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虽是翻印木刻，中国现在的制版术和印刷术，也还是不行，偶而看看，倒也罢了，如要认真研究起来，则几张翻印的插图，真是贫窭到不足靠，归根结蒂，又只好说到去看别国的书了。Bliss的书，探究历史是好的，倘看作品，却不合宜，因为其中较少近代的作品。为有志于木刻的人们起见，另举两种较为相宜的书在下面——《TheModernWoodcut》byHerbertFurst，publishedbyJohnLane，London·42s·1924·《TheWoodcutofTo－dayatHomeandAbroad》，commentarybyM·C·Talaman，publishedbyTheStudioLtd·，London·7s·6d·1927·上一种太贵；下一种原是较为便宜，可惜今年已经卖完，旧本增价到21s·了。但倘若随时留心着欧美书籍广告，大概总有时可以遇见新出的相宜的本子。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鲁迅记。
十一AMickiewicz（1798—1855）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我曾在《摩罗诗力说》里，讲过他的生涯和著作，后来收在论文集《坟》中；记得《小说月报》很注意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的时候，也曾有所论述，但我手头没有旧报，说不出在那一卷那一期了。最近，则在《奔流》本卷第一本上，登过他的两篇诗。但这回绍介的主意，倒在巴黎新成的雕像；《青春的赞颂》一篇，也是从法文重译的。
I·Matsa是匈牙利的出亡在外的革命者，现在以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手法，来解剖西欧现代的艺术，著成一部有名的书，曰《现代欧洲的艺术》。这《艺术及文学的诸流派》便是其中的一篇，将各国的文艺，在综合底把握之内，加以检查。篇页也并不多，本应该一期登毕，但因为后半篇有一幅图表，一时来不及制版，所以只好分为两期了。
这篇里所举的新流派，在欧洲虽然多已成为陈迹，但在中国，有的却不过徒闻其名，有的则连名目也未经介绍。在这里登载这一篇评论，似乎颇有太早，或过时之嫌。但我以为是极有意义的。这是一种豫先的消毒，可以“打发”掉只偷一些新名目，以自夸耀，而其实毫无实际的“文豪”。因为其中所举的各主义，倘不用科学之光照破，则可借以藏拙者还是不少的。
Lunacharski说过，文艺上的各种古怪主义，是发生于楼顶房上的文艺家，而旺盛于贩卖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那些创作者，说得好，是自信很强的不遇的才人，说得坏，是骗子。但此说嵌在中国，却只能合得一半，因为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如成仿吾之大谈表现主义，高长虹之以未来派自居之类——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孪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一一演过了。
得到汉口来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着的：
“昨天接到北新寄来的《奔流》二卷二期，我于匆匆流览了三幅插画之后，便去读《编辑后记》——这是我的老脾气。在这里面有一句话使我很为奋兴，那便是：‘……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和离校后的失业时期颇曾学学过刻印，虽然现在已有大半年不亲此道了。其间因偶然尝试，曾刻过几颗绘画的印子，但是后来觉得于绘画没有修养，很少成功之望，便不曾继续努力。不过所刻的这几颗印子，却很想找机会在什么地方发表一下。因此曾寄去给编《美育》的李金先生，然而没有回音。第二期《美育》又增了价，要二元一本，不知里面有否刊登。此外亦曾寄到要出画报的汉口某日报去，但是画报没有出，自然更是石沉大海了。倒是有一家小报很承他们赞赏，然而据说所刻的人物大半是‘俄国人’，不妥，劝我刻几个党国要人的面像；可恨我根本就不曾想要刻要人们的尊容。碰了三次壁，我只好把这几枚印子塞到箱子底里去了。现在见到了你这句话，怎不令我奋兴呢？兹特冒盛暑在蒸笼般的卧室中找出这颗印子钤奉一阅。如不笑其拙劣，能在《奔流》刊登，则不胜大欢喜也。
