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道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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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明义利之辨——道德与经济驱动力

《战国策·国策》中有这么一个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讲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好士,门下有食客数千人,其中有一个叫冯谖。有一天,孟尝君出了个通告,询问府里的宾客:“有谁熟悉算账理财,能够替我到薛地去收债?”冯谖在通告上写:“我能”。于是孟尝君派冯谖去收债,辞行的时候,冯谖问道:“债款全部收齐,用它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呢?”孟尝君说:“看我家里缺少什么东西,就买什么。”冯谖赶着马车到了薛城,派出官吏召集那些应当还债的百姓都来核对借约。借约核对完了,冯谖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借款赐给百姓,烧掉借约,百姓齐声欢呼万岁。

冯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齐国都城,一清早就要求进见孟尝君。孟尝君奇怪他回来这么快,便穿戴好衣帽接见他,问道:“债款全收齐了吗?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冯谖回答说:“收齐了。”孟尝君又问:“用它买了些什么回来呢?”冯谖说:“您说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考虑您府里已经堆满了珍宝,好狗好马挤满了牲口棚,堂下也站满了美女。您府里缺少的东西要算‘义’了,因此我替您买了‘义’。”孟尝君问:“买‘义’怎么个买法?”冯谖说:“如今您只有一块小小的薛地,却不能抚育爱护那里的百姓,反用商贾的手段向百姓取利息,我私自假传您的命令把借约烧了,百姓齐声欢呼万岁,这就是我给您买的‘义’啊。”孟尝君不高兴地说:“好吧,先生算了罢!”

过了一年,齐悯王对孟尝君说:“我不敢拿先王的臣子作为自己的臣子。”孟尝君只好回到封邑薛城去住。走到离薛城还有一百里的地方,百姓扶老携幼,在大路上迎接孟尝君,整整有一天。这时孟尝君才猛然觉悟,意识到冯谖此举的良苦用心,他回头对冯谖说:“先生替我买的义,竟在今天看到了。”

仁义不像钱或物那样实在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孟尝君对冯谖“买”仁义非常不高兴。当孟尝君被齐王贬出回到薛城时,才认识到昔日失去的今天都加倍地得到了回报。义与利属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范畴,是历代思想家所重视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义与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义”指的是道德信仰,“利”讲的是物质利益,也即经济利益。义和利是相互联系的。道德信仰作为社会意识,不仅在经济基础上产生,而且还会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同时,道德信仰对经济利益的增长、分配进行调节、制约和指导。

【品味经典】

1.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的谈话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现行的方针政策。这八年多,我们的事情干得比较好。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信你们是理解的。

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我们首先开放农村,很快见效。有的地方一年翻身,有的地方两年翻身。农村取得经验之后,转到城市。现在城市改革已经搞了近三年的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对外开放,也很快收到成效。

人们常常将自己周围的环境当做一种免费的商品,任意地糟蹋而不知加以珍惜。

——(美国)甘哈曼

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到一九八五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要调整一下,收缩一下。这也是好事情,我们取得了经验。

总的来说,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二十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八百到一千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有“左”的干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我们已经解决了最近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并且作了人事调整。

总之,我们要坚持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道路。现在走了八年多了,看来本世纪末的目标肯定能够达到。下一步五十年的任务更艰巨,相信我们的目标也能够达到。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00年11月第1版

2.孟子见梁惠王——孟子的义利之说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摘选自《孟子·梁惠王上》

如果不谈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讨论道德和法的问题。

——(德国)恩格斯

3.让贸易回到诚实的怀抱——孟德斯鸠的经济行为批评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传到了西方,受到了思想敏锐的人的青睐。在蒙昧的时代,这些人是时代的精英。经院哲学家们非常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们宁可从他的哲学中获得关于有息贷款的一些说教,也不愿意从《福音书》中查找有息贷款的渊源。

他们不分场合,不分青红皂白地责难有息贷款。因此,原来仅仅是“卑贱的人”从事的商业,则变成了“奸诈的人”从事的行当。因为无论何时,当一件原本可以有必要进行的事情被禁止的话,那么只能是促使那些“奸诈的人”去干这件事了。

