，要到战国中期才有可能出现。《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为荆州，楚也。北为幽州，燕也。”这样，中国领土的幅员和疆域，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禹贡九州的地域。《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仅限于公元前280年以前的疆域概念。
其二，五服制度在西周时代实行过，到战国消亡；九州制度是由战国开始酝酿，到汉末而实现。《禹贡》里把落后的制度和先进的理想一齐记录下来了。因此，此书写于两种制度交替之时，更合乎情理。
其三，夫差开的人工河道，距《禹贡》时代已远，所以《禹贡》作者的记叙中，把它当作了自然河道了。也即沟通泗水和济水之间的运道，是战国时吴王夫差所开，《禹贡·徐州》里记为：“浮于淮、泗，达于河”，忘记了它是人工运河。
其四，中国之由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梁州的贡物有铁和镂，亦即边远地方出产钢、铁，这只会是战国时期的书。
其五，《禹贡》中大一统的思想这般浓重，应该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思想准备。
第六种，新近史念海先生提出《禹贡》“为战国时期的著作，其成书年代不应早于公元前482年，亦即周敬王38年和鲁哀公13年，吴晋黄池会盟之年……这是最早的极限……还应在公元前403年之后……即周威烈王23年三家分晋之后……《禹贡》成书当出于魏国人之手。”其理由为：
其一，徐州的菏水是《禹贡》成书年代的最早极限的标志。《禹贡》中说：“浮于淮泗，达于菏。”菏水是一条大致东西向的人工河道，是吴王夫差和晋侯在黄池会盟而开凿的。吴晋黄池之会是公元前482年，《禹贡》中记录了这条河，必成书于此年之后。
其二，“扬”和“越”乃是字的声转，实质相同。越灭吴在前473年，下距三家分晋尚有五十多年。《禹贡》九州中列入影射越国的扬州，说明其成书年代不能上推到战国之前。《禹贡》冀州影射的是三家分晋之后不久，著作年代不能早于前403年。
其三，“西河”的名称是魏国人的口吻。“西河黑水为雍州”出自魏人。《禹贡》运道中心的都城是魏国都城——安邑（河南夏县），这里也是先前的禹都。《禹贡》也就假借这个传说中的禹都，绘制以安邑为中心的大一统事业的宏图。
以上六种意见，都各自有一定道理，尚待深入研究，方可定论。
《山海经》
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山海经》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自古被称为“奇书”。全书虽说只有31000多字，却是包含着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植物（包括生态习性、医疗攻效）、矿产（包括产地、色泽、性状等）、医学、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保存着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研究我国上古史的重要文献。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神话史、民族史、医学史的学者，探祖寻源都要研究《山海经》这一部书。
现在流传着的《山海经》是汉哀帝刘欣建平六年（前6）刘秀（即刘歆）承袭父业任“秘书”之职，校阅宫廷珍藏的秘籍时发现的。刘秀对此书评价甚高，并将“山海经三十二篇，今定为十八篇”上呈奏朝廷。此后才有抄本流传于世，共十八卷，分《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和《大荒经》五卷。
作者和时代
《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历史上早有不同的说法。确定其成书时代，对于认清它在中国古代历史及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地位，有重要意义。现在通行的说法，认为他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时之作。对其成书于何时，有以下几种主要说法：
第一种，自西汉刘秀（歆）以来的正统说法，认为此书是大禹、伯益所记，而且：
“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人民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分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名者也。”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都承继此说。著名的东汉学者王充也说：“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见间作《山海经》。”都同意《山海经》为禹、益作著。
第二种，近几十年来，《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引起热烈讨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认为《山海经》中的《山经》出现最早，主要论证了《山经》成书年代比《禹贡》还早，说：“若《禹贡》出于战国之季，则《山经》之作，其在战国之初，或春秋之末。”举出如下证据：
其一，“《山经》作者确认四方有海，凡其所道之五方，胥居一大洲之上。”“古人屡称四海者以此，知实为古之地理概念。《禹贡》作者则已知惟东方有海，故青、徐、扬各州各以海表州。其结尾全曰：“东渐于海”。舍南、西、北而不言，此真地理学识之大进步，突破了古代之幻想者也。”
其二，“《山经》流沙之名，原不专属于某方”，“此种观念，即承认四方有海而来。盖海滨皆有沙洲，所谓流沙者，即沙洲之异名耳。”而“《禹贡》作者，已打破此旧观念，遂以流沙之名，专归于沙漠，而属西方。”可见《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要比《山经》作者准确和进步。
其三，“《禹贡》之南界为衡阳，其取以表州界之四山为岱、荆、衡、华。衡山之地位如此重要。《山经》作者对东方的认识是极为模糊，而犹知有泰山。又西山以华山为首，中次八经以荆山为首，与《禹贡》之分雍、梁，荆别豫荆者，其观念甚相似。独衡山既不见于南山经，又不见于中次十二经，何也？予因以知《禹贡》南之衡山，盖楚杯南境之结果，当作《山经》时，河汉间山犹未尝闻其名也。”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顾颉刚先生认为《山经》早于《禹贡》。但顾先生最后说：“古人著书，恒不出于一手，成于一时。《山经》定形之期，或未必远早于《禹贡》。至其胚胎之期，则断之高于数百年也。”