谨上七月十八日。”
从远远的汉口来了这样的一个响应，对于寂寞的我们，自然也给以很可感谢的兴奋的。《美育》第二期我只在日报上见过目录，不记得有这一项。
至于憾不刻要人的小报，则大约误以版画家为照相店了，只有照相店是专挂要人的放大像片的，现在隐然有取以相比之意，所以也恐怕并非真赏。不过这次可还要碰第四次的壁的罢。《奔流》版心太大而图版小，所以还是不相宜，或者就寄到《朝花旬刊》去。
但希望刻者告诉我一个易于认识的名字。
还有，《子见南子》在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排演，引起了一场“圣裔”控告。名人震怒的风潮。曾经搜集了一些公文之类，想作一个附录来发表，但这回为了页数的限制，已经不能排入，只好等别的机会或别的处所了。这或者就寄到《语丝》去。
读者诸君，再见罢。
鲁迅。八月十一日。
十二
豫计这一本的出版，和第四本当有整三个月的距离，读者也许要觉得生疏了。这迟延的原因，其一，据出版所之说，是收不回成本来，那么，这责任只好归给各地贩卖店的乾没……。但现在总算得了一笔款，所以就尽其所有，来出一本译文的增刊。
增刊偏都是译文，也并无什么深意，不过因为所有的稿件，偏是译文多，整理起来，容易成一个样子。去年挂着革命文学大旗的“青年”名人，今年已很有些化为“小记者”，有一个在小报上鸣不平道：“据书业中人说，今年创作的书不行了，翻译的而且是社会科学的那才好销。上海一般专靠卖小说吃饭的大小文学家那才倒霉呢！如果这样下去，文学家便非另改行业不可了。小记者的推测，将来上海的文学家怕只留着一班翻译家了。”这其实只在说明“革命文学家”之所以化为“小记者”的原因。倘若只留着一班翻译家，——认真的翻译家，中国的文坛还不算堕落。但《奔流》如果能出下去，还是要登创作的，别一小报说：“白薇女士近作之《炸弹与征鸟》，连刊《奔流》二卷各期中，近闻北新书局即拟排印单行本发卖，自二卷五期起，停止续刊。”编者却其实还没有听见这样的新闻，也并未奉到北新书局饬即“停止续刊”的命令。
对于这一本的内容，编者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世界上一切文学的好坏，即使是“鸟瞰”，恐怕现在只有“赵景深氏”知道。况且译者在篇末大抵附有按语，便无须编者来多谈。但就大体而言，全本是并无一致的线索的，首先是五个作家的像，评传，和作品，或先有作品而添译一篇传，或有了评传而搜求一篇文或诗。这些登载以后，便将陆续积存，以为可以绍介的译文，选登几篇在下面，到本子颇有些厚了才罢。
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状》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译者大约因为爱他，便不免有些掩护，将“nation”译作“民众”，我以为那是不必的。他生于那时，当然没有现代的见解，取长弃短，只要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就尽够了。
绍介彼得斐最早的，有半篇译文叫《裴彖飞诗论》，登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志《河南》上，现在大概是消失了。其次，是我的《摩罗诗力说》里也曾说及，后来收在《坟》里面。一直后来，则《沉钟》月刊上有冯至先生的论文；《语丝》上有L·S·的译诗，和这里的诗有两篇相重复。近来孙用先生译了一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是十分用力的工作，可惜有一百页之多，《奔流》为篇幅所限，竟容不下，只好另出单行本子了。
契诃夫要算在中国最为大家所熟识的文人之一，他开手创作，距今已五十年，死了也满二十五年了。日本曾为他开过创作五十年纪念会，俄国也出了一本小册子，为他死后二十五年纪念，这里的插画，便是其中的一张。我就译了一篇觉得很平允的论文，接着是他的两篇创作。《爱》是评论中所提及的，可作参考，倘再有《草原》和《谷间》，就更好了，然而都太长，只得作罢。《熊》这剧本，是从日本米川正夫译的《契诃夫戏曲全集》里译出的，也有曹靖华先生的译本，名《蠢货》，在《未名丛刊》中。俄国称蠢人为“熊”，盖和中国之称“笨牛”相类。曹译语气简捷，这译本却较曲折，互相对照，各取所长，恐怕于扮演时是很有用处的。米川的译本有关于这一篇的解题，译载于下——“一八八八年冬，契诃夫在墨斯科的珂尔修剧场，看法国喜剧的翻案《对胜利者无裁判》的时候，心折于扮演粗暴的女性征服者这脚色的演员梭罗孚卓夫的本领，便觉到一种诱惑，要给他写出相像的脚色来。于是一任如流的创作力的动弹，乘兴而真是在一夜中写成的，便是这轻妙无比的《熊》一篇。不久，这喜剧便在珂尔修剧场的舞台上，由梭罗孚卓夫之手开演了，果然得到非常的成功。为了作这成功的记念，契诃夫便将这作品（的印本上，题了）献给梭罗孚卓夫。”
