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人这辈子得过得低调，但凡你要干点众人瞩目的事情出来，甭管好事坏事，一不小心就会给憋成了祥林嫂。挺不要脸地说一句，我也干了点颇受人关注的事，于是，以下这个开场白在从2009年2月开始以后的日子里，被重复了无数次：
“那是在2008年圣诞节的前夕，那天傍晚，我正走在南京东路上，也忘记了当时想要干点啥，突然就接到了罗妈打来的一个电话，叫我把手上的事都放放，报社可能要派我跟张源出去。”罗妈叫罗学勤，是我们部门主任。我们原本是一个二线采编部门，叫做文艺部，一般情况下，别人一听我这么说，都立马恍然大悟：“哦，你就是传说中的狗仔队吧？”
在这里还要声明一点的是，某本杂志在采访我们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如此写着：“当时曾玉正和他的妻子漫步在南京路上。”类似情况在我梦中出现过很多次，而且地点绝不仅限于南京东路，但是“曾玉的妻子”这种东西我还真没见过，既然人家这么写了，我强烈要求这本杂志严格履行他们的承诺，为我配上一个妻子。
回到狗仔队的问题。听到这种评语我真不知道该说啥。一方面，我还确实当过传说中的狗仔队，并且当年和香港同行一起转战南北，拍摄了很多惊世骇俗的照片。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给狗仔队正名，今天天气不错，我觉得是时候了。
其实从职业精神来讲，狗仔队是所有记者中最强悍的，可能也就战地记者以及深度调查记者能有的一比。港岛某周刊曾经拍摄到过某明星行夫妻之事的片子，后来当时执行的同行跟我说，那次他们找到了一个离俩人寓所足有1公里的一个天台，两个人在上面架起相机，搭载了一支专门从适马定做，焦距长达1700mm的镜头，足足守候了近一个月时间，终于拍到了这组照片。而另外一个例子是，陈凯歌在拍摄《无极》的时候，现场剧照被曝光。他们根据拍摄角度，找到了两个狗仔队所藏身的屋顶，此时伊人已去，空留了一堆方便面盒子、军大衣，还有几堆……嗯，对的，就是阿拉蕾喜欢拿树枝挑着玩的那东西，螺旋形的。
当然，狗仔队名声不好，自身也有原因，什么是该跟的，什么是不该跟的，个人心里得有把秤。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所以就跳过了。
还得说一下，下笔三句，离题万里，这是我写作惯性，大家得适应……
话说接完了罗妈的电话，我心思就活动开了，“要派你跟张源出去”。这个“出去”二字玄机太多了。你们看看，这就是领导艺术。为什么不是出差？为什么不直接说明地点？事由？为什么是我和一个国内部记者搭档？为什么一个会在明年年初进行的采访会让我提前这么久就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开始准备？这种事在新闻晨报几乎是没有先例的。而且当时我正在筹备报社一年一度的嘉年华，自进报社以来，就没有一年逃掉过主持，到底会有啥大事？
2008年底，能有什么大事？索马里海盗不停劫持来往船只，导致中国派出军舰远赴亚丁湾护航。这段时间也就这个事算大的了。
“张源，没准儿会派咱俩去索马里。”我不知道怎么着就冒出了这个想法，拨通了张源电话。
“扯吧，怎么可能？”
“刚刚接到罗妈电话，没说清楚，但是我就这么感觉。”
“那就等着呗。”
张源是个84年出生的孩子，比我小很多，但是为人老成，以至于后来从索马里归来，咱俩上电视后，不少人都提醒我：“你看看跟你一起去那个老记者，别人多稳重。”不能说了，再说张源又要跟我急了……
和张源的友谊是从汶川地震的时候结下的。报社和一般的单位不大一样，上班的时候单位里不定能有几个人。我在晨报7年，至今还有不少人叫不出名字——无它，出差、在外跑采访的时间太多了。所以之前我跟张源几乎是鼻毛和腋毛的关系，没特殊情况，一辈子也碰不上一面。但是汶川地震之后，报社前后派出的20多个记者，在前方个个敢冲敢打，豁出命地采访写稿，回来这帮人都以生死之交自居。张源说：“那时候我才知道文艺部的记者原来也没有软蛋。”我嘞个去！