第三种，以王成组先生为代表，认为《五藏山经》是战国后期作品，成书比《禹贡》要晚，是《禹贡》几种地理概念的发展。提出的理由为：
其一，《山经》此种“专题的长篇著作，显然是战国时代兵家、农家、医家等各部门先后编著专著，争鸣成风的条件下的产物。”
其二，“对诸多矿产的关心，显然是继青铜文化之后，铁器开始盛行时代的作品，铜铁在各种金属中产地比较多，而出铁之山更多于出铜之山，相当符合战国后期采矿业发展的倾向”。
其三，“大量的山名水名，山名之多仍然比较《管子·地数》篇提到的出铜之山还少一点。《五藏山经》的山数总计，只有《地数》篇出铁之山的八分之一。”
其四，怪物、怪人是作者想像臆造。产生的时代“正是战国后期的方士在大力宣扬神仙怪异和长生之药。”
其五，地理思想上“《五藏山经》显然受到《禹贡》的影响，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有关河流发源地的新资料。”如，山列远较《禹贡》为详细，且有方向里程，并将《禹贡》大小水道发源地具体化等等。
在以上三种看法中，现在一般很少有人坚持《山经》出于唐虞之际的第一种看法了。我们认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第二种看法，比较客观，《山经》对长江及长江以南的地方，地理概念就十分模糊了。对长江也只朦胧认识，而《禹贡》对扬州、荆州、梁州已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地理概念比《山经》确切。
《山经》虽记载了五列山，但其中较详尽且较准确的仅是北山经、西山经与中山经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大约是今日的黄土高原、汾渭谷地、河南境内黄河下游一带。而南山经记载模糊，东山经难于确考，西山经西部神话明显增加。可见《山经》作者的地理观念中，比较清楚的仅是黄河中、下游一带。《禹贡》则不同，其描述的地理区域范围显然比《山经》为广，所用的地理概念准确，语言明晰。《山经》则较《禹贡》地理概念原始，成书在前可能性大。此书又不出于一人之手，非一时之作，使其成书年代增加了复杂性。袁行霈先生研究认为“如果肯定《禹贡》是战国末年的作品，那么，《山经》必完成于战国中期以前。这是它的下限”。又说“大致可以肯定《山经》是战国初期或中期的作品。”
《海经》部分，现在一般认为是西汉时期的人所作，而《大荒经》补进《山海经》中则更晚。它很可能是汉哀帝时期被刘秀将三十二篇删为十八篇中删除来的材料，到东晋郭璞时又重新整理纳入其中。
《山海经》的性质
由于《山海经》成书时代古远，书中又记载了很多内容，有些内容不易被后世读者理解，后世研究者对此书的性质也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认识：
其一，认为《山海经》是巫书，书中的内容仅有神话性质。历来有一些学者认为《山海经》的内容，“恢怪不经”、“离奇怪诞”，是神话，是臆造。西汉司马迁最早提出来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数术略·刑法家”，实际认为它是巫书。最早注释《山海经》的郭璞也说过：“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垮，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中有：“精卫御微术，将以填沧海”之句，及“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之句，都是把《山海经》看作是神话故事书。到了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四部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录提要》的纪昀（晓岚）说《山海经》，“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也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闻一多、沈雁冰等人也把《山海经》看作是神话书。新近袁柯先生撰文也说：“《山海经》自身的内容，有力地证明了它是古代的一部巫觋之书。”
其二，认为《山海经》是“圣贤遗事”，是科学书，是可信的地理书、博物书。西汉刘秀校《山海经》，上表呈朝廷时说此书“可以考桢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谣俗……博物君子不可惑焉”，又说此书“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简直将之当成真实的地理博物记载了。晋代郭璞继刘秀之后，也十分推崇这部书，认为它是可信的地理记载。他批评不信此书记载的人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此后的目录书，大多把它列为“史部地理类”，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都将之列为史部。清代毕沅《山海经新校证》、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任元德《山海经为地理书说》、高去寻《山海经新评价》和孙青元《山海经时代的社会性质初探》等都认为它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地理书。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说《山海经》“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关于古人是怎么认识矿物和药物之类天然物质的知识。”他还将《山海经》中的怪物和古希腊神话中的怪物进行了比较，认为这可以探索人类文化起源的渊源，提供有用的材料。而近年以来，又有学者提出，“海经”中有的自然环境的描述与美洲的自然环境、山系、动植物相仿佛，对《山海经》中一向被认为只有神话意义的部分，提出了新看法。
其三，认为此书既是神话书、巫书，又是科学书。顾颉刚先生认为：《山海经》是“合着记载和想像的一部地理书。”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袁行霈先生认为：人类早期的文化工作者就是巫与觋。人类早期对世界的认识就是神话之中包含着真实，在真实之中包含着神话，因此《山海经》是科学书同时也是巫书和神话书。其论据是：