贸易落入了一个当时毫无仁义廉耻之感的民族之手。很快,它就同可憎的高利贷、垄断、征收税金之外的献纳金以及所有攫取金钱的奸诈手段没有什么区别了。

靠敲诈勒索致富的犹太人,受到了君主们用同样手段的掠夺,这多少使老百姓们得到一些安慰,然而却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英国发生的事情能让我们对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约翰王为了占有犹太人的财产,就把他们全抓进监狱。这些人至少被挖掉了一只眼睛,几乎无人能幸免,因为国王亲自执掌司法大权。其中的一个犹太人每天被拔掉一颗牙,一连拔了七颗,到了第八天,他交了十万马克的银子算是买回了第八颗牙。亨利三世从约克郡的犹太人阿伦身上索要了一万四千马克的银子,还为女王索要了一万马克的银子。在那个时代,人们粗暴地行事一样,随心所欲地勒索钱财,只不过我们今天的粗暴还算是有一些节制。国王们本不可以凭借特权去翻臣民的钱包,但却能给犹太人施以酷刑,因为它们不把犹太人当人看。

最后,人们采用了一种惯例,即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其财产将被充公没收。我们是通过废止这一惯例的法律条款中了解到这种做法的。没收人家财产的理由十分不切实际。他们说是想考验一下犹太人,并使他们摆脱恶魔的奴役。然而,这种没收实际上是赋予了君主或贵族某种获得分期偿还税收的权利。因为他们向犹太人征税,而一旦犹太人信奉了基督教,就可以不给他们纳税了。那个年代,对待人就像对待土地。我已经注意到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犹太民族是如何被人们戏弄的。当他们想成为基督徒时,其财产却要被没收充公;不久之后,又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而又要遭到火焚。

这时人们看到贸易正在走出失望和屈辱的怀抱,各个国家被轮番驱逐的犹太人找到了保护自己财产的方法,他们用这种方法为自己修建了固定的避难所,因为任何一个君主虽然愿意抛弃犹太人,但却不愿意因抛弃犹太人而失去犹太人的钱财。

犹太人发明了汇票。汇票的使用使贸易躲开了暴行,而又能维持下去。汇票使最富有的商人的资产全都不见了。由于有了汇票,商人的资产可以寄来寄去,而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神学家们不得不限制一下他们自己的原则了。于是曾被粗暴的同没有信义连接在一起的贸易,又重新回到了诚实的怀抱。

因此,我们也应该感谢经院哲学家们的空论和国王们的贪婪。正是这些一直伴随着贸易被破坏的不幸,使得产生了一种新的事物。它使贸易多多少少脱离了这些人的权利的羁绊。

从这时起,君主们统治国家就要比他们自己原来想象的更明智一些。因为暴政总是那么笨拙无力,这是一条公认的经验。除了仁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来繁荣。

人们已经开始清除马基雅维里主义,并将继续清除下去,劝说告诫要更加稳重。以前人们所说的政变在今天除了令人恐怖外,只不过是一些轻举妄动而已。

而且,当情欲刺激着人们做恶人的欲念时,环境则告诉人们还是不当恶人更为有利。这时,人们是多么的幸运啊!

——摘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孙立坚等译,2001年版

用鼓励和说明的言语来造就一个人的道德,显然是比用法律和约束更能成功。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

【故事里的事】

1.陈云:我定的规矩,我不能破例

陈云作为党内少有的工人、店员出身的领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关键时期都做出过突出贡献。这既出于他自身的优秀品质,同时也与他所处的成长和工作环境密不可分。中国近现代最大的工业金融中心上海,是陈云人生轨迹起步的地方。

陈云受家境所限,只读完了小学,靠辛勤自学成才。他通过工作实践,了解了中国最近代化的城市;在长期农运斗争中,他又懂得了中国的乡村;后来又与国外的学习考察相结合,终于使他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一次又一次飞跃,成为解决难题的能手。

陈云平生最爱竹——竹是虚心、正直、廉洁与坚韧等美好品质的象征,也概括了陈云性格的某些特点。“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陈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所写文章的题目。他强调,指导工作应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解放战争时,他刚到南满领导工作,当地的一些同志马上张罗给他挑一支好手枪。陈云微笑着回绝说:“好枪还是给前方打仗的人吧,如果到了需要我用枪的时候,仗早打输了。”

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先问粮、油、煤等物资供应的实际问题,很少讲空洞的教条。在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上,陈云有时跟中央的主要领导意见相左,却能率真直言。

1958年“大跃进”时,面对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过高的数字,他指出这是难以完成的。三年困难时期,面对供应紧张、货币无法回笼的状况,他提出打破过去总宣传物价平稳这种讲面子的做法,适当地实行高价政策,由此很快解决了财政难题。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有关对彭德怀和陶铸等人的平反、康生的罪恶等问题还是大家都不敢触及的禁区。陈云却在会上率先提出这些问题,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

