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长虹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极端个人主义者之说，必须还原于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与个体文化这一概念去分析认识。
高长虹文著中的我屡见不鲜，比比皆是，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有那么多的“我”？这绝非一般文学人称简单问题，而是一个超于一般文学范畴而又相当微妙复杂的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高长虹文著中的“我”，是个体本位文化的“我”，是自我意识冲动的“我”，是独语式对话的“我”，是特殊思维模式的“我”。
五四时期，群体传统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转型，曾出现过一次高潮，急切呼唤新的个体文化，强调“个性”、“个人”，个性张扬成为五四文化的基石。在高长虹的文著特别是诗作中明显表现出这一特色。“我”自然在他的诗文中，就成为灵魂的显示，情感的寄托。比如在《恒山心影》中有“我以天耳听君心，君心向我作交鸣”，这首诗短短16句，就有16个“我”字。这并非随意而写。他在《离魂曲》中，出现有110个“我”（包括吾）“谓我之天马已备兮，吾将驰骋于穹窿之太空。”诸如这样的诗句，充分表现他强调个性、张扬个性的特色。这些文词正是他追求个体本位文化的象征，以自身为出发点又回归到自身的“我”，淡化了对客体的追索，而突出了感性人这一个体特色，自然，缺乏对客观世界的服从，有悖理性认识的特征，是感悟生命的外化。他在《美的颂歌》中就有感性膨胀的句子：“我本一超人，遨游世界顶。”
个体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感性优先。作者首先认定自己是独立个体。高长虹正是这样一个感性优先的独立个体。在他的文章中那么多的“我”，充分印证了这点。像高长虹等五四新生代作家，强调“我”在世界中，若“我”不在世界中，他们好像就觉得世界就没有意义了。在高长虹一些诗作中，有他本人纯粹角色化的倾向。可见，他显然是受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定影响的。但我们绝不能据此就判定高长虹是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何况，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人称的运用，会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产生深切生动真实的感人效果。当然不可否认，在他作品中有的“我”，带有虚幻朦胧的特点，显露着一些傲慢气息——“尤其在孤独傲慢的我”（《我是很幸福的》）。
高长虹文章中，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多的“我”，也不能排除是他自我意识冲动的非理性表现。比如“世界所有的东西，没有比我的欲望更大的了。”“我要把自己发展至无限，我要把我做成功一个宇宙。”（《精神宣言》）这些言辞，确实是他情感与思想的坦露，但不可据此判定高长虹是一个狂妄之人。因为这些诗句，尽管带有一定的个性狂傲主观意识的冲动的消极色彩，但不可否认会有积极进取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与民主社会的积极意义。比如他在《幻想与做梦》中的“我惶惑地飞行着，在自由的天堂中”“我梦见我遨游在火星上的世界”（《噩梦》）等句，就是既具有主观浪漫意识，又具有积极进取追求民主自由这样双重意义的表述。
高长虹文章中的“我”，还应当理解为是他独语式、灵魂对话的表现。他在作品中之所以频频出现许多“我”，是他抒发爱情与发泄自我情绪的需要，成为他孤独困窘尴尬境遇中自我灵魂对话的一种独语方式。比如，他在《闪光》中有这样一节诗：“跪在我面前的施予者，把诚恳双手献给了我，我看时，知道是被他骗了。”其实，跪在他面前的施予者是他虚设的人，是他自我对话的虚幻对象，这是为了满足他的抒情与情绪发泄而虚构的。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独语对话，通过这种特殊对话，而揭露那些阿谀奉承者虚伪伎俩的丑态，从而警示人们不可被其虚伪伎俩蒙蔽与欺骗。类似这种独语式的灵魂对话，在高长虹作品特别是诗中屡见不鲜。这种对话离不开“我”。
高长虹文著中的“我”，充分显示出个体文化的特点。这种特殊思维的“我”，不可否认带有笛卡尔“我思故我在”非理性的主观色彩。因为“自我存在就是意味沉入虚无。”但从积极意义层面看，充分彰显出追求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情感优先的个体文化的特色。
个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是思想的自由独立，独立个性思想是应当受到尊重的，禁止思想是危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