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长虹爱情观
爱情是人类源远流长永恒不变的人生主题与艺术主题，是涉及生物、哲学、社会、心理、伦理、生理、情感、审美等多元方面的人性综合体现。爱情是人的主要情感，他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成为文学情感，高长虹用他的爱情诗，表现他的爱情，运用色彩斑斓丰富生动语言表达爱情，成为感人至深的文学情感。高长虹写了大量爱情为主题的诗，诗中既表现有明朗的欢乐，又有深沉的痛苦，既表现有浪漫特色的情感冲动，又表现有崇高纯洁的理性情怀。他在以爱情为主题的《献给自然的女儿》诗中写道：“梦也是爱与美，我也愿永住在梦里。”只有淋淋隔夜雨，多情滴到明天。“也如爱人的情怀，虽叶有云翳遮盖，总归一片青青，无影无滞碍。”“在恋爱中求得怨嗔……在人生中求得痛苦。”
可见，爱情是人最基本最重要情感，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文学的情感。高长虹的爱情诗是纯洁高尚的欲望性写作。他的爱情诗表现了他深挚而崇高的文学情感，并非低糜简单的纯生理追求。在他的《献给自然的女儿》诗中充分体现了这点。“听说，女人兮女人，爱情兮爱情，教授兮才子，才子兮佳人！”“水中有没有神……而且是一个女神！”这是多么圣洁崇高的爱。“留的心音在，天涯共此时！”“岂不爰我歌，曲高人寡和！”他在爱情诗（《献给自然的女儿》）中流露既有欢乐也有痛苦：“去去不久停，冷我梦中魂，也如初相识，交浅情未深！”“不如不相见，反悔夜眠迟！眠迟眠不待，辗转寻费思！”“爱呵，风雨飘零，何处定前缘？”（《献给自然的女儿》）
高长虹即使在他激情冲动带有些非理性色彩的《论杂交》篇中，有提倡性放纵、性私通、性杂交的倾向，但其旨在追求个性、追求性解放，并没有乌七八糟的淫秽描写，只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高长虹的《论杂交》从反封建的角度，揭示出一个只有穿过性欲神秘迷宫，才能进入男女闲暇爱情圣洁的高级精神领域的深层谜题，揭穿了封建主义道貌岸然禁欲主义的虚伪面纱。高长虹这种尊重基本人性的爱情观与柏拉图“男女只有灵魂融合纯粹精神享受中云端遨游”的唯精神理想爱情观是相悖的。这正是高长虹爱情观在文学情感上的体现。如果用柏拉图式的爱情看高长虹的《论杂交》，可以说是卑鄙下流的。因为柏拉图的唯精神爱情是对基本人性的否定，它不符合“文学是人学”的基本观点。只有石评梅与高君宇的“殉尸”之恋似乎带有柏拉图的观点倾向。但石评梅与高君宇的“殉尸”之恋也并不是纯精神的爱情。他是以浪漫爱的悲剧，反抗封建婚姻对人性的扭曲，是一种高尚圣洁爱情的彰显。在中国，现代浪漫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中国传统爱情特别强调封建道德礼仪，三从四德，而现代浪漫爱，则以男女双方情感无限契合为目标，追求性解放，追求个性解放。在高长虹的作品中充分反映了这一思想观点，充分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他在《美的颂歌》中有这样诗句：“以视彼美脸，众卉无颜色”“不得彼美盼，长江昏且浊，不得彼美笑，晴天暗如墨。知彼美之心，精神又精神。”“今我见彼美，如莹见明。彼卧怀之中，令我忘一切”……这些诗句，与其说是美的颂歌，不如说是对爱情憧憬的人性表现。
然而在封建时代传统中国，回避浪漫爱情，是对自然情爱人性的束缚与扭曲。其实，在封建社会里根本不存在浪漫爱，“游园惊梦”“花园相会”，不过是文人“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式的幻想序幕而已。郁达夫在《沉沦》中喊出了一代五四作家的心声——从情生出来的爱情是高长虹一反封建传统婚姻之态，追求自由爱情自由婚姻的表现而写了很多表现他这种思想的爱情篇章，是从爱情问题上打开追求人性解放的精品，这就是他的文学情感在爱情方面的表现。