陈云自己的生活一向简朴,并始终严于律己。有一年,11月10日左右,北京的气温骤降。周恩来去陈云那里,发现陈云正拥着棉被坐着办公,仍抵御不住寒气。周总理看着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烧暖气。陈云却坚持说:“11月15日供暖的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马祥林徐焰/文

2.谭震林攸县蹲点的故事

1957年4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谭震林亲率工作组,到攸县上云桥乡蹲点。历时43天,他和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不坐小车,总是到处跑来跑去,与大家一起研究问题,一起解决问题,遇到一些疑难问题,总是亲自出面解决。他居庙堂之高,心忧其民,给攸县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记录谭震林的几件事,从中不难看出谭老的精神面貌。

谭震林同志选择的第一批五个试点社,是上云桥乡靠近县城的七一社、高二社、株山社、联星社和云西社。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谭老发现,高级农业社存在的各种问题的中心,是社干部作风不民主。干部不民主,遇事独断专行,因此许多好事也就办成了坏事,各种矛盾也就会加深和尖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领导县委进行了县一级的整风,着重克服县干部的特权思想,狭隘的阶级观点和官僚主义作风,帮助他们端正认识,做到真正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统一了县、区、乡干部和工作组的认识后,工作组下到试点社、队帮助整顿社队干部作风。

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意大利)但丁

整社时,社员群众对5个社的204名干部中的89人就财务管理提了413条意见,问题牵涉到社长、管委会成员、生产队长和保管员等人。为了弄清这些问题,谭老发动工作组成员和社员群众一道参加调查研究,逐一加以查实。高二社1956年死了54头耕牛,当时将牛肉的一半加工成熟牛肉与另一半生牛肉出售。在清账时,发现熟牛肉的重量只有生牛肉的一半,因此,群众怀疑干部贪污了牛肉钱,成了当时轰动全社的一桩大贪污案。谭老知道后,亲自去作实地调查。他去的那天,正好社里又死了一头牛,他叫工作人员称了两斤生牛肉当着群众的面煮熟后过秤,结果熟牛肉的重量正好是生牛肉的一半,群众疑虑顿息,干部也放下了思想包袱。

“一个200户的社死了50多头牛。”这在谭老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个社百八头牛,死掉一半,这是什么原因?经过调查,谭老发现,原来是耕牛折价偏低,饲养户嫌工分少不负责任等原因造成的。后来谭老把耕牛问题列入整社中加强经营管理的重点,制定了措施,有效地防止耕牛的死亡。

——刘宗良/文

3.扶贫书记黄文秀的“归去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文秀,生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2019年6月17日凌晨,利用周末回家看望患癌父亲的她,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

2016年7月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怀着回哺家乡的初心,回到百色革命老区,以广西定向选调生的身份,被组织安排到中共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2018年3月,她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主动报名前往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担任第一书记,来到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离百色市区164公里的村子,以一个女子的柔弱身躯肩负起百坭村100余户贫困人口的脱贫重任。

黄文秀到村后,找到村里老书记请教,主动到贫困户家里帮忙,到田间地头与他们边干活边聊天,还学了村子里常用的壮语和桂柳话,使村里人慢慢接纳了她。经过两个月的摸底,她基本摸清了村里的情况:百坭村共有472户2068人,2017年未脱贫的为154户691人,因学致贫和因残、因病致贫占比最高。

她结合百坭村冬暖夏凉、雨水丰沛,适合种植沙糖桔、杉木、八角等作物的特点,邀请技术专家到现场指导、帮助村民筹集资金、帮助贫困户申请无息贷款,在当地建立电商服务站,将当地的沙糖桔等土特产远销全国各地,带动了村民收入的提高和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百坭村五个屯都在山上,黄文秀在翻山越岭一遍遍走访贫困户的同时,还画下了详细的路线规划图,使村里的道路一步步得到修缮硬化。

针对过去村“两委”干部为群众办事不主动、群众办事找不到人的问题,她积极回应村民的需求和意见,抓严抓实干部值班坐班制度,白天安排专人值班,晚上带领村干部到群众家里走访;她规范村党支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建促脱贫、党建引领文明乡风的作用。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针对每个贫困户的情况,多次组织召开扶贫研判会,通过异地搬迁脱贫、教育脱贫、产业脱贫等方式,带领88户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3%降至2.7%,村集体经济收入达6.4万元,获得了2018年度“乡风文明”红旗村荣誉称号。

她积极帮助考上大学的贫困生争取补助,让村里苦读的寒门学子获得读大学机会;为百坭村申请通屯的路灯项目,让村民可以安心走夜路;她生活简朴,却在村里贫困户有需要时慷慨相助;她几乎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百坭村脱贫的琐碎事务中……

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唐代)吴兢

在和村民黄仕京聊天时,她谈到回到这边远山村的原因,“百色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作为自己的家乡,面对如此情况,怎么还有理由不回来呢?”“我们党提出要教育扶持一批人脱贫,并且扶贫要扶志和扶智,这样一个切实为群众谋发展、谋福利的党,怎么能不响应它的号召呢?”