J·Aho是芬兰的一个幽婉凄艳的作家，生长于严酷的天然物的环境中，后来是受了些法国文学的影响。《域外小说集》中曾介绍过一篇他的小说《先驱者》，写一对小夫妇，怀着希望去开辟荒林，而不能战胜天然之力，终于灭亡。如这一篇中的艺术家，感得天然之美而无力表现，正是同一意思。Aho之前的作家Piva〗rinta的《人生图录》（有德译本在《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中），也有一篇写一个人因为失恋而默默地颓唐到老，至于作一种特别的跳舞供人玩笑，来换取一杯酒，待到他和旅客（作者）说明原因之后，就死掉了。这一种Type，大约芬兰是常有的。那和天然的环境的相关，看F·Poppenberg的一篇《阿河的艺术》就明白。这是很好的论文，虽然所讲的偏重在一个人的一部书，然而芬兰自然的全景和文艺思潮的一角，都描写出来了。达夫先生译这篇时，当面和通信里，都有些不平，连在本文的附记上，也还留着“怨声载道”的痕迹，这苦楚我很明白，也很抱歉的，因为当初原想自己来译，后来觉得麻烦，便推给他了，一面也豫料他会“好，好，可以，可以”的担当去。虽然这种方法，很像“革命文学家”的自己浸在温泉里，却叫别人去革命一样，然而……倘若还要做几天编辑，这些“政策”，且留着不说破它罢。
Kogan教授的关于Gorky的短文，也是很简要的；所说的他的作品内容的出发点和变迁，大约十分中肯。早年所作的《鹰之歌》有韦素园先生的翻译，收在《未名丛刊》之一的《黄花集》中。这里的信却是近作，可以看见他的坦白和天真，也还很盛气。“机械的市民”其实也是坦白的人们，会照他心里所想的说出，并不涂改招牌，来做“狮子身中虫”。
若在中国，则一派握定政权以后，谁还来明白地唠叨自己的不满。眼前的例，就如张勋在时，盛极一时的“遗老”“遗少”气味，现在表面上已经销声匿迹；《醒狮》之流，也只要打倒“共产党”和“共产党的走狗”，而遥向首都虔诚地进“忠告”了。至于革命文学指导者成仿吾先生之逍遥于巴黎，“左翼文艺家”蒋光Y先生之养疴于日本（or青岛？），盖犹其小焉者耳。
V·Lidin只是一位“同路人”，经历是平常的，如他的自传。别的作品，我曾译过一篇《竖琴》，载在去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
东欧的文艺经七手八脚弄得糊七八遭了之际，北欧的文艺恐怕先要使读书界觉得新鲜，在事实上，也渐渐看见了作品的绍介和翻译，虽然因为近年诺贝尔奖金屡为北欧作者所得，于是不胜佩服之至，也是一种原因。这里绍介丹麦思潮的是极简要的一篇，并译了两个作家的作品，以供参考，别的作者，我们现在还寻不到可作标本的文章。但因为篇中所讲的是限于最近的作家，所以出现较早的如Jacobsen，Bang等，都没有提及。他们变迁得太快，我们知道得太迟，因此世界上许多文艺家，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提起他的姓名的时候，他们却早已在他们那里死掉了。
跋佐夫在《小说月报》上，还是由今年不准提起姓名的茅盾先生所编辑的时候，已经绍介过；巴尔干诸国作家之中，恐怕要算中国最为熟识的人了，这里便不多赘。确木努易的小品，是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五本中横泽芳人的译本重译的，作者的生平不知道，查去年出版的V·Lidin所编的《文学的俄国》，也不见他的姓名，这篇上注着“遗稿”，也许是一个新作家，而不幸又早死的罢。
末两篇不过是本卷前几本中未完译文的续稿。最后一篇的下半，已在《文艺与批评》中印出，本来可以不必再印，但对于读者，这里也得有一个结束，所以仍然附上了。《文艺政策》的附录，原定四篇，中二篇是同作者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和《关于科学底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也已译载《文艺与批评》中；末一篇是Maisky的《文化，文学和党》，现在关于这类理论的文籍，译本已有五六种，推演起来，大略已不难揣知，所以拟不再译，即使再译，也将作为独立的一篇，这《文艺政策》的附录，就算即此完结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