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潘兴（1860～1948年），美国著名军事家、五星上将。1882年进入西点军校学习，是一位出色的班长和学员大队长。1886年毕业后当过骑兵，在新墨西哥和南达科他边陲服役，参加了最后一次讨伐印第安人暴动（所谓“幽灵舞叛乱”）的战争。1891—1895年间，他在内布拉斯加大学任军事学教授。后来又回到西点军校任战术教官。1898年，参加了美西战争，英勇无畏地在古巴作战。战后，他被派往菲律宾服役，与棉兰老地区凶猛、尚武的摩洛人艰难地生活在一起，并成功地建立起美国人的统治。1916—1917年，潘兴亲率1.2万名美军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追捕弗朗西斯科·维拉，扼杀墨西哥兴起的革命运动。虽然追击徒劳无功，但对潘兴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如此庞大的部队进行实地作战。战争期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17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潘兴担任了美国欧洲远征军司令。由于对部属要求严格，这种严格有时甚至达到残酷的程度，因而得了个“凶恶的杰克”的绰号，1921年，他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24年退役。晚年任美国纪念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管理美国的纪念馆、纪念碑，以及欧洲的基地。1948年7月15日，病死于华盛顿瓦尔特里德医院。
在潘兴的一生中，最值得他炫耀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所以，他专门写了一本回忆录——《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的确，一战时期是他军事生涯的顶峰，他的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在此时得到充分的发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得尔·哈特在他《十年后的声望》一书中所说的：“可能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把美军建成如此规模的部队。没有这支部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不可能出现转机，更谈不上取胜。”可见，正是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才促使人们对他的军事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
1917年，潘兴携少量的参谋骨干，乘丘纳德班船“波罗的”号离开美利坚，赴欧洲走马上任。到达法国后，协约国军队狼狈的处境尽入眼底，于是他急切希望用美军来扭转战局。然而，此时正陆续运往欧洲的美军大多是素质较差的新兵，又缺少军官。英、法等协约国对这样一支军队嗤之以鼻，尤其对它的指挥能力不敢相信，因此，他们要求把美军编入英、法军队中去；并说这对美军利多弊少。协约国的要求使潘兴很恼火，他极力维持美军的“独立”状态，并明确指出：“凡是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不愿为其他国家军队的建立提供兵员。”他坚持自己的立场，直至战争形势十分危急时，才形式上接受了协约国的要求，但依然不愿放弃美军的独立性和自己对美军的直接控制权。
潘兴的态度使协约国很为不满。法国总理克里孟梭郑重地告诫道：“如果美国人不让法国人教他们，德国人会‘教他们的’。”然而，潘兴却用实际行动“回敬”了协约国的“好意”。1918年5月底，美军在坎蒂格尼的战斗中顽强拼杀，获得大胜，与此同时，协约国军队却在节节败退。美军的得势使潘兴激动不已，他致电美国国防部说：“我坚信，我们的部队在欧洲首屈一指，我们的参谋人员不比任何军队逊色。”他甚至拍案怒斥：“谁胆敢再问我美国人会不会打仗，我就对他不客气！”潘兴的举动让人无可奈何，协约国军队大元帅福煦也只得急呼：“战斗！战斗！这是当务之急！”
在形势紧急的情况下，美军顶住了德军，他们牢牢地守在横跨巴黎公路的地带，挡住了德军的前进。据哈博德回忆：“中路的协约国军队没有一支部队能顶住德军的进攻。当德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时，能站稳脚跟的第一支协约国部队是美国的第二师。他们不但稳住了阵脚，而且还开始向前推进了。”6月6日，美军又向贝洛林苑的德军展开了一场攻势，他们英勇战斗，伤亡较重。6月25日，在一整天的炮火准备后，冲进了贝洛林苑。这次战斗使德国人再一次领教了美军的份量。此后，德军大多只有了招架之势。9月中旬，潘兴发起圣米耶尔战役，这是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独立实施的战役，尽管它本身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但总体上说，取得了很大的胜利。9月26日，美军又发动了马斯一阿尔贡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整个战事也于11月份宣告结束。
潘兴是一位精细、勤勉而又很有谋略思想的指挥员。他始终强调现代战争需要充足的准备，不能靠临阵磨枪。他决意打破依托深沟高垒的作战方法，冲破阵地的局限，主张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灵活用兵。他的一个重要的谋略思想就是在运动中争取主动，消耗敌人，而不是蜷缩在阵地上，被动挨打。这个思想不仅在美军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其他国家的军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