如今,“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铿锵誓言犹在耳边,只是功业未成,斯人已逝……

她说希望“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一样自豪”,只是党和政府接连送来的荣誉,她已无法看到。

而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决战,在中国大地上,仍有无数像黄文秀一样的第一书记和帮扶干部在接续奋斗。他们中有很多人,告别亲人,放下爱情,舍弃本可一帆风顺的前程,走到最贫困的地区,跋山涉水,啃硬骨头,在清贫中践行青春的誓言,在沉默中孕育爆发的力量,用满腔的热血和不退缩的韧劲为苦瘠之地的百姓拼出充满希望的路。有的人,已经像黄文秀一样,付出了最美好的青春和生命。

他们,值得我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摘自《共产党员网》,2019年10月21日

4.带领山村脱贫的“老马”

如果要问在行唐县中王庄村谁的人缘最好,十个人中有九个会说是老马。

挖井、修路、建奶牛小区、筹备文化活动中心、发展沼气池……3年间,他带领大家干了14件实事,引领一个脏、乱、差的省级贫困村摆脱穷困,走上和谐发展之路,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近千元。

马金平,石家庄市房屋资产权属登记中心退休人员,一名被老百姓按手印挽留了5次的扶贫干部,一个在老百姓眼中能踏实干事的好人,一匹带领他们脱贫致富的“老马”。

2005年6月,刚刚做完手术不久的马金平,提着行李登上百公里外行唐县中王庄村的长途汽车,那年他54岁。

“全村158户,596人,耕地面积1100亩,村民收入主要依靠传统种植业,人均年收入2000多元,属于省级贫困村……”在去的路上,马金平一遍遍回想着自己搜集的中王庄村的材料。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下车后呈现在眼前的困难局面仍然超出想象。

马金平来之前,村里仅有的一口吃水井坍塌了。“老马,你可得给俺们想个办法,这回连‘米汤’也没得喝了。”村长张胜军苦着脸说。

看着这个脏、乱、差的小山村,再回头看看跟着一路,满脸殷切的村民,老马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带领他们脱贫致富。先修井,再修路。

为修井开了3天会,方案拿了好几个,最后卡在钱上:村民都穷得没钱。马金平悄悄回石家庄拿来5000元,拍在桌上:我先出!看着市里来的“大干部”都垫钱了,村民们封闭的心松动了……

井修好了,老马又瞄向了村里的4条小路。村里各种矛盾盘根错节,修路时,张家猪圈占了半边道,李家厢房错着一个角,王家大树站在路中间……马金平挨家挨户做工作,跑细了腿,磨破了嘴,终于把各种“羁绊”一一解开。

连续大干一个月,4条小土路终于变成800米长的水泥路。路修好的那一天,老马也累倒了,大病一场。

2004年以前,中王庄村散养着几十头奶牛,牛粪搞得村里蚊蝇满天飞,奶还常常交不上去。马金平来后,提议建个挤奶厅和奶牛小区,进行大规模养殖。马金平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一头牛每天产奶70斤,每斤奶1.2元,如果一家养五头、十头,一年下来几十万元!村民受了益,城里人也喝到了放心奶。

马金平几次带村民参观标杆式挤奶厅和养牛小区,请县畜牧局科技人员传授知识。最后建起的挤奶厅和奶牛小区,能同时容纳10头奶牛挤奶,仅养牛每年村民增收上百万元。

2008年4月,已经按过5次红手印的村民们,看着拖着病体却依旧奔波的老马,再也不忍心挽留他,敲锣打鼓把他送回了石家庄。

老马走得很坦荡:走时,悄悄给村支部副书记张四海留下了560元钱——三年来,无论在谁家吃饭,他都按每顿饭3元钱的标准仔细记在小本子上。

美德的道路窄而险,罪恶的道路宽而平,可是两条路止境不同:走后一条路是送死,走前一条路是得生,而且得到的是永生。

——(西班牙)塞万提斯

老马走得很放心:行唐县各相关部门已经跟中王庄村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主抓扶贫的副县长敦盾也感慨地说:“以后对于老马这样的扶贫干部要提供更多的支持。”

老马走得很自豪:三年来,石家庄市房屋资产权属登记中心共救助中王庄大米9000斤,面粉9000斤,花生油2300斤;捐赠棉被、衣服2400件,电脑6台……折合人民币6万元。

“党派你干什么来了?就是让你解决老百姓困难来了,你不进村,不解决困难,还算是个党员吗?”马金平做到了,他无愧一个共产党员!