高长虹写的诗《爱的憧憬》正是对自由浪漫爱的追求，也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揭露与摒弃。“明月在天，照我独眠，我思爱人，在彼西方。”明月既是境景之陪衬，又是作者对被封建婚姻压抑悲凄心情的烘托。自由浪漫的明月，在天空中多悠闲自怡，“我却独眠”，在封建牢笼之中，只得寄情于在那西方的爱人。这是对西方自由浪漫爱的追求。所以“西方凄情，爱人滞停，思我不见，泪下成冰”。诗中借用少年维特之烦恼，爱情之悲剧，而发出作者对自由爱情与人性解放的强烈呼唤：“嗟我维特，汝诚我师！愿入汝墓，与汝共栖。”感叹我的维特，你真是我的老师，我愿与你同入坟墓，居永远。所以《爱的憧憬》，与其说是对自由爱的向往，不如说是追求人性自由解放的强烈呼声。
高长虹在《献给自然的女儿》中有“情到清醇恋爱”的诗句，正如胡怀琛《第一次的恋爱》和吴江冷的《半小时的痴》，均以调侃口吻讲述理性主义者突然间一见钟情地陷入对女子的痴情之中那样，“情感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而嘲讽理性主义者的脆弱，肯定了情感的伟大。高长虹的许多诗作中正反映了这种近乎伟大的情感。这就是他反映在诗作中的文学感情。五四作家强调人的情感，也是呼唤人情释放的一个层面。徐志摩曾说过：情感是我的指南，冲动是我的风！高长虹也是如此，在他诗中把人的情感描写的淋漓尽致。这就是他“文学是人学”内涵在他作品中的体现。也是他文学情感的流露。高长虹对爱的情感的执着，是脱离低级淫秽的高尚完美情感。在他《给一》诗中一节完全以证明：“当你唇触到我的颊上的时候，好像有许多音浪，滴在琴的弦上，由你心到我心，飞流着说不出的心曲。”
“我以天耳听君心，君心像我作交鸣。”“我欲卧君之王怀，君怀为我开不开？”“君兄小草系君裙，此草乃我之化身。”“我酿清醇之美酒，为君洗尘作欢饮。”（《恒山心影》）这些诗句表现出男女双方心灵感应的圣洁爱情，有些像高尔基创造了在生活暴风雨中诞生爱情的颂歌，那种爱情的内在力量战胜了麻木不仁的惰性和阻碍个性充分发展的泥古不化的社会环境，而迸发出心灵深处真挚的爱，充满深刻魅力，充满崇高的炽烈爱情。把人的感情与文学情感紧密地融在一起。
高长虹在《离魂曲》中写道：“我有佳人兮，溺彼现实之浊流。我有佳人兮，日随风波而浪遊。”“我无羽翼兮，须彼倩身之娉婷；升之于光明之天兮，息之于理想之宫。”“生不是恋兮，死又何惜？不得佳人之一盼兮，吾虽死而不瞑目。”“愿佳人兮垂爱吾魂，使彼得称意而返命。”“嗟我一失侣之雁兮，嘤嘤而哀鸣。”“万籁闻其息响兮，吾引吭而孤鸣，惊佳人之恶梦兮，玉泪渍其沾衾。”从这些诗句中，除了表达炽热爱情追求之外，隐约流露出丝丝悲情。
爱情是揭示人的个性的一种极为奥秘的因素。高长虹上述诗句，正揭示出他在爱情上的个性特色，表现出他个性与爱情融为一体，也表现出在爱情上的浪漫自由心境。
高长虹的人生悲剧中带有一定的爱情悲剧色彩。他从家庭封建婚姻中走出去，与家庭诀别，成为他不幸婚姻的结局，在他的诗中“嗟我维特，汝诚我师！愿入坟墓，与汝共栖！”这里告诉人们他在爱情上与少年维特有同样的烦恼。他在《爱的憧憬》中这样写着：“心的串珠断了，泪的琴弦断了……应看窗外雨声的淋淋，低泣而哀吟”这是高长虹的爱情被封建婚姻制度压抑扭曲而发出的哀叹与悲鸣。爱情从情感上可以美化人的精神世界，给人带来欢乐，也可能给人带来痛苦和烦恼，就像看不见的大气层一样，经常影响人的情绪，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文学情感。高长虹在爱情上有着深切的痛苦与烦恼的情感经历与体验，这种情感体验与感受在他的爱情诗《爱的憧憬》、《美的颂歌》、《献给自然的女儿》……都有生动深刻的表现。
高长虹当年苦涩的单相思，也是他爱情悲剧的另一个层面：“明月在天，照我独眠，我思爱人，在彼西方。”（《爱的憧憬》）“忽岳之崩颓兮，余倒身而在床，如佳人其爱我兮，请为我返魂这香！”“哀吾身之何讬兮，将随魂而俱尽。”“夜耿耿兮不寐兮，封诗卷而孤吟，何明月之临窗兮，无佳人之伴予？”“忽见佳人之依楼兮，眼盈盈而望我。”“吾可怜之穷魂兮，迷惘而不知所从。”“君流离而失所兮，我惶惑而无所措。”“不得佳人之一盼兮，吾虽死而不瞑目”……从上述这些饱含苦涩孤恋之情的诗句说明，强烈的情感性是“五四”新文学审美的一个显著特色，浪漫爱常常要求感情的浓度和强度，爱高于一切，高于自我，甚至高于生命。高长虹对维特之敬拜，正说明了这点，正表现出他文学情感的审美特征。
高长虹与鲁迅冲突过程中曾无端生出场“恋爱纠纷”，似乎源于高长虹的一首爱情诗《给一》：
