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也进行了巨大的和艰苦的探索。在建国初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曾取得巨大成就。在50—6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有发展也有挫折。在这一时期诞生和蔓延的“左”倾思潮，使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走了弯路，并留下了沉重的教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这一探索的新里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回答，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文化大革命”的沉重教训
一、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实现民族富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这30年，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东方生根发芽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中国这个落后的东方大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逐步磨合的过程。正是这30年的艰苦奋斗，为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正是这30年的成功与挫折为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认识与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的一个逻辑起点。
建国后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56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56—1966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和1966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阶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列强纷争的世界中，争取民族独立和在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和半封建社会中探寻自身发展的艰苦斗争的一个初步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本身也向世人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然而，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使之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历史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又一项严峻的挑战。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一任务，需要与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力量同样甚至更多的勇气、毅力和艰难的探索。
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旧中国。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比起西方各发达国家大约要落后100年左右。据1933年的统计，当时全国的工厂不到3000家，每年的钢产量只有2.5万吨。当年全国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中，近90%的产品是依靠农业、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机器生产的产品只有10%。随后持续不断的战争又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到1949年时，国民经济中近代工业的成分只占17%，年产生铁24.3万吨，钢18万吨，煤3098万吨和棉布3018万米，而在这一薄弱的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当中，官僚资本就垄断了其固定资产的80%，垄断了钢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0%、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工业以及相当部分的轻工业、银行和商业部门。在农村，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了土地的70—80%，而占人口90%的贫雇农和中农只占有土地的20—30%。这样一种严重不平等的封建土地制度造成了广大农村的贫穷与落后，也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因而，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铲除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国民经济的独立并建立以国营经济为主的工业经济体系，同时在农村通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对于民族工商业则只进行合理的调整，使之能够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前提下得到繁荣与发展。上述措施实际上就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的实施。①（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9页。）
新制度极大地焕发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与爱国热情，尽管建国后不久即爆发了抗美援朝的战争，但中国的国民经济还是取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全国的钢产量为134.9万吨，铁192.9万吨，煤6649万吨，发电量72.5亿度，棉布产量为38.3亿米，全国工业总产值为39.9亿元，工业和农业生产都已经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从1949—1952年，全国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30%以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国民经济得到基本恢复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国民经济较快的增长，中共中央于1952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总路线也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据此，国家通过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合作化的改造，后来又对之进行了赎买，而在农村，则通过建立互助组与合作社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到1956年底，全国已建立农业合作社756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3%，与此同时，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合作化与集体化也基本完成，因而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同时也是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从总体上看，这两个过程是互相促进、有机统一的。在这5年中，全国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全国固定资产总值的1.9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0.9%，其中工业为18%，农业达45%。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为29900公里，比1925年增加22%，公路通车里程达250000公里，是1952年的两倍。与此同时，新中国还建立了一些过去所没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仪器制造业以及发电、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等等。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5年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30.5%，农民收入增长近30%，居民消费水平提高22.9%。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也焕然一新，旧社会的各种腐朽现象以及诸多的恶性流行病得到了根除。总之，“一？五”计划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创造，它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与创造性。这5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冒进”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本质就是试图通过越来越快的社会政治改造来不断加速经济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改造而言，本来设想18年才能完成的过程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就匆匆结束了，这就远远超出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提供的实际可能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允许国民经济中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这本身就是经过“冒进”的失败之后又回到了现实的基础之上。这种在50年代中期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思潮对日后的经济建设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成为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这种思潮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间的摇摆，也就构成了改革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跌宕发展和党内一系列政治斗争的基本因素。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与挫折及“左”倾思潮的产生
在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之上，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宣布：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全面确立起来，中国由此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应该说，八大虽然在宣布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完成的问题上过于匆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上也沿用了斯大林的思想——工业化与集体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的生产力标准，为以后“左”的思想的发展留下了可能性，但八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若干问题的认识还是基本正确，基本上符合事实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一些新的指导方针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八大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于建设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①（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10页。），因而，全党的工作重心，就是发展生产力，“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②（②同上，第9页。）。在经济建设方面，八大确定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方针；在经济体制方面，针对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仿照苏联模式形成了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的问题，八大提出要扩大地方与企业的权限，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领域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政策；此外，八大还针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和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方针。
八大本来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确立了一条较为实事求是的指导路线，但随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却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偏离了正确方向。在政治上，对于1956年波匈事件不尽实事求是的认识以及1957年初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中少数人对党的攻击都使毛泽东改变了原先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估计，从而使反右斗争扩大化。到1958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③（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1959年，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并且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①（①《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01页。）就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又把“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确定为党的首要任务。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表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②（②《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在此之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错误口号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倾思想的发展除了其自身的根源即尚未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之外，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中苏的矛盾和冲突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及其随后在国际国内提出的一些观点，中共认为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赫鲁晓夫时代的中苏矛盾与冲突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且又与两个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缠绕在一起，这就使中国人不仅要在思想上，而且也要在实践上与苏联拉开距离，并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正确性。1957年11月，毛泽东明确肯定了《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提出“大跃进”口号的社论；次年5月中共中央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严重违背经济规律，试图人为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反常现象，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小农式理解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央的压力与地方的盲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到处泛滥。农业中放“高产卫星”，工业中的“大炼钢铁”，以及以“一大二公”为指导思想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并索要外债，中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从冒进中冷静下来。