阶级一出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形成最初的分工，掌握文化的人便是巫。巫在社会上相当于文化人，地位很高。《国语·楚语》上说：“古者，民神不杂……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觋是那时的文化阶层，他们是沟通上天和人间的“使臣”。最初的占卜、历数、医药、祭祀都由巫来管理。“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那时，“巫、祝、卜、史”本是一体，为了祭祀，巫祝必须熟知山川名号，了解各山之神以及各地的物产、特产。他们参与国家的庆典、祭祀、决策活动，必须有广博的地理、博物知识。古代祭祀活动，规模十分庞大，祭品包括殊方珍异，由巫管理。总之，古代巫的社会地位重要，他们人数很多，分工较细、分别通晓神话、祭祀、占卜、舞雩、地理、博物、医药等多种学问，而《山海经》为巫觋根据远古传说记录下来的一部巫觋之书，为他们施行巫术时参考，同时也记录下了古代许多真切的知识。
《山海经》的地理知识与地理观念
《山海经》记录了许多朴素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动植物、矿物种类及其分布等知识，在地理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我们可以根据其中的记录，探讨当时的地理知识与地理观念。今简要归纳如下：
其一，《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东南至会稽，西南至邛崃，西北至青海、新疆的天山，东至泰山，北边似乎越过河套到内蒙古高原或西伯利亚，中心区域大体包括越、楚、蜀、秦、郑、晋、燕、齐等国疆域。《海内经》主要记海中和沿海边远地区；《海外经》记四海之外的国家和地域。
其二，《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五藏”意为“五列”或“五域”，是分山列和区域来叙述当时所认识的全国山脉的。在作者心目中，以位于今河南西部的“中山经”为世界中心。对这区域的山脉叙述最详细，分为十二次山经来写。四周是西山经、南山经、东山经和北山经。也分别分为若干个次山经来写，最少有三个次山经。在作者心目中，它们共同构成大陆，大陆的四周被海水包围着，四海之外又有陆地和国家，是荒远之地，就构成了世界。每一次山经的叙述大致也有一定的规律，山名、里程、植物、动物、水系、水生动物、矿产等项是基本的。大量的古代山名、河名对今天历史地理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其三，《山海经》中已有“四极”的观念。“四极”又称为“四隅”、“四陬”，在作者心目中，世界是有极限的，可以测量的。《五藏山经》既不称州名，也不称国名，似乎没有政治地理观念，而只讲自然山川，这证明它保有较原始的地理认识。
其四，《五藏山经》的末尾说：大凡“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实际上，列出名称的山只有460座，水名记载了260余条。国内一些学者，如侯仁之、谭其骧、王成组等把山经所提到的一些山名和水系绘制成地图，与今天的山、水分布图相对照。《山海经》作者熟悉的中山经和西山经，描写详细，也较准确。南山经他们不熟悉，描写粗略，臆想的成分也加多。如中山经记述了208座山和84条河，北山经记述有88座山和79条河。西山经记述了78座山和56条河，这都是较为熟悉的地方。而东山经和南山经作者不熟悉，记载的山河较少。
其五，《五藏山经》中记载了大约140多种植物的名称，并进行了一些植物形态的描述。其中木本、草本植物名称各记录都约70余种。以中山经中的植物种类记录最多，约180多种次，其次是西山经，约150多种次。北山经约记录了30多种次，东山经和南山经植物记载较少。这140多种植物中，有一部分可以和今天的植物对照出来。如：木本植物中的松、柏、桑、漆、榕、竹、樗、桢等。草本植物中的菅、杜衡、芍、门冬、少辛（细辛）等。果树中的桃、梨、李、杏、梅等。另外《五藏山经》还对植物中的根、茎、枝、叶、花、果等形态描述。这反映了当时植物学的知识已相当丰富。有一些植物还记录了药用功效。如“萆荔食之可以医心痛”；“椶枬食之医疥”；“彫棠食之医聋”等等。这样的药用植物记载约有50处。这在植物地理及中药史上有一定意义。
其六，《五藏山经》中出现了200余次动物名称，分别记录了112种不同的动物。这部分内容，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些名称，今天看来是稀奇古怪的，动物的形态描述也难于令人置信。而且往往见到这些动物时，记录说会“天下大穰”或“天下大兵”“天下大水”等等。有人认为这些动物描述，科学意义不大，神话成分居多。但若剔去那些荒诞的部分，就是我们熟悉的动物。它们不外乎是猿猴类（灵长类）、偶蹄类、狐犬类、虎豹类、鼠类、飞禽类等动物。似牛的动物有18种，出现40余次。似鹿的动物有10种，出现31次，似虎豹的动物有11种，出现27次，似狐犬的动物有20种，出现20次，似羊的动物9种，出现20次。出现较多的有麋、虎、豹、牛、鹿、羚羊、犀、兕、象、马等。现在犀在中国已绝迹了。像当时分布在中山、南山和西山区域，今天分布区已大大缩小。当时气候较今天暖湿。沙漠之舟的骆驼在北山经里出现过两次。东次二经提到犰狳，是否与南美洲的犰狳相似，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此外记载的动物还包括鱼类、蛇类、腹足类、两栖类等。这些动物及其分布区的记载，实际上也是珍贵的科学资料。
其七，《五藏山经》中有大量的矿物记载。玉出现有154次。非金属有垩、雄黄、文石、赭等十多种。金属有金、铁、银、赤金、赤铜、锡、赤锡等十数种，产地记录有170多处。这是珍贵的矿产地理资料。
其八，一些自然地理现象的记载与描述。例如关于华山的险峻，《山海经》记录为：
“太华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山海经·西山经》）
如此果断地抓着华山最重要的特征，形象地反映出华山的地理面貌。
又如关于河流季节变化，对教水记述入下：
“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永冬干而夏流，实惟干河。”（《山海经·北次三经》）
教水是一条注入黄河、冬干夏流的季节河。
“小咸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山海经·北山经》）
这些记载都是对自然界科学观察的结果，有一定的地理意义。
其九，末尾点出此书的意义，原文为：
“天地之东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穰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锻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山海经·中山经》）
《山海经》的意义在于从生产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从生产中获得的地理知识，也要应用于社会、国家的经济建设。总之，《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总结，仅将之归入异闻小说是不够的。
《管子》