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可，请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门徒，月儿我给他交了，交给夜去消受……
不知是哪位好事者，无聊者，别有用心者，将这首诗杜撰，为高长虹、鲁迅、许广平之间的“爱情纠纷”的流言加以传播，制造事端，挑拨高鲁关系，而那首《给一》按高、鲁、许对号入座，切有些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说什么高长虹自比太阳，我（鲁迅）是夜，月亮是她（许），切是很无聊的。
当时《恋爱纠纷》，真有其事吗？高长虹曾说明过，他与许广平的关系是“买稿”关系，“我那时有一本诗集，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后来就通起信来，可并没有见面，那时仿佛觉得鲁迅同景宋感情是很好的……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面，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当时高长虹对许广平，是否有点恋情，不得而知，只有高长虹他自己清楚，在他们三人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恋爱纠纷”，有的只是“流言”杜撰引起的误会。从当时高长虹说的情况看，他对爱情问题上的态度是很严谨的，没有任何轻浮表现，从他的许多爱情诗中都可领略到，他对婚外恋是持反对态度的。从他的“我爱的那个女人，她现在不来降生，但我已不再爱她了，我把她分赠给朋友。”“也愿在爱中埋葬，只是爱，她要我生还！寻爱而得生，爱也有爱因缘！”（《献给自然的女儿》）“人生爱，真与美，以相辅而递惮！”“不怕别远离，寻寻欲何之！留的心音在，天涯共此时！”“情到清醇忘爱！”“纵然此地海水深，也比不得我情儿一半，纵然人都沉沦，我的情而无恙！”“相随遍地球，相遇回天上”……这些动人心弦的言语，深深表达了高长虹忠贞不渝的爱情与纯真专一的情感。
读了高长虹圣洁纯真的爱情诗，可能有人不禁要问，高长虹这种忠贞不渝严谨的爱情理想与他的散论《论杂交》中提倡的“性放纵，性杂交、性私通”岂不自相矛盾吗？单从文学情感表面看确乎有些矛盾，确有欲望化膨胀的倾向，是有些宣豗人性负面因素的迹象，是人性情感冲动的感性异化，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受弗洛伊德与“存在就是合理的”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以及性冲动“泛性论”的影响。但从文章的历史背景看，《论杂交》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共同人性基本人性自然情感冲动角度看，也不可全然否定。《论杂交》就揭露封建社会的腐朽与黑暗这点来看，它与《金瓶梅》是很相似的。（尽管《金瓶梅》有很多淫秽描写），《论杂交》并没有具体的淫秽色情描写，但从其提倡性杂交，性放纵、性私通来看，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引诱读者沉溺于追求性刺激邪路上的效果。这是他不可避免人性消极负面的表现。但这是因高长虹自身不幸的封建婚姻与性生活压抑而产生的“性烦闷”情绪的发泄与寄托，似乎情有可原。如果将其许多凡涉及爱情婚姻生活的诗与文章联系起来看，可认为都是他性烦闷的产物，如果只认为是简单地停留在他不幸婚姻生活写照，那就太局限，太贬低了高长虹文学著作的价值和意义了。我们应当像看待《金瓶梅》那样，正确认识高长虹《论杂交》这篇奇特散论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