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并且提出了国民经济中“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次年初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进一步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克服工作中主观盲动的错误。1962年，为总结前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议认为，以往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其原因在于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也在于党内一些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不够实事求是，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会议提倡“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许多领导人就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此后，根据八字方针，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状况开始好转。经过此后几年间扎实的经济工作，挽回了“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统计，到1965年，全国固定资产达1040亿元，比1957年增长2倍，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倍，其中钢产量增加1.28倍，煤炭增加2.77倍，发电量增加2.5倍，原油增加6.75倍，绵纱增加0.54倍，等等，交通、能源等行业也有较快的增长，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继续涌现，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了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和导弹工业，制造了万吨水压机，还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工业布局逐步改善，国民经济体系渐趋完整。在农业方面，由于对八字方针的贯彻，农民的积极性重新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改变了1962年以前的3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开始回升。到1965年，粮食产量达到3891亿斤，棉花产量达4195万担，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顺利完成。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三、“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及其沉重教训
然而，这种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再次被打断，从1966年起，中国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持续动荡的10年，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生活被打乱，许多人受到打击和迫害，国民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再次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次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它是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根本任务以及这一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的错误的认识的结果，也是被少数阴谋家所利用并操纵从而规模不断扩大的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是50年代后期党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不断发展的结果。毛泽东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观点，但由于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调整国民经济，所以这一观点并未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但在此之后，毛泽东一直认为党内存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964年，毛泽东又指责全国文联和下属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群众，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①（①转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30页。）该年10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斗争。年底，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斗争的理论准备基本完成了。
“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来自于1965年发起的文化革命运动。该年7月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次年5月，该机构被撤销，并且重新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人组成。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公布了毛泽东主持修改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篡夺了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和出版界的领导权，并且渗透到党政军各个部门，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而，“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这些理论，后来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包括以下的基本内容：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夺取政权的问题；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开展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等等。①（①参见《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主观上说，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这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现实性。如何防止苏联的“复辟”在中国重现，是毛泽东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文化大革命”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形式使他认为终于找到了自5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他的心头萦绕的如何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问题的答案。当然，不能说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已经完全熄灭，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找错了敌人，即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不来自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的等级制的国家管理制度，也并不来自于经济建设的必然规律，至于特权与官僚主义，也只应该通过健全民主与法制的渠道来加以克服，而不能通过所谓自下而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正式开始之后，运动的领导权很快被掌握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手里，在他们的授意、策划和鼓动下，各地纷纷掀起了群众性的夺权运动，大批领导干部、专家学者被排斥、打击和陷害，党、国家和军队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口号被推向极端，甚至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口号，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政治狂热，一种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一场内战。
“文化大革命”给经济建设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据统计，1967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了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了4.2%，这种状态使毛泽东认识到有必要对局势加以控制，通过“三支两军”，全国的政治经济秩序有所好转，1969年和1970年的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3.8%和25.7%。但是，由于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思想中的“左”倾错误，所以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始终未能正常化，1974年江青等人掀起了“批林批孔”的斗争，1976年又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的经济秩序一再陷入混乱。
这样，虽然由于社会中健康力量的努力和人民的艰苦奋斗，1978年与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由589亿元增至3010亿元，社会总产值由1015亿元增至684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由349亿元增至4237亿元，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5.42：34.38变为20.41：61.25，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还在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但总的说来，10年“文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伤元气，1966—1976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只增长1.9%，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反而下降6.5%，市政、文教、卫生、住宅、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更是大欠其帐，整个国民经济实际上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在世界128个国家中（当时），中国人均产值居108位。对此，邓小平曾经十分尖锐地指出：“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的钢铁工业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0页。）“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整整落后了二十年。”②（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他甚至认为，如果这样下去，中国人将被开除“球籍”。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使越来越多的人起来与“左”倾势力作斗争。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的群众抗议浪潮。1976年10月，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中央采取果断行动，粉碎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文化大革命”也由此宣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引起的灾难是巨大的，带来的教训也是沉重和深刻的。这些教训主要是：第一：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始终和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最根本的任务。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十年动乱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取代了这一工作重心，干扰和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也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第二，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始终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有时还会激化。但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大量的普遍存在着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必须学会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相互混淆，更不能人为地制造阶级矛盾，用处理阶级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三，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但他的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些严重错误不能通过党和国家的正常制度而得到及时纠正，以致酿成大祸。反对个人崇拜的最重要的方法和途径，是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使民主原则法制化、纪律化；第四，必须反对和清除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中的“左”倾遗毒。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犯过各种错误，但其最根本最严重的错误是“左”倾思想引起和造成的。“左”倾思想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理论之源；“文化大革命”是“左”倾思潮的必然恶果。所以，必须坚持长期地反对“左”倾思潮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虽然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它同时也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在困难的条件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并继续领导中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翻过了中国社会主义史上沉重的一页，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二节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和发展