《管子》一书是我国先奉诸子中著名的典籍之一。它非出自一人之笔，非一时之书。其中的一些作品，写成的时间相差可能几百年。此书托名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管仲所作。他曾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之成为五霸之中最早的一个霸主。管仲名夷吾，号仲父（公元前685—公元前645年），颍上（今河南登封西南）人。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其思想和作为，在那个时代堪称楷模，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所以他死后就有可能有人假其盛名著书立说。《管子》一书，是记录他的言行和发挥他的思想的书。其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因势利导、因民善俗地发展经济，以求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管子》一书虽非管仲所作，但它确实保存下了那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医药、地理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内容。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末年刘向校阅宫廷所藏古籍中有关文献，“共得五百六十四篇”。他校删重复，定为九十六篇。不久又佚散十篇，仅留八十六篇。此书的体裁分为问答和叙述两种方式。这里，仅将其中有关地理知识和地理思想的内容提出来，作简要介绍。
对地图的作用和内容的叙述
在《管子·地图》篇中，一开头就指出地图的重要作用和当时地图中的一些内容：
“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关名，河南偃师县东北）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上文所叙地图的内容已很丰富，可以表示多种地物，地图的比例、制图的符号，都很可能有规范的符号。作图时，如果不进行一定的勘测，恐怕难于完成这样复杂的地图。
海陆分布的粗略认识
在《管子·地数篇》里，“桓公曰：地数可得间乎？”而管子回答说：
“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这里的“出水者”，似乎是指潜水流出来的地方，“受水者”似乎是指低凹的潴水之地。世界有多大？似乎是可以用数量衡量出来。
最初铜、铁矿山分布的地理数据
“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管子·地数篇》）
出铁的山比出铜的山多得多，这是符合实际的。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对铜、铁矿产的广泛开采，在此基础上积累的地理知识。因矿产的开发，金属工具的使用，出现了货币，出现了战争武器的改进，而使得财富的分配“能者有余，拙者不足”。
原始探矿方法的总结
《管子·地数篇》说：
“山之上有赭者，其下有铁，山之上有铅者，其下有注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柱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
利用一些矿物共生的特性，先找到指示性矿物的一些明显特征，而后进一步确立贵重金属矿埋藏地的方法，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探矿经验的总结。
一些自然资源分布的记载
“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当武王之数。”（《管子·地数篇》）
“数”是财富的意思。当时楚国的“金”分布地，齐、燕的盐，都是可以销到邻国而使国家致富的财源。
土地与植物相互关联规律性的记载
“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凡彼草土，有十二衰，各有所归。”（《管子·地员篇》）
文中指出不同的土壤种类，不同高度分布的土壤，都有与之相适应的草本植物生长。“凡彼草土，有十二衰”，就是有十二种分布于高低不同的土壤之上的草类。还分别讲到平原、丘陵和山地三种不同的土地与植物生长的关系。又叙述了大平原上五种土壤的宜生谷种、宜生草木，水泉深浅。其次叙述丘陵地的高下等次、水泉深浅。其中已包含着对高山地带性植物垂直分布简单记述。海拔2000～3000米分布着落叶松。在海拔1500～2000米，丛生山柳或山杨。1500米以下分布阔叶林。小山之侧则公布着枢、榆。此外还以小地形为例，举了从水中到陆地，从低处到高处山冈的十二种植物分布。这一观察记录是我国最古的生态植物地理记录。
最早的植物与水分环境关系的记载
《管子·地员篇》说：“叶子于；下于莞；莞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荓；荓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
根据夏纬瑛先生的意见，“叶”是“荷”，生长于沼泽深处；“”也是浅水植物，生于沼泽深水，可能是“蔆”或“茭白”。“莞”属也是浅水植物，生长在沼泽浅水中。“蒲”是香蒲，多生于浅水岸边。“苇”是“芦苇”生长于水边湿地。“蒌”是“蒌蒿”的一种，生长于旱地，也喜湿。“荓”是扫帚菜，旱生。“萧”是艾蒿，耐早植物。“薜”是莎草植物，耐旱。“萑”是益母草，耐旱。“茅”即白茅，极耐旱。这里，《管子·地员篇》依次把水生植物、挺水植物、中生植物、旱生植物，从生态环境到植物习性排列起来，表达了植物生态和水分环境关系的规律。在二、三千年前，我们祖先有这样丰富而准确的植物地理认识，是不简单的。
土壤的最早记载
《地员》篇的后半部分，专论土壤，把当时全国（主要对华北平原）的土壤分为18种之多，每种又分为5种品色，共计90品色。这18种土壤按照农林生产的肥力差别，又分为上土、中土和下土三等级、六种土壤。按土壤的颜色，将土壤分成了悉土、赤垆、黄圹、斥（赤）埴和黑埴五类。从地貌条件及海拔高度、气候、植物对土壤的影响到成土母质的矿物、地下水位等成土因素，考虑土壤的划分。在划分土壤肥力状况时，考虑到了土壤的质地，如赤垆土壤为“历、疆、肥”。“历”是土质疏松；“疆”是粘性好；“肥”是肥力高。而斥土则土壤盐碱，肥力不高，“甚咸于苦，其物为下”。对于每种土壤都说明它所宜的谷种。又将上土分三种。第一是息土，次为沃土，三为位土。用其他种类的土壤都以这“三土”相比较，定出差别，还讲到这些土壤在丘陵、山地上可以生长各种有用植物。如森林、果树、纤维植物、药用、香料等。
河流分类的最早方案
《管子·度地篇》在农业生产和水利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对河流提出了早期的分类：