——摘自《光明日报》,2012年1月5日

5.舟山定海:“我们的阿红书记”

她,是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虽已获得众多荣誉,但仍不满足现有成绩,为了群众的富裕,她勇立潮头,一路向前,大家亲热地称她为“我们的阿红书记”。

她,一直有个金灿灿的梦想:“富”了口袋,不能“穷”了脑袋,群众应该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为了这个梦想,她孜孜以求。

她是舟山市定海区干石览镇新建社区党支部书记余金红。在她的带领下,曾经是舟山本岛最偏僻的村庄,如今变成生机勃勃的农村新社区……

帮群众找条致富路

余金红个子不高,说话利索,始终面带笑容,走路像一阵风,步子特别大。

在舟山,余金红早就出了名,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劳动模范、省为民好书记、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13年来,在她带领下,1公里长的社区主干道建起来了,路灯亮起来了;社区里没工厂,她自己出钱做示范,在她的带动下,社区个体服装户发展到107户……

“群众都说,能搞成这样,不容易了。”和余金红同事多年的社区主任王缀芬说。当时,余金红听了,丢下一句话:“过去只是过去,躺在功劳簿上睡觉,我不干!”

过去的新建社区,大部分居民主要娱乐活动是看电视;还有些人在社区小店打扑克、搓麻将,周围一群人在旁观起哄。几年前,一个来社区装路灯的师傅看到这场面,对社区居民姚杏娣说:“这种地方,生了儿子,也讨不到老婆!”

这话是实话,深深刺痛了余金红。“没特色,没文化,社区发展迟早会遇到瓶颈。”余金红发了狠: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定要赶在问题集中爆发前想出来。

狠话,说说容易,做起来难。足足半年时间,余金红看着风景如画的社区,愁眉不展。直到有一天,她沿着山路走时,突然冒出了主意:“我们有绿水青山,难道不能搞旅游吗?”发展旅游产业,群众家门口就能赚钱;同时,人进来了,文化也能带进来了……越想,余金红越觉得该走这条路。

下决心前慎重,下决心后坚定不移,这是余金红的特点。她说干就干,立即四处拜师:杭州、宁波……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初,余金红遇到一位艺术界人士,建议她:这里可以建个大学生采风实习基地,让艺术院校的大学生来社区写生、搞创作,群众不但可以在服务中获得报酬,还可以在耳濡目染中学点文化。

这个主意正好切合余金红的初衷。回来后,她绕着社区走了一圈,越走越有信心:“我们附近有海,有山有水,大学生肯定愿意来写生。”

余金红算了笔账:全国艺术类大学生有近60万人,社区如果通过营销能抓住5%,就是3万人,这些学生在老百姓家里哪怕住15天,按照吃住一天50元的标准,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一个想法渐渐成型:要把新建社区建设成全国艺术院校实习采风基地、青少年夏令营基地、艺术家休闲养生基地以及海岛休闲农庄。余金红当时在心里悄悄地为这个项目起了个名字:“太阳谷”。

为群众建个太阳谷

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月异的,那最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德国)康德

余金红心中,一直有个目标: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相互推动。为了社区1500多位居民,为了这块土地,她铁了心要把这个项目搞好。

没想到,方案一提出,各种质疑声不断:“这里有什么人肯来?”、“万一不赚钱,投资找谁报销?”……

确实,在深山冷岙里搞旅游,让全国的艺术类大学生愿意在这里吃、住、写生,这在祖祖辈辈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农民们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得知共需3000万元投资时,大家不断埋怨,阿红书记会不会被人骗了呀?这么多钱去哪里找啊?”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童玲玲说,开始时压力很大,她也曾劝过余金红,这件事做成功了,好处是大家的;干不好,过去的荣誉会一笔勾销。

余金红不傻,其中的利害她很清楚。整整一个月,她没睡过一个好觉:项目上还是不上,去哪里筹那么多的钱,万一失败了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多少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多少个苦思冥想的白天后,余金红下定决心:“干!无论如何,要借来外力,建设居民的精神家园。”

她调查后得知,徽式建筑最受写生的大学生欢迎,这是项目的关键一步。余金红和社区干部们挨家挨户向群众解释,要他们配合,把房屋改建成徽式建筑,便于将来开店或办农家乐。“一户人家走五、六趟是常事,最多的走了10多趟。”余金红说,尽管苦口婆心,群众却将信将疑,收效不大。

当时,周彩堂家余金红去的次数最多。“我身体有病,孩子要上学,自己要养老,总要留点钱。”周彩堂说,有一次,他妻子周荷叶甚至生气地对余金红说,钱投下去,万一不成功,村里是不是给她赔钱?