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改革开放的发展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邓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正式提出的，他明确宣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国后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这一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实际上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开始，并且在此后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与各种“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的斗争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而逐渐走向成熟。它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再次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并且在苏东剧变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靠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发展。”①（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邓小平指出：“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②（②同上，第149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为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的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明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且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号召。大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的、深刻的革命。”③（③《三中全会以来》（上）第9页。）公报同时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④（④同上，第5—6页。），以此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针对少数人当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又及时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至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党的基本路线完整地形成了，后来在中共十三大上，还被确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的事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也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尽管当时还没有具体政策的保证，中国的农民就在改革之路上迈出了大胆的第一步。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村小岗生产队的20户社员签订了包干书，规定除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外，产量全部归各农户自己所有。包产到户一年后，该生产队的生产大幅度增长，在邻近各县引起了强烈反响。1979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允许有特殊情况的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强调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从而在实际上推动了农村的改革。此后，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扩展开来，到1980年底，全国已经有30%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包干到户。
中央及时总结了各地农村改革的经验。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转批《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纪要》肯定了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一事实，明确指出，这些责任制形式“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1月的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进一步表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形式，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它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联产承包制作为八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举，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扎了根，它不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涉及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一项根本性改革，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农村经济领域首次显示了它的生命力。1984年，全国的粮食产量达到40713万吨，棉花产量则从1978年的216.7万吨增加到1983年的463.7万吨，农民生活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了1986年的424元。据估算，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后，农业劳动效率提高3.6%，在农业高速增长的1978—1980年间，联产承包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度为41%。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为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从而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可以说，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够得到顺利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经济前提。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事业也在探索中稳步发展，并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在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并且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十二大的召开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此基础上，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中的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提出了要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的任务，强调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方针，并且强调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随后，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同时又非常辩证地指出：“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蠢，就不能实现现代化。”这个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城市改革的中心任务：“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其根本的途径是：“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公地位。”根据上述目标与原则，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缩小指令性计划——从1980年到1987年国家指令计划工业产品、统配物资和商品门类分别从120种、259种和188种减少到60种、26种和23种；放宽政策，积极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一一从1978到1987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成分从80.8%降至69.7%，集体所有制成分从19.2%上升到27.1%，个体及其他经济成分则从无到有发展到占2.4%；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使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使用及劳动、人事、工资、奖金等方面有了较大的自由；改革流通体制，逐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渐渐搞活消费品、生产资料、资金、劳动力、房地产和信息市场以及改革工资制度；促进经济横向联合等等。
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发展到第二个阶段。1985年中央和国务院在总结前一阶段农村改革的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在农村生产向商品经济转化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需求，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品种不全，商品流通遇到阻碍，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优势不能发挥，一部分地区贫困面貌改变极慢。”因此，改革农村产业结构就成为第二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任务，这方面包括两个较大的措施，第一是取消了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制；第二就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生产。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现象，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汁划的建议》中明确肯定了乡镇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的方针应该是：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一般来说，兴办乡镇企业要立足于农业，服务于农业，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农产品的储藏、包装、运输、供销等产前产后服务业。”
由于政策对路，乡镇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的总产值为493.07亿元，到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则达到了6000多亿元，比1978年增长12.1倍，其产值并且在1987年就超过了农业，从业人员则达到9200万人，是农村劳动力人口的23%。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扶持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且为解决广大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问题走出了一条建设性的思路。当前，中国的不少乡镇企业已经逐步实现了与纯农业的脱离，采用先进技术，引进外部资金，成为规模较大、效率较好的现代化企业，甚至参与了国际竞争，成为中国多种经济形式中重要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改革与对外开放本来就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开放政策”的概念是邓小平在1978年10月会见外国客人时首次明确提出的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又进一步表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②（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同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将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把对外开放作为一条基本国策确定下来。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等地之后进一步提出，对外开放将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同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再次充分肯定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强大的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今后必须继续放宽政策”。也就是说，不仅必须长期坚持对外开放，而且对外开放也已经成为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因素，从某种意义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成为改革成功与否的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
在此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初具规模。1979年颁布了《中外合资企业法》，同时在广东、福建两省试办经济特区，随后，4个沿海城市分别在1980、1981和1982年被正式辟为经济特区。1984年的对外贸易额已达1201.1亿美元，几乎是1976年（264.1亿美元）的5倍，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也迅速进入了高潮。1985年，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进一步对14个沿海城市进行对外开放，当年的对外贸易总额就从上年的1201.1亿美元猛增到2066.8亿美元。此后，对外开放与国内的改革相互促进，其规模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从1978—199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以15.4%的年平均速度增长；1979—1990年，中国签订利用外资的协议额为1020.78亿美元，其中实际利用额为680.75亿美元；1982—1985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约8900项；除原有的经济特区之外，又进一步开放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并决定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86年决定开放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1988年提出了整个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在一些内陆沿边城市也采取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措施。到1992年，全国已有近800个市、县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且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它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商品，也带来了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使之能够从一种全球的视野来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而从各方面促进着改革向纵深的方向发展。
