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关于敦煌设郡的时间大约有五种说法之多，即（1)元鼎六年（前111年)说，参见：向达《两关杂考》，原载《真理杂志》1944年第1卷第4期，第38998页，后收入向氏着《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5-383页；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敦煌学辑刊》1980年第1辑，第32~40页；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3辑，第33M3页；周振鹏《西汉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第19-25页。（2)元封四、五、六年间（前107-105年）说，参见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载《考古》1965年第9期，第469-77页，另{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后收人陈氏着《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吴扔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24-32页。
(3)太初元年、四年（前104、101)说，参见劳干{两关遗址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丨1本，1943年，第287-296页；黄文弼《汉代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5-107页。（4)天汉二、三年至征和二年以前（前99、98-91)说，参见方诗铭《玉门位置辨》，(西北通讯》1947年第1卷第1期，第14一16页；张春树《汉代河西四郡的建置年代与开拓过程的推测：兼论汉初西向扩张的原始与发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下，1967年。（5)后元元年至二年(前88-《7)说，参见施之勉《河西四郡建置考》，《大陆杂志》1951年第3卷第5期；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第88-98页，等等。本文以最晚之后元元年至二年说为据。
[32]《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1-2222页。
[33]《晋书》卷94《隐逸传祈嘉》，第2456页。
[34]《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又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1995年，第43-64页。）弓丨《西凉录》及《十六国春秋》卷9丨《西凉录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3册《史部载记类》，第1044页。）记事与此同；参见郑炳林《敦煌地下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35]敦煌在初唐和盛唐时期是否设立有寺学，难以确考，但敦煌在很早就巳经有寺学存在，如：西晋时高僧竺法乘“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参见《高僧传》卷4，《大正藏》No.20，册SO，p0347c
[36]有关敦煌地区学校与教育的研究，参见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第39~7页；髙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1986年，第231-270页。周谷平《敦煌出土文与唐代教育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59~2页转22页。颜廷亮《关于敦煌文化中的教育》，《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16-28页。
[37]关于敦煌道观的考定，参见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一综述目录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38]参见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5-453页。
[39]参见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第26-必页。李正宇在文中指出从敦煌学郎题记中“略可窥见敦煌各类学校的设置、学郎读写范围和敦煌学郎名谓等的时代变化，是敦煌学郎题记中的主要部分和价值意义最为显着的部分”。杨秀清《浅谈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以学郎诗和学郎题记为中心》，《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第137-146页。杨秀清在文中则主要对敦煌地区学生的生活特点进行了简要描述。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谭蝉雪《敦煌道经题记综述》，载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3辑（敦煌道教研究专号），三联书店，1998年，第8-24页。
[40]参见张弓《公元九、十世纪敦煌的寺学教育及其儒经读本》，《第12届国际佛教教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华梵大学，2002年，第14一25页。王志鹏《试论敦煌佛教歌辞中儒释思想的调和》，《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第146-154页。
[41]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一文认为“伎术院这个特殊衙署的建立，很可能是金山国开国前后一系列改制措施之一，它的建立同金山国的诞生尽管可能稍前稍后，却不会相去太远。伎术院出现后，再不见州阴阳学的影子，可能意味着州阴阳学在天复四年以后不久合并到了伎术院。”第44页。
[42]参见吉冈义丰《敦煌道经目录编》，京都法藏馆，1978年；《讲座敦煌》第4卷《敦煌t中国道教》，东京大东出版社，1983年。张泽洪《敦煌文书中的唐代道经》，《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第58-63页；李冬梅《唐五代敦煌学校部分教学档案简介》，《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第63~8页；苏晋仁《敦煌道教逸书说略》，载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3辑（敦煌道教研究专号），第1一7页。
[43]参见姜伯勤《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载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3辑（敦煌道教研究专号），第25-78页；又收人姜氏着《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年，第266-320页；张洪泽《唐代敦煌道教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春之卷，第59-M页；刘永明(论敦煌佛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第45-55页；叶贵良《唐代敦煌道教兴盛原因初探》，《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62-66页。
[44]P.3556《都僧统泛福髙和尚邈真赞并序》，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371-380页；又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的任职及在位年代，参见荣新江《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第70~78页。
[45]P.3556《都僧统陈法严和尚邈真赞并序》，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381-386页。
[46]P.390《泛嗣宗和尚邈真赞并序》，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510-511页。
[47]P.3718《张喜首和尚写真赞并序》，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437-440页。