余金红进退维谷。愁眉不展之时,她突然想到:群众,是最实际的,要说服他们,关键是搞出实效来。一个主意浮上她的脑海。

余金红设法联系到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说服学校派出300名艺术类大学生,在新建社区实习一个星期。结果,人走了,一结算,净赚2万元。

一次简单的试验,比什么话都有效,大家的态度一下子转变了:“这个项目,看来有搞头!”“我们这里,还真的有人肯来啊!”……原先难说动的周彩堂,很快借了1.6万元,第一个改建了房屋;在外面做生意的袁善娟回来了,不但改建了房屋,还买了七台空调,把农舍改建成“画春院”农家乐。

余金红继续新的奔波:筹措资金,寻找投资,争取各方面支持和参与:由国资、社区集体资金和民资构成的浙江舟山南洞海洋旅游文化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把群众闲置的房屋租来,整修、加盖,变成农家旅馆。短短半年,社区所有房子改造成青砖黛瓦的徽式建筑。

“太阳谷”,渐渐从一张蓝图,变成了现实:一列老式蒸汽式火车落户新建社区,火车进来的那一天,人山人海,连周边村的村民也纷纷来围观;墙上,开始“长”出了色彩艳丽、符号抽象、图案夸张的绚烂图案,这是来社区实习的大学生们画的,社区不费一分钱,就得到了他们的随性之作,添了一道吸引游客的奇妙风景……

有吃、有住、有艺术作品可以欣赏……慕名而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仅2011年,来实习的艺术类大学生就已超过2万人次。

圆群众一个文化梦

游客、大学生来了,钱流进来了,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在改变。

袁海龙以前开三轮车跑短途运输,其父母则以卖菜为生。现在,他把自家的屋舍改建成“三岔口”农家乐。“有客人来,我烧菜,我父亲当服务员,我母亲洗碗碟,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袁海龙笑呵呵地说。

周国信原本开小店,蜂拥而至的游客更是让他开心:“以前我每个星期进1次货就够了,现在最多一天进了6次货。”

几乎一夜之间,新建社区面貌发生了改变:8户以餐饮为主的农家乐出现了,15个以住宿为主的农家小院诞生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人开始返乡创业……原来,这里的房子几千元想要脱手都没人要;现在光把房子交给公司,一年就能收入一万多元租金。

群众的文化品位,也在悄悄改变。

64岁的陈定权,站在庭院里,一脸遗憾地看着邻居墙壁上一幅抽象画:“可惜了,几个月之前不懂,现在才知道,那画比喜鹊有味道多了。”

如果良好的习惯是一种道德资本,那么,在同样的程度上,坏习惯就是道德上的无法偿清的债务了。

——(俄国)乌申斯基

几个月前,大家可不是这样的。有一名大学生在陈国梁的墙上画了一幅画,陈国梁的母亲看了,立即找到社区:“黑压压的一排人腿,不好看,晚上还吓人,一定要给我涂了。”那名哭笑不得的大学生只好上门,把画去掉,改画荷花、牡丹等大家容易接受的图案。

“好画,有两种:一种是那种花花绿绿、看不懂的;还有一种,是那些最像实物的。”60岁的吴荷素笑着说。她原本在家养猪、养羊,现在对画也略微懂了。

漫步在新建社区,清水潺潺,青砖黛瓦,衬着远处的深绿色山脉,让人流连忘返。“这么漂亮,我也不好意思再乱扔烟头了。”陈忠国抽完了烟,规规矩矩走上十几步,把灭掉的烟头放进垃圾箱。