而当年高长虹写过很多表现爱情的诗文，既有浪漫情调的色彩，又表现出一定的高雅情趣。“秋思如结，魂断欲绝，愿得天手，系魂醉愁”（见《爱的憧憬》）“风飒飒而动，疑佳人之来临”（《离魂曲》）在他的爱情诗中的美人对他盈然相倾，刚想执手交谈时，却忽然消失了，留在他脑海中的只剩春光无限的一笑，想抓也抓不牢，就像他诗中写得那样，“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这是浪漫而高雅的爱。他那悠悠思绪，只能穿越无尽时光去追求爱。从高长虹许多诗文中可以看出，爱情与人性是息息相关的，爱情是人性的一种基本追求。如果基本人性能得到真挚纯洁的疏导，会使爱情步入正确轨道，如果让基本人性肆意放纵，即会导致爱情的悲剧。
做为创作者，如果内心没有像高长虹那样的文学情感的灿烂阳光，最好少去触动社会的霉点。因为如此创作，会对无意识庸众读者心中产生负面效果。当然，这里并不否认，针砭社会病态与瑕疵的深刻意义，而企求社会与人性的完美。高长虹在《赞美与攻击》文中对这一观点表现得很清楚。文学应当为人性完美情感而呐喊，应当为人类创造真善美情感与精神家园，而不是创造人性情感的地狱；文学不是对人性情感的砍伐，而是对人性情感的抚慰；文学不是为了营造黑暗，而是让人们看到光明；文学情感绝不是恶的放纵，而是对恶的超度；文学情感不是困惑人们的心灵，而是疏导人们的精神；文学情感不是为人们制造洪水，而是为人们制作方舟；文学情感不是让人们厌恶这个世界，而是让人们爱上这个世界，文学情感不是鄙视自己，而是肯定自己，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情感。高长虹在《诗人的启事》中有言：“我始终有一副心情，眷念着人类的痛苦，忘记了自己的安宁。”这是多么崇高而真挚的情感。“思想是时代的，而同时又是超时代的，所以思想能够毁灭一个旧的时代。”（《思想上的新青年时期》），这说明高长虹的文学情感，不是营造黑暗，而是追求光明。
高长虹写的《时间里的过客》，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角度谈人生路是崎岖艰辛的，他赞扬马克思、易卜生积极奋斗的思想观点，反对被动苟活懒惰、只图安逸的观点。这正是高长虹以纯洁积极的文学情感打捞沉沦人性在他作品中的表现，是一种以纯洁文学感情倡导充满活力勇于探索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正如他在《生的跃动》中这样表述：“能够在白日做梦，做腾上天空的梦，做沉入海底的梦，恍惚便有一座悬崖，挺立在海边，上面高耸看不尽的长空，下面深着无底的幽渊。他悠然立在悬崖上，在上升下降的一刹那间的决断中，他享受着最高的愉悦。”这正是他以洁净的文学情感而唤起人们积极奋发向上的生动力量。
2.长虹爱国主义情怀
高长虹不仅在他的诗作中洋溢着深沉高雅、缠绵的爱情这一文学情感，而且在他许多文著中还体现出令人敬佩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一文学情感。经过“五四”精神的洗礼，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走狗。1925年，北师大风潮爆发后，高长虹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他曾反思：“我没有反悔过我为人类创造快乐的初衷，这是我的工作……”（《曙》）1930年到1937年间，高长虹先后到日、德、英、法、意大利等国进行考察，并潜心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据说他在巴黎曾参加过共产党组织，和我党的《救国时报》发起成立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还创办了一本名为《中国》的小册子。这充分表明他确是一位爱国主义者。1938年春，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毅然返回祖国参加周恩来任名誉理事、老舍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日协会，在武汉重庆积极投向抗日运动，先后发表诗歌、时评和杂感一百余篇。他极力主张艺术为抗战服务，大声疾呼：“写政治诗吧！”