二、“初级阶段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步总结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一次初步总结，它同时也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十三大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即认为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制定党的方针政策，十三大正式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对外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另外，十三大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初步总结。大会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它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结合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观点，等等。报告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轨道。
198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政治动乱，事后，很多人对于改革开放的前景深感忧虑，而一些依然抱着“左”的观点的人则把动乱的根源归于10年的改革开放。在这个关系到中国往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一些基本想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那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①（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项。）。稍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这一讲话，并且在全会公报中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1991年7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又再次强调必须坚持改革和扩大开放，他强调指出：“我们的开放，要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引进外资，以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自力更生的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
1989—1991年是中国经济的治理整顿时期，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还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和封锁，即便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没有停滞，更没有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并且在实践中积累了积极的经验。在经济结构基本理顺，人们在思想上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新的一轮高潮。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高潮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再次重申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号召人们冲破思想上的束缚，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点些，敢于试验”，他并且震聋发聩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375页。）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同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充分肯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阻碍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争论，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走向完善。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如果不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实行改革开放，没有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巩固的团结和稳定。”“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大会报告在总结以往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等9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形成了迄今为止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最为完善的表述，它表明这一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南，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走上了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十五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重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①（①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11月4日。）这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贡献的高度概括。
第三节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
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根据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报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要走自己的路，既不把书本当教条，也不照搬别国经验和别国的模式，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也是突破苏联模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胜利。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的话，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就是第二次巨大的飞跃。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①（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5页。）因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问题上，明确提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因而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超越阶段，盲目前进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都比较落后，革命前小农经济占了很大成分的一种结果，它使人们既不能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待社会主义的建设，也不能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行深刻的理解，因为他们的观念中常常难以摆脱一种小农的局限性。在苏联，斯大林在30年代认为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在50年代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又断定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些论断无一不远远超出了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现象，50年代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又出现了“越大越公越好”的错误提法。这种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切实际的认识就使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远远脱离了社会的需要，严重限制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可能性，抹煞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现象，结果反而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邓小平曾就此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我们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②（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140页。）历史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得出了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么一个科学的论断，这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的反映，是中国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它使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务实的方针政策，从而为诸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一国两制”的理论等，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问题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判断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经济建设的根本基础。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原本是生产力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层次上的发展的一种必然性；落后国家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原因也正是在于用实践向人们证明，在当代世界的环境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明确肯定了这一点。但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政治的考虑往往压倒了经济建设任务，这种“左”倾错误的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了顶点，从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对经济建设的忽视，也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遭到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经济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所以邓小平坚决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丛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②（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邓小平进而非常明确地表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指经济建设——引者），“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正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紧紧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所以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没有如一些人所愿，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而且以它不断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展示了新的希望。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的目标，在经济体制方面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在文化方面，则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改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条基本路线，当时就把它提到了“一场深刻的革命”的高度。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虽然一般都承认根据实际情况与环境的发展进行相应的改革的必要性，但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自行发展的动力明确提出来，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突出贡献，它是与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的“左”的理论的彻底决裂，为社会主义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和路线上的保证和一种很大的动力机制。邓小平曾把改革与革命并列，论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革的重要意义：“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①（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明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前提下，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必须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坚决反对闭关锁国的做法。