“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引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母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地，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
这里把天下的河流依其源泉所出的不同，及流入海、河、江等不同，划分为：经、枝、谷、川、渊五种类型。提出对水“因其势而利往之”的治理原则和不能久扼，若久扼则有危险的意见。这些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反映了当时河流地理的知识水平。
最早提出国都城址选择的地理条件
《管子·度地篇》说：
“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下圣人也。故圣人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此所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廓，廓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
国都城址的选择，要在较为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之上。背有大山，左右有河流、泉水或湖泊，还要注意城内可畅通地挖修排水沟，使城内的水顺着地势排入大河。这样的城址就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农产品来保障城市人口的衣食所需和繁养六畜、发展经济，以吸引更多的人口集中。有了这些地利和险要，还要内筑城、外立廓、廓外挖护城壕，低的地方筑堤防，高的地方挖沟渠。这样系统的城址选择理论，是实际工作的总结，很符合科学道理。
河曲现象的观察、研究记录
《管子·度地篇》中说：
“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挖，挖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
意为河流弯曲的地方，产生回流，回流和正流汇合，产生漩流，漩流湍激，在河床坡度小的地方，回流转弯平缓。河床高差大则漩流有限强的侧蚀破坏力量，于漩流之后，有的地方流速缓慢，泥沙淤积，造成河道堵塞。日子长了河流就会冲决河道，泛滥成灾。
上述细致地描述了产生河曲的原因及漩流产生的过程。也记述了河床坡度不同，对流速、漩流侵蚀能力的影响。一些地方强烈侵蚀，则另一些地方则会沉积。日子长了就产生河曲，甚至引起河床改道。这就记录了河流变迁的过程与规律。
关于物候、农日和水利的记载
《管子·度地篇》说：
当春三月，天气干燥，水纠裂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夏三月，天地气壮，大暑至，万物荣华……不利作土功之事，妨农焉……当秋三月，山川百泉涌，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属，天地凑汐，利以疾作，收敛毋留……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暑雨止，大寒起，万物实熟。利以填塞空隙……。
一年四季之中的气候特点，从农事和工程的角度进行评价，准确而科学。总之，那时从自然崇拜到因生产实践的关系而逐渐地开始认识自然地理规律的萌芽。以分类的方法来认识一些地理现象，是本书的科学水平与特色。表明《管子》中的“地员篇”、“地数篇”和“度地篇”是中国部门地理著作的萌芽。
《水经注》
《水经注》是我国6世纪初的一部以水系为纲领和坐标来记述全国地理事物分布的著作。准确的方位和距离，表现了当时对地理位置记述的精确性。它在记述我国137条河流水道的古籍——《水经》的基础上补充记述，使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注文20倍于原文。此书实是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的总结，流传到现代全书约有30余万字，内容相当丰富。1500多年来，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如林，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
成书的时代
关于《水经注》的成书时代，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其一，传统的观点认为《水经》为汉代桑钦撰，郭璞注。而《隋书·经籍志》录有：“《水经》三卷，郭璞注。”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记》说：“《水经》四十卷，汉桑钦撰，成帝（前32—7）时人。”
而现在研究证实，《水经》所举郡县，西汉、东汉兼而有之，甚至个别的郡县，还有曹魏时期的。据此，认为“《水经》是西汉编定的书”，这一说法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其二，近些年来，侯仁之教授等依清纪昀、戴震之说，提出：“大约在三国（221～279）时候，有人写成《水经》一书……到了公元5世纪，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补充记述河流水道……注文二十倍于原文。”陈桥驿教授也说：“《水经注》是北魏延昌、正光间（515～524），郦道元撰述的一部地理著作。从书名来看，它仅仅是《水经》的一种注释，但这部完成于三国时代的《水经》，内容非常简短……”。
其三，而王成组教授另有新见，他认为“从《水经注》的内在特征来衡量，《经》与《注》可能是郦氏“家之言。”理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序”中只说：“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闻。”据此解释，认为“全书的经、注同出于他一人之手。”为此“提出经、注全是郦氏一手编成的主张”。
本书基本上同意侯仁之、陈桥驿教授的观点。应该说，《水经》一书原出于汉代桑钦之手，后来到了东晋时代又由郭璞（276～324）补注校订，补的注文较少，所以东、西汉及曹魏时期的地名在经文当中都出现了一些（王先谦校《水经注》说明，巴蜀书社）。到了北魏延昌、正光间（515～524），郦道元在前人《水经》基础上，详加注释，完成《水经注》一书。
郦道元简介
郦道元（465～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现在当地还有“道元村”，原建有纪念他的祠堂。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父亲郦范随侍东宫，官至东平将军、青州刺史、永宁侯。郦范七十多岁死于孝文时期（471～500年间），由他承袭永宁侯爵位，从此走上仕途。