他面对侵略者焚烧村落的火光，无数同胞倒卧在血泊中的惨状，他义愤填膺，在《夜歌》中以冷峻深沉的幽默笔调，淋漓尽致地揭露反动侵略者贪婪与残暴，控诉中对敌人以蔑视与嘲笑：“五月轰炸，它二次又走了，可是他还没有走远，它还滴着那馋的涎水，还时而扭回它的丑脸，它还时而伸出它的鬼爪，为我们的人民散布烦恼……”高长虹拿起战斗的笔，积极投向抗日救亡运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唤醒民众。“团结抗战是行动诗人”（《中国是诗国》）“她一时一刻只叫你牢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重庆好象在啼哭》）“诗人不只是爱，他也有憎。但是憎是为爱，才是诗人的憎。憎侵略者，是为了爱被侵略者，憎剥夺者，是为了爱被剥夺者。”“那些思想是对抗战有利的，把它发展起来。”（《一九四一年的思想抗战与政治反攻》）
高长虹回到延安后，写了很多抗日救国的爱国的诗篇，他在《七七诗》里这样写着：“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为国家，死也也够本。”“人活百岁总得死，做英雄，留名千载。”高长虹在延安组织动员宣传群众方面，写了《论齐心合力》，向民众发出动员号角：“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团结第一”。并纵情欢呼：“中国站起来了，像一个壮年人，同侮辱永诀了。欢迎新中国，一个新式的天下。”高长虹衷心拥护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深恶痛绝。曾于1941年写了一篇长达七万言的《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胜利》的论著，对国民党予以无情揭露与抨击。他在《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一文中，对郭老始终如一的对敌战斗精神和在抗战文化运动中的功绩倍加赞赏。
高长虹的爱国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他抗战胜利前写的《延安集》中。他的《地的呼唤》借地的呼唤，寄托对抗战胜利的期盼之情；他在《这样唱，这样做》中，抒发延边人民准备积极搞生产、搞工业、搞经济的热情；《边区是我们的家乡》在“抗日战场上，我们是前卫。我们先准备好总反攻，我们先胜利。”这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号角与呼声。在日本即将投降的一九四二年十月，高长虹激情澎湃，他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生活引他们到胜利。”一九四四年，希特勒“夹着尾巴逃跑。”他写了《希特勒逃亡》、《法西斯罪犯们》。“看那接触罪恶的身体，叫清白的心里不再恐惧。”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2年为民众喊出争取最后胜利的呼声，《为自由而斗争》、《解放歌》正是这种正义之声的写照：“全世界人民为后援”，“为自由而死亡，为自由而生存。”“劳动人民都成了神圣。”“为自由和平而战。”“抖擞精神一齐上，胜利就在手跟前”。这些栩栩如生的诗篇，抒发了高长虹对抗战胜利的期盼，他用文学形式的诗，表达出他那灼热的爱国激情，自然这就成为一种很有感召力的文学情感。
可见，高长虹的基本政治立场是爱国的，是革命的，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一边的。虽受无政府主义和尼采“超人”哲学负面一些影响，在探求真理与追求光明过程中，有过苦闷，有过徘徊，也有过失足。尽管步履艰难缓慢，但从其思想发展演变的整个轨迹看，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无论经历多少坎坷，他却像一头负重的骆驼，沿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沿着社会文明民主进步的方向奋力跋涉。正如他在《精神的宣言》中严正地宣称：“我是一只骆驼，我的快乐只有负重。我们的希望只有更大的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