[48]P.4640《李僧录赞》，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78-79页。
[49]P.4660《索法律智岳邈真赞》，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70-171页。
[50]P.2481《副僧统和尚邈真赞并序》，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43740页。
[51]P.4660《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72-179页。
[52]P.3718《刘庆力和尚生前邈真赞并序》，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432-433页。
[53]P.4660《敦煌都教授李教授阇梨写真赞》，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14-215页。
[54]P.3720《河西都僧统阴海晏墓志铭并序》，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61-265页。
[55]P.2991《张灵俊和尚写真赞并序》，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323-326页。
[56]P.3390《孟授上祖庄上浮图功德记并序》，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534-537页。
[57]“三教”，一般指懦、释、道三教，而在佛教中则有多种划分，主要有：(一》南北通用之顿教、渐教、不定教；（二)北魏慧光(世称光统律师)所立之渐教、顿教、圆教，又称光统三教；（三)地论宗所立之立相教、舍相教、显真实教；（四)南山道宣所立之性空教、相空教、唯识圆教；（五)唐代玄奘所立之有教、空教、中道教；（六）真谛三藏依金光明经（合部金光明经卷二业障品）等所立之转法轮、照法轮、持法轮；等等多种。关于敦煌文书中大量出现的“三教”一词，郑炳林、释觉旻等认为指“儒、释、道”三教。参见释觉旻《从“三教大法师”看晚唐五代敦煌社会的三教融合》，载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0~415页。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佛教转向人间化的特点》，《普门学报》第1期，2001年，第96-119页后收人郑炳林主编《敦植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3-556页。又郑炳林、徐晓丽《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阐扬三教大法师与敦煌佛教兼容性形成》，载《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1-321页，后收入《敦煌归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26-147页。
[58]参见段文杰《道教内容是如何进人佛教石窟的——莫髙窟二四九窟窟顶壁画内容探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一丨6页，后收人《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8-334页；宁强《上士登仙畋与维摩诘经变——莫高窟二四九窟窟顶壁画新探》，《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第30-37页。
[59]参见郑阿财《从敦煌文献看唐代的三教合一》，中国唐代学会主编《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637-668页。
[60]关于五戒与五常相比拟的详细论述，参见圣凯《论佛儒道三教伦理的交涉——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佛学研究》2004年，第218-227页。
[61]参见魏良锼《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119一130页；牛京辉《“忠”的历史演变和基本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28-33页；朱海《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394-398页；胡小伟《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一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第32-6页。
[62]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文集》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9-248页。
[63]《梵网经》卷2，《大正藏》No.1484，册24，P1004a。
[64]大照《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卷1，《大正藏》NO.2835，册85，页1279a。
[65]关于《百丈清规》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清规的影响，参见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和清规《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第26-10页。
[66]智圆《闲居编》卷19《中庸子传上》，《卍新筑续藏经》No.949，册101，卷56.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3年，第57页。
[67]《佛祖统纪》卷10，《大正藏》No.2035，册49，页0205a-b。
[68]《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2，《大正藏》No.2051，册50，页0205c~p0206a。
[69]有关归义军政权与敦煌佛教教团的关系，参见竺沙雅章《敦煌o僧官制度》，《东方学报》第31册，京都1961年，第117-198页；又《论敦煌的寺户》，《史林》44卷5期，1961年，第40-73页，后收人《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2年，第427~t76页；谢重光《吐蕃占领时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第56~58页；谢重光、白文固合着《中国僧官制度史》第5章《吐蕃占领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3-154页；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第142-143页。荣新江《九、十世纪归义军时代的敦煌佛教》，《清华汉学研究》创刊号，1994年，第88-101页；郝春文C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第8章《归义军政权对佛教的控制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92-W5页。
[70]参见拙作《从《励忠节钞》看归义军政权道德秩序的重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第76-89页。
[71]《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2002年，第364页。
[72]《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第164-165页。
[73]《英藏敦煌文献》第1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2页。
[74]有关佛教寺学中的孝道教育，参见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华R文科学报》第12卷，1970年，第197-267页；饶宗颐《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敦煌学》第1辑，1974年，第69-78页；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第3章《佛教与实践伦理》，京都法藏馆，1957年；郑阿财《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2年。
[75]参见王忠林《敦煌歌辞中所表现的忠的思想》，《高雄师大学报》第5卷，1994年，第7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