他自幼随父赴任，临抚东秦、道光海岱。旅居东齐，遍游淄水、巨洋水（今弥河）两岸山水，登临渤海之滨，以观沧海。又游淄水上游，伫立于瀑布飞流之下，涛声轰鸣，空谷传响。当他走上仕途之初，可能住在当时北魏繁华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这里宫殿楼台相接，庙宇林立、建筑宏伟、极工尽巧。云岗、武州一带的石窟寺，因岩结构、富丽堂皇、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旅行生活大大增长了他的见识、开拓了他的心胸，也彻底改变了他“少无寻山之趣，长无问津之性”（郦道元《水经注叙》叙文，孙潜夫抄补）的性格。相反，他的行动表明其“搜渠访渎”的性趣是很浓的。
太和十七年（493）郦道元作为孝文帝侍从，随行出巡。到了并州（山西太原）、洛阳（河南洛阳）、邺城（河南安阳北，河北磁县）、蒲地（山西蒲州渡口）、朔州（山西朔县），北面一直沿着阴山到了沃野镇。
之后，郦道元出任地方官，景明中（500～503）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后为河南尹，曾又代理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郡守。武帝延昌四年（515）任东荆州刺史。孝明帝后又招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边郡（《北史·郦范传》）他长年因宦游，北至阴山、南到汉水、淮河，西到华山，东至山东半岛、渤海之滨。其中特别是黄河流域、海河水系、汉水一带的汾水、文水、晋水、洙水、泗水、淄水、武州川、桑干河、漯水等都保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迹。他所到之处，“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兽走过的足迹），访渎搜渠，缉而缀之。”“舟车所届”“访其民宰”，证古观今，研究地理环境的特征与变迁，为《水经注》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水经注》中许多逼真的描述，非亲身经历、实地考察是不可能的。也正因为郦道元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实地踏勘，方使《水经注》的记载弥足珍贵，“奇编奥记，往往散见”（明·朱谋玮《水经注笺序》）。
郦道元一生勤奋好学，清代刘继庄称他“博览群书，识周天壤。”他尤爱读《山海经》、《禹贡》、《华阳国志》等地理书籍，以及大量搜阅人物故事、山川风物、金石碑刻、地方图经等文献。广泛而丰富的文献搜集与深入实际的考察研究相结合使他获得了卓越的地理学素养。
在延昌至正光年间（约515～524）郦道元一度罢官家居，这时他可以有时间和精力潜心著述，《水经注》可能在这一段时期成书。他还著有《本志》十三篇与《七聘》等书，可惜都已失传。
郦道元为官清正、志气刚毅，办事不畏权贵，被阴谋杀害于阴盘驿（今陕西临潼县东）。他死后不久，北魏政权内部叛乱兴起，终于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他生在南北分裂的年代里，淮河以南的地方未能亲身考察，因而造成对南方水系记载的某些失误，这是值得惋惜的。最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北魏王朝的政治疆域之内，这也是值得称赞的。
《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
《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清代刘继庄评价最为简括真切。他说：
“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亦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时经千载，读之者少，错简脱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身价。但其书详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详，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予谓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
近来，《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如下：
其一，《水经注》记述了全国1252条大小河流及流域区的综合、全面的地理。不仅记述了河流水系的流源脉络，而且从地理现状一直到历史事迹都择其典型特征作了记录。内容极为丰富，文笔绚烂，体例严谨。
其二，本书的目的“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郦道元在自序中说：
“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
因此才决心注《水经》。《水经注》是一部我国公元5世纪全面的、综合的地理著作。它“并非单纯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性记述。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空间的真实感。”
其三，他认识到上古的地理已很渺茫，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部族的迁徙、城市的兴亡、河道的变迁、地名的变更等等都是十分复杂的。与人文地理的事物比较起来。河道、水系的变化相对稳定，所以才决定以水道为纲领和坐标，来记述全面、综合的地理事物。
其四，他涉猎的文献相当广泛。注文引用的书籍，多达437种，还记录了不少汉、魏碑刻及民间采访的口碑谚语及传说。这些反映当时地理、社会面貌的珍贵资料，现在绝大部分都已亡佚，幸有郦注，才得保存吉光片羽。
其五，郦道元还在祖国北方亲自跋涉，探察山水风貌、寻访古迹、追溯流源。因此，《水经注》不少篇章描写逼真生动。使数千年后的读者对当时的地理景观，历历在目。所以《水经注》记录了15世纪之前的祖国综合的大量的地理信息，是研究历史地理、文学、社会发展所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其六，《水经注》是北魏前我国古代地理的总结。它一方面是郦道元个人求索真理、“访渎搜渠”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汉、魏、晋以来众多地方文献和地理著作和地理知识的集结性的成果。没有郦道元个人艰苦卓绝的访求与搜寻，不可能出现这样杰出的地理著作；另一方面，没有汉、魏、晋以来积累的丰富的地理知识与著作也不可能出现《水经注》这样杰出的地理著作。