现在,社区打牌的人少了,养花的人多了。记者见到一户农民家中摆放着整整齐齐的二十多盆兰花。

而在余金红办公室,记者看到一箱箱方便面。“她常常忙到下午两三点才想到吃饭,于是就吃碗方便面对付一下。”王缀芬觉得,这个项目实在是苦了余金红。

余金红不吭声,也从不说什么,但是这里人人都知道她付出了太多。她丈夫陈国校说,一年到头,只吃到她烧的一顿饭,根本没法顾家,早上出去,深夜才见到她。13年来,她很少有时间照顾女儿,女儿高考时,在熙熙攘攘送考的人群中,余金红还是缺席了,这一度让女儿很生气……

余金红停不下来,她心中还有新的计划:在新建社区建造一个全国最大的室外剧院,以吸引更多游客。名字,她也想好了,就叫“中国戏剧谷”。她说,项目建成后,这个深山冷岙会更热闹,群众的生活,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服务群众永葆先进

余金红,一名舟山农村的基层干部,一个近10年来不断被表彰的先进典型,但她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觉,而是继续攻难关、破难题,努力让群众增收、社区添色。

余金红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了新时期应该怎样做好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怎样开拓进取,通过为民服务,带领群众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时期怎样把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相结合,使之相互推进,共同发展;怎样对待过去的荣誉,把压力变动力,始终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把共产党员的形象立在人民心中。

余金红是基层共产党员的先进典型,我们要学习她始终勇立时代潮头,永葆先进,扎根农村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服务群众,用真心、热心和爱心,践行入党誓言,走基层、办实事、解民忧,忠实履行党员职责。

我们要学习余金红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执政为民不松懈,坚守共产党人本色不改变。

——摘自《浙江日报》,2012年1月5日

6.两“村官”千里走单骑“化缘”修通幸福大道

两名年近半百的村干部多年来不辞辛劳,骑着一辆陈旧的摩托车从家乡出发,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遍赣、粤、闽三省,行程3000多公里,途经13个县市区,向在外务工的乡亲们“化缘”修路。一路风雨,为的是修好村里那条通往大山之外的致富大道,兑现自己对乡亲的修路承诺。他们就是安远县天心镇竹湖村干部唐文基、胡懂南。

新年伊始,安远县天心镇竹湖村通往大山之外的11.2公里水泥路顺利竣工。路通了,出行更便捷了,乡亲们致富的信心更足了。唐文基、胡懂南这对“好哥俩”正在谋划新年带领村民发展新产业,拓宽致富路。

日前,记者沿着这条新修的山路,走进竹湖,采访他们“千里走单骑”的感人故事。

再苦再难也要修好路

君子忧道不忧贫。

——(春秋)孔子

竹湖村是天心镇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有着茂密的竹林、清澈的山塘和2000多亩良田。但这里地势险要、重峦叠嶂,出山的唯一通道是一条10多公里陡峭山路,道路狭窄、坑坑洼洼,就连轻便的摩托车也很难通行。

村里的几任干部都想修路,但一看到由于路程长、道路险峻且没有相关项目支持,只得望路兴叹。因为行路难,村里很多人都移民出去了。原先有180多户1000多人的村庄,现在只剩有146户747人了。

路,路,路!不仅牵绊着村民的心,更让村干部唐文基和胡懂南坐立难安。

聊起这条路,胡懂南激动地说:“很多村民都有骑车摔跤的经历,我还在这条路上摔成了骨折,现在腿还一拐一拐的!”说着还起身走了走。

在平日里,唐文基和胡懂南是一对无话不说的朋友。看到这条阻碍村民致富的路如此难修,两人急在心头。他们经常为了修路的事聊至深夜:不能让村里人再受苦了,再难也要把路修好。2009年4月,唐文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外出“化缘”修路。

风雨兼程忙“化缘”

2009年7月,时任竹湖村党支部书记的唐文基开始了第一次的“千里走单骑”,“化缘”修路。他带着村委会主任胡懂南,两人骑着一辆陈旧的摩托车,拿上两套衣服,踏上筹资征程。

火热的7月,炎炎烈日也不挡不住他们“化缘”修路的热情。经过5个小时,他们首站到了赣州城,找到了在城里务工的村民林伟振、赖竹林等人。乡亲们看到两位年近半百的村干部为修路跑得满头大汗,如此费心费力,深受感动,纷纷慷慨解囊。

第二天一早,唐文基和胡懂南又骑着摩托从赣州出发去广东揭阳。时至中午,天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被淋成了“落汤鸡”,但是并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晚上11点半,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揭阳市,在胡懂南亲戚家中借住一晚。

一早醒来,在揭阳务工的竹湖同乡看到两位来自家乡的村干部站在面前,又惊又喜,得知原委后,纷纷捐款。此后,他们风餐露宿,不远千里,先后辗转广东潮州、汕头、深圳等地。一个星期下来,两人跑了3000多公里,路上换了一个轮胎和一个排气管,总计花费385元,却筹集资金6万余元,“化缘”初战告捷!