虽然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各国都没有完全隔绝与外部世界的往来，但对于不少国家，包括中国来说，都存在着一种闭关锁国的意识，甚至于对西方的物质特别是文化成果都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对于原来就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种自我封闭的政策使之不可能大规模地利用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文明成果，从而严重束缚了自身的发展，而且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样一种政策也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种意识与在社会主义自身建设问题上“左”的错误互为表里，实际上是一种封建意识的反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对外开放的重要性的认识恰恰是打破了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的狭隘的、非科学的理解，从而真正地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立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①（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这样一种态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与胆识，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肯定了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政权在人民手中，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是密切相连，互为条件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需要继续开放”②（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要“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③（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四个坚持”是中国的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和根本的前提。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其本身就是因为除此之外中国不可能在现代世界中获得真正的发展这样一个根本事实的逻辑结果。但是，由于以往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与偏差，由于在经济建设与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方面出现的缺陷，使得一些人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幻想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为中国带来真正的繁荣和发展。除此之外，西方国家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的企图，所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根本原因在于唯此才能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国家的道路，所以，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是内在统一的，互为保证的，并且都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中共十三大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下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邓小平明确表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①（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且提出了分三步走，以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即第一步（1980—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0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在199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力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体现，它反映了一种探索前进的循序渐进的原则，也体现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是一种宏伟的，但又切合实际的战略构想，是对国内经济条件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客观认识的结果。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抓住时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允许并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个人先富起来，以此带动更多的地区和人民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三步走”的思想也是一种持续发展的思想，一种不断改革、不断进取的思想，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①（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的一种紧迫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的问题，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党同时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自己的领导，改善和加强对自身的建设，加强党风的建设，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必须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表现，就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合作制度，加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设。
最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则可以长期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以此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在1979年首次提出的，后来扩展到澳门与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根据这一原则分别在1984年和1987年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签署了关于收回香港与澳门主权的联合声明，这是“一国两制”构想成功的例证。在台湾问题上，根据这一原则，两岸关系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95年春节江泽民总书记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八点建议是对这一构想的进一步具体化，在台湾各界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反响。
“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远远不限于此。它首先是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政策的拓展和深化，如邓小平所说，它是要让资本主义进来一点，为社会主义提供有益的补充，同时也可以更方便地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些有用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其次“一国两制”的构想还为世界上一些热点和爆发点指出了一条和平与合作的“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道路；最后，“一国两制”的构想还为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存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思路，邓小平称之为一种“对国际上有意义”的“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
总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个理论无论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发展规律还是对于这一运动的外部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方面的认识上都比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有所突破，这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所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首先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展规律的认识的一种深化。首先，这一理论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性和多样性，从而彻底突破了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教条化和模式化的倾向，是这一运动内部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其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路线的地位，坚持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实事求是的理论。再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宣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从而大大突破了传统上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自动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只是巩固政权和进行阶级斗争的观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大胆吸收和利用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使社会主义运动突破了在意识形态上人为地画地为牢的窘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的提出正是这一理论思维的重大成果。最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动力，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矛盾认识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由此将成为一种生机勃勃、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运动而不再是任何僵化的模式。
在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外部环境的认识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改变了长期以来只看到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只看到世界战争的危险性的片面的观点，也摒弃了“左”倾盲动，企图制造“世界革命”的错误。这一理论实事求是地承认资本主义还有相当的生命力，认识到两种制度长期并存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乃是尽可能快地进行自身的发展并最终表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为，“如果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搞得好，就可以延缓世界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这一理论观点的转变使社会主义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也为社会主义的自身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国两制”的构想既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内部规律的认识，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运动的外部环境的一种深化。它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成分可以和平共处，也认为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国家可以在长时期内和平共存，从而既为解决中国的祖国统一问题，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在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对外开放，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互相合作与友好交往，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最终加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潮流，建立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上，成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中的运动，也是一种在外部环境作用下的运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通过对历史的逻辑与对外部世界的发展的准确把握，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化，由封闭到开放，由僵化向发展的过渡。这一理论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的，但也正因此，它又超越了这种现实，超越了长期以来这种现实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带来的局限性，从而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完美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这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保障，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的成功也就将是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意义之所在。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落后国家如何发展，仍然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封闭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遭到了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将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与奴役，走向独立与发展提供一条可行的道路。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①（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对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促进与推动。中国作为世界上现存的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责无旁贷地完成这个世界性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