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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大无大有周恩来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年,他离开我们也已经22年。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20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百结。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遗体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檄文。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写的那首《雨中岚山》。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天力难回,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要不我们现在的政协委员中为什么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后呢?连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细寻其脉,找出几个世孙来去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否则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

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

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胎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还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

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出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吴、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媳妇,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

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15年赶上英国”,改为“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9个字。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曾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长沙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9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周公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

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赴苏联求医。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1938年住到了1941年。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外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当时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产党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1957年底,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1958年1月初杭州会议,毛主席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1月中旬南宁会议,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时柯庆施写了一篇升虚火的文章,毛主席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1958年3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主席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从成都回京之后,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冒进造成的险情已经四处露头,在对下与对上,报国与忠君之间,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对领袖的忠诚与服从绝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领袖是党的核心,是党统一的标志这一原则和毛主席的威信这一事实,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连毛主席都说过,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卑贱者最聪明。但是你必须等待多数人或高贵者的觉醒。为了大局,在前几次会上他已经把反冒进的责任全揽在了自己身上,现在还要怎样深挖呢?而这深深游走的笔刃又怎样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伤实情,不伤国事大局呢?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几天后,他在八大二次会上作完检讨,并委婉地请求辞职。结论是不许辞。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

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透,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1998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150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界者,周恩来是第一人,因为即使如马恩、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21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50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欢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27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1700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我们是唯物论者,但我心里总觉得,大概有一天还是会有人来要为总理修一座庙。庙是神的殿堂,神是后人在所有的前人中筛选出来的模范,比如忠义如关公,爱民如诸葛亮。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余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

渐渐的22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越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1998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