总之，像《水经注》这样体制严谨、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产生于公元5世纪，不但在我国是十分杰出的，就在世界上也是突出的。
《蛮书》
《蛮书》是现存最早系统记录西南边疆及东南半岛的综合地理专著。它以区域地理的各要素为篇章框架，分别记述了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内容。它体现了公元9世纪前后，我国区域地理研究的水平，是优秀的区域地理典范。
樊绰简介
樊绰的平生事绩、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仅从《旧唐书》、《蛮书》和《资治通鉴》中略知他在公元862年到864年间的一些经历。因此，前研究者向达教授和方国瑜教授认为樊绰仅只是蔡袭的“幕僚”、“从事”，而不取宋陈振孙、晁公武的记载，即樊绰是安南经略史说。方国瑜教授说：“樊绰从蔡袭入安南，在咸通三年二月，事败在四年二月，居留安南一年。”（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据《资治通鉴》记载：
咸通三年（862）二月，“南诏复寇安南，经略使王宽数来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之。乃发许、滑、汴、荆、襄、鄂等道兵各三万人，授袭以御之。兵势既盛蛮遂引去。”（司马光《资治通鉴》）
许、汴、滑等道路远，即便荆、襄、鄂等道，路也不近，大军非短期所能集结，马上就到安南前线。也许蔡袭在大军集结的同时，自己还未到达安南前线，就有所动作了。所以《蛮书》记载说：
“臣于咸通三年春三月四日，奉本使蔡袭手示，密委臣单骑及健步20以下人，深入贼朱道古营寨。三月八日入贼重围之中，蛮贼将杨秉忠、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悉是乌蛮，贼人同迎，言辞狡诈。臣却回，一一白于都护王宽。宽自是不明，都无远虑，领得臣书牒，全无指挥。”（樊绰《蛮书》卷四）
为什么樊绰三月四日之行，称蔡袭为“本使”，这到不一定樊绰就仅只是蔡袭的“幕僚”或“从事”。当时朝廷任命蔡袭为安南经略史，令已下达，作为安南宣慰使的樊绰归蔡袭指挥。因此，早已在安南任职的樊绰宣慰使，接受了蔡袭密令，并于三月八日深入重围完成任务，此时蔡袭尚未到职，所以执行后向尚未退离职任的王宽汇报。
据《蛮书》记载：当时从安南府城（今越南河内附近）到安宁（今云南昆明附近）就需走48天的路程。若蔡袭远在湖南，朝廷二月下达任命，他三月四日是很难就到达安南，并密令自己刚带来，并不了解情况的“幕僚”、“从事”深入敌后完成重要使命去的。所以有理由说，宋陈振孙和晁公武记载作者樊绰是“安南宣慰史”，必有所本，不可轻易否定。另外，《旧唐书·懿宗纪》说：
“咸通三年五月，南蛮陷交趾，征诸道兵赴岭南。十一月遣将军蔡袭率禁军三千会诸道之师，赴援安南。”
由此可知，樊绰早在蔡袭率军到达安南之前就在安南任职了。蔡袭很可能于十一月才到达安南的。在敌情十分严重之际，蔡京忌蔡袭，凑“请罢戍兵，各还本道”。王宽执行蔡京命令，因此樊绰批评他“自是不明，都无远虑”、“全无指挥，擅放军回”。十一月蔡袭率三千禁军到任，当时已“兵食皆缺，力谋两穷”因作十必死状申中书。这年冬天，南诏大举来攻，至第二年春（863）二月七日安南被攻陷。蔡袭在正月十四日已四中矢石，仍带伤作战。至二月七日又左膊中箭，战死。樊绰本人也“右腕中箭，携印浮水渡江”。蔡袭全家及部属70余人，樊绰全家及长子樊韬或战死或陷没。樊绰渡江后，可能经海门归中原。“九月十一日在滕州（今广西藤县东）”，可以确定《蛮书》十卷纂录于咸通四年（865）正月，然后于二月交张守忠献朝廷在二月。
樊绰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与应付南诏的侵扰有关。《蛮书》是他长期调查、了解、研究南诏国情、民情和地情的地理专书。书中包含了他对南诏地情的真切感受。书中对不甚了解的情况，都采取了慎重态度。
《蛮书》的内容与地理价值
其一，《蛮书》第一卷“云南界内途程”介绍交通。第二卷“山川江源”介绍自然环境。第三卷“六诏”介绍地区政治、军事发展历史。第四卷“名类”介绍境内民族分布、民族斗争与融合，各民族的生产水平、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等。第五卷“六睑”介绍南诏控制的中心城镇。第六卷“云南城镇”介绍外围的重要城镇。第七卷“云南管内物产”介绍各地生产、生活方式，耕作制度、土特物产品和稀珍动植物。第八卷“蛮夷风俗”介绍各民族的语言、服饰、发型、婚姻家庭、房屋建筑、殡葬礼仪等。第九卷“南蛮条教”介绍南诏的政治社会制度和军事组织制度。第十卷“南蛮界接连诸蕃夷国名”介绍与南诏相毗连的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地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状况。总之，《蛮书》以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内容为纲，综合反映了云南以至东南半岛的山川、河流、气候等自然地理内容；农业、手工业、矿产、交通、城镇等经济地理内容和人种、风俗、民族、文化、宗教、语言等人文地理的内容。这是我国9世纪的一部综合区域地理专著。
其二，全书第一卷首先介绍交通。云南高原崇山峻岭、交通极为不便。交通问题已形成本区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与民族人文环境的制约因素。了解本区的交通问题，也就成了掌握本区地理问题的关键。
这一卷叙述的第一条道路是：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经安宁（今云南昆明附近）到南诏首府苴城（今大理附近）的日程。通过记叙行程所经地点，把汉、唐以来沿途发生过的重要历史事件，都附记其中。这样就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的了解。
第二条道路，叙述了自成都府至云南蛮王首府阳苴城之间1360公里，51站驿的概况以及沿途所经的渡口。
第三条道路，叙述了自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市南）至苴城（今云南大理）及第四条道路，从黔州（治所四川彭水县）至苴城。樊绰实事求是地说：“两地途程，臣未谙悉”，故仅略记。
第五条道路，从石门（今庆符县南）、筠连入云南盐津、昭通、曲靖至拓东（今昆明）一线。此道有的记述得十分详细，补充了许多关于南诏与唐朝交往的史实，对沿途有许多逼真的描写。如樊绰《蛮书》卷十说：
“石门东崖石壁，直上万仞，下临朱提江流，又下入地数百尺，惟闻水声，人不可到也。”
第六条，记录了从黎州（今四川江源县）经清溪关、泸水到今大理一线。将沿途所经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民族风俗以及史实掌故也附带作了记叙。