我左思右想不对，干脆脱缰野狗似的一样奔回了报社。报社就在南京路边上，地理位置极好，属于停车收费15元一小时那种。途中遇见了一直在南京路上勾搭姑娘小伙去当模特的一哥们儿，这哥们儿动作比较奇特，走路是把屁股夹着的，曾经在多年前也想忽悠我去当模特，随着我把记者证一亮，他瞬间夹着屁股奔远了。不过总的来说，每回在南京路上看到他，还是我跑得比较快些。但是今儿情况不一样，我冲上去给了丫一巴掌：“嘿！哥们儿！今天又忽悠到几个？”哥们儿一哆嗦：“不采访！我们不给采访。”我没理他，像小沈阳一样蹦蹦跳跳地跑远了。
“罗妈，是不是要派我们去索马里？”我闪着满眼的小星星问她。罗妈放眼一扫，周围5公里内没有闲杂人等，点了点头，我害怕她接下来说出类似“党的信任就在你身上了”之类的话，因为我不是党员，于是转身就想溜。罗妈在身后远远地吆喝声传来：“暂～时～别～跟～人～说～要～派～你～索～马～里～～里～～～里～～～～”报社里所有留守人员都看着我们俩，想：“这人是玩什么呢？”
对于索马里，我一点都不陌生。小时候我瘦得比猴子还像猴子，加上我妈姓侯，我姥爷姓……也姓侯，我和老祖宗的亲密关系更近了一层。亲戚朋友们看到我，总是喜欢这样说一句：哎呀！你怎么瘦得跟索马里人一样啊！这时候我老娘往往会惭愧地别过脸去。我的母亲同志体型并不那么瘦，所以看上去更像家里的肉都被她吃了一样。
但是之前对于索马里的了解也就仅限于此了。
直到我看过了《黑鹰坠落》——直到我看过了《黑鹰坠落》我对索马里的认识也不见能多个一星半点，事实上，我是在告诉我发小我可能要去索马里之后，隔着几千公里我都能从电话里闻到他那一脸肃穆的味道。“凶险啊，兄弟，能不去不？《黑鹰坠落》你看过的，你应该知道有多凶险”。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电影讲的就是那儿的事，当年只顾看两拨人噼里啪啦一阵对射，自顾自爽去了。
好吧，《黑鹰坠落》翻出来，再看一遍。
看完，依旧对里面噼里啪啦的对射兴奋不已，索马里啥的依旧没啥感觉。
元旦前夕，报社的任务终于下达了：前往索马里，告诉我们的读者，是怎么样一片土壤，滋生了如此凶悍的海盗。终极目标：采访到索马里海盗。
好了，现在我得认真思考下这个问题了：我们该怎么样去索马里？
其实在命令正式下达之前，我已经通过种种途径确认了这条消息，所以早早着手开始准备，希望能从各种渠道获取关于索马里的任何信息。但是结果却只能让我和张源面面相觑。首先，我们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将完全得不到来自华人的帮助。虽然在此后的行程当中我们一次次地希望获得一些让人振奋的消息，但是回馈的永远都是失望。根据从网上查到的一份资料，中国大使馆位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也就是《黑鹰坠落》所发生的那座城市）的老城区，之前曾是摩加迪沙最为繁华的区域，现在却成了最危险的地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新烽博士在2002年的记录，索马里中国大使馆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了一所民宅。而李新烽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在索马里1991年爆发内战后至今，唯一有记载、进入过索马里境内的中国人——而且在那个时候，索马里海盗问题远未大面积爆发。
也就是说，当我和张源两人走在索马里的大街上的时候，将和两个外星人没太大区别。
但是至今想起来，依然觉得当时我们把索马里的情况想象得还是太好了些。我们认为，只要在飞机落地以后，在候机大厅里立马买两张手机卡，然后通过类似114查号台或者机场工作人员之类的帮助，找到仨俩保镖，再去个当地最好的大酒店蹲着，那总没问题吧？电视上什么加沙啊、伊拉克那些战地记者不都这么干嘛？
我们真的是很傻很天真。
继续回到怎么样去索马里的问题。
我亲爱的出行伙伴携程旅行网通过电话问了我一个问题：请问索马里在什么地方？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此后我们咨询每一家订票公司的时候都被提及，似乎每个人都听说过索马里这个名字，但是每个人的认识也都仅限于听过这个名字而已。订票的问题就这样暂时被搁置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