其三，全书第二卷介绍云南及东南半岛的名山大川。详于文化经济发达的滇池周围和洱海周围地区。如介绍了今昆明市区内的金马山、螺山、碧鸡山等。今大理的苍山、囊山等。对滇西及中南半岛的高黎贡山、大雪山的走向、分布、高度状况、外形结构都有清晰的地理概念。并以简练的文笔记录了这些山体的外貌和典型的地理特征，如樊绰《蛮书》卷十说：
“螺山，遍地悉是螺哈，故以名焉。”
“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拓东城相对。从东来者，冈头数十里，已见此山。山势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鸡山，石山有洞庭树，年月久远，空有余本。”
洞庭树又称为公孙树，即银杏树，在今太华寺，为“三异木之一”，已千余年了。书中又说：
“玷苍山，南自石桥、北抵登川，长一百五十余里……直南北，亦不甚正。东向洱河城郭邑居，棋布山底。西则陡绝，下临平川。山顶高数千丈，石枝青苍，不通人路。冬中有时堕雪。”
对其长度、高度、走向、外貌特征与周围地物关系都有精确的地理特征描述。特别是冬天有时堕雪，反映当时历史气候特征很有价值。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流水侵蚀作用已有了认识和记录，书中又说：
“囊葱山，在西洱河东隅，河流俯啮山根，土山无树石。”
这比英国地理学家郝登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早出了近一千年。
水，记了泸水、朱提江、澜沧江、丽水、弥诺江、外江等。对这些河流的源流分合，主流与支流以及流域内的重要湖泊，都有正确的记载。特别是澜沧江和丽水经东南半岛流入南海的记录，在我国唐代以前的文献中是很少提及的。
因水又附及气候。《蛮书》已对云南高山峡谷的垂直气候带有了科学而形象的记录。这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是首创的。如记录泸江江边气候终年炎热。
“高黎贡山，在永昌西，下临怒江。左右平川，谓之穹赕、汤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气。”
这是说江边的气候炎热，包括冬天在内，草木也不会枯。
“途经此山，一驿之在山之半，一驿之在山之巅。朝济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顶。冬中山上积雪苦寒。”
冬天山顶与江边气候，形成垂直分带，山上则积雪苦寒。
其四，《蛮书》也记录了云南境内的城镇与聚落的分布和各城镇的建筑历史、位于所在区域的作用等。首府城市还详细记录了内部的平面布局。如阳苴哎城，意为“神京”或“紫城”。
“阳苴城，南诏大衙门。土重楼，左右又有阶道，高二丈余，甃以青石为磴，楼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门相对，大和往来通衢也。从楼门行三百步至二重门，门屋五间。两行门楼相对，各有榜，并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宅也。行二百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墙，又行一百余步，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小厅，小厅后即南诏宅也。客馆在门楼外东南二里。馆前有亭，亭临方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
在平面布局上，把王宫放到了中轴线大道尽头的中央位置。在立体布局上，王宫位于层层进深的高阶之上。城门是第一重门，由此行三百步到第二重门。又行二百步至第三重门。每一重门的两侧都有居高临下，夹道相对的门楼。它增加了入宫道上的雄伟景象，又可以做防御工事。第二重门与第三重门之间，是高级官员居住区，最后才到达“阶高丈余”的议政大厅。其后小厅是南诏王与高级官员处理日常军政大事的地方。后面是王宫居住区和再远一些是接待使臣的客馆。
可见阳苴城的平面布局，接受了我国自周代就建立起来了的建筑指导思想。突出的中轴线，主体建筑放到中轴线上、突出王权尊严等。
此外，在政治中心的大理盆地山水相汇的地方，依险设关城，筑起了龙首城和龙尾城。中心区的大和城（今大理南7.5公里）、大厘城（今大理喜州）、邆川城（今邓川县）和白崖城（今弥渡县）。为了拓展领土，又筑了拓东城（今昆明市内）。四个方向上还有云南城（今祥云）、永昌城（今保山）、弄栋城（姚安）、宁北城（今邓川北30里）、昆明城（今四川盐源县）、银生城（今景东）等。总之，《蛮书》是最早记录云南城市面貌和城镇体系的地理著作。
其五，《蛮书》还系统记载了云南境内的农业区和耕作制度。
“从曲靖州已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
当时滇中高原为水田、旱作两熟制。农业生产已很发达，“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浇田皆用源泉，水旱不损”，能引泉水灌溉。山村“蛮地无桑，悉养拓蚕绕树。村邑人家，拓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滇西横断山脉的谷地“土肥沃，种瓜，瓠长丈余，冬瓜亦然，皆三尺围。又多薏苡，无农桑，收此充粮。”
其六，《蛮书》记载了当时云南及东南半岛的物产，叙述了“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的“娑罗树子”。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重要利益的盐的出产地。茶、荔枝、槟榔、椰子、甘桔、波罗蜜、青木香、获歌诺木、生金、银、琥珀、马、犀、麝香、沙牛、鹿、大鸡、象、大羊等等的出产地，使用情况，地区品种特点等，都有详细记载。如：
“象，开南（今景东）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
现在野象分布的范围已大大南移。
其七，本书最宝贵的部分，是关于东南半岛地理的系统记载。东南半岛的主要河流、山脉当时弥臣图（今伊洛瓦底江口）、弥诺国（今迈立开江两岸）、骠国（今缅甸）、昆仑国（印度支那半岛南部和南海诸岛，这里记载的昆仑国在今泰国境内）、大秦婆罗门国（印度）、小婆罗门国（东印度阿萨密南部一带）、水真腊国（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陆真腊国（老挝一带）距南诏日程、邻国以及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物产气候、宗教信仰、珍稀产品等。世界上有关东南半岛历史地理的古文献缺乏，本书的记载可补这一阶段世界文献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