千里“化缘”让村民们看到村里修路的决心,自发出钱出力,镇政府还为村里争取了村村通公路项目。去年2月,通往竹湖的水泥路在村民的期待中开工了。看着动工的路,唐文基和胡懂南喜忧参半,尽管筹到了大部分资金,但还有12万多元资金“缺口”。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两位客家汉子面对莽莽大山,立下誓言:不管吃多少苦,一定要修好这条出山的路!

踏平坎坷成大道

2011年5月24日,唐文基再次做出决定,再次骑摩托车外出筹钱。这次,他们在路上沉默不语,其实他们心中也没有底。毕竟在外务工的乡亲收入不高,之前他们又上门筹过钱。

行至广东梅州市水车镇时,摩托车胎被扎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于是,他们只好推车前行,推行3公里路后才找到人修好车,继续前行。

下午赶到揭阳市后,他们第一时间找到了开店铺的村民罗序伟、罗序藏兄弟。几杯茶的工夫,兄弟俩各捐了300元。随后,他俩又赶紧去找村民罗序增。因罗序增还在加夜班,他们只好选择在他回家的路口等。直到晚上11点,身心疲惫的唐文基和胡懂南才找到他,并借宿在工棚,省下了一笔住宿费。

第二天上午,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潮州。当大伙得知他们为了村里的路,千里迢迢又来找他们时,既意外又感动。大部分乡亲再次慷慨解囊。最后一站是汕头,因摩托车骑不进去,他们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流动党员罗序来。为了省钱,他们步行一个一个去找分散各地的乡亲凑钱。饿了啃点饼干,困了找个地方打个盹。在借住的工棚里,一些外地工友不解地问:“你们骑车几千公里这样去筹钱,到底傻不傻?”唐文基不假思索:“为村民办事,吃点苦不算什么。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修好致富路,那才叫傻呢!”

让自己完全受财富支配的人是永不能合乎公正的。

——(古希腊)德谟克利特

此次外出筹款,虽然比第一次少得多,只有1万多元,但同样让唐文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两次“化缘”,唐文基与胡懂南骑摩托车,途经赣、粤、闽三省,历经13个县市,但所花的费用不超过800元。

小人物,真英雄。安远不少党员干部、个私老板被唐文基与胡懂南执著修路的精神感动,纷纷捐款。县里一些“三送干部”还主动要求挂点竹湖村,协助该村修路。许多在外务工的村民经常打电话给唐文基,不断询问修路进展情况。

去年底,为了赶工期,唐文基干脆把村部当成了自己的家,吃住在村部。目前,在社会各界支持下,竹湖通往山外的11.2公里水泥路已修好。从此,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山民将告别肩挑手提走山路的历史。

看到一批批脐橙等特产运出大山,唐文基与胡懂南欣慰地笑了。

——摘自《江西日报》,2012年1月9日

7.信誉的种子

20世纪初,到美国的移民非常重视节俭,他们尽量把每一分钱都积攒下来。纽约市的佛兰普科斯·罗迪便成立了一家小银行,来吸收移民的存款。

1915年圣诞节前夕的一天,这家银行的出纳员外出午餐,只有罗迪一个人在屋子里。就在这时,3个蒙面歹徒冲进来,把罗迪关进厕所,然后将银行里的22000美元席卷一空。储户们听到这一消息,都蜂拥前来提款。

一位银行家对罗迪说,银行遭遇抢劫,这是天灾,既然已经宣布破产,你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存款也不用还了。罗迪说,法律上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个人是要认账的,这是信誉上的债务,我一定要归还。

罗迪为了还债而努力奋斗,他白天杀猪,晚上为人补鞋,还让年龄大一点的小孩上街卖报。罗迪听说一位身患重病的寡妇无力抚养孩子,她曾在罗迪这里存了375美元,罗迪首先还给她100美元,另外每月还她10美元,让她付房租,以免流离失所。

由于时间太长,有的储户记不清了,罗迪就在保险公司、教堂、开发商甚至在当地报刊登广告,寻找存款人。他从一篇新闻报道中,发现加利福尼亚有3位久未寻到的储户,便把存款分别寄给了他们。这3个人收到钱后异常感动,其中两个人把钱退回来,请他转给穷人或他们的孩子。

1946年圣诞节前夕,银行被抢31年后,罗迪还清了250位储户的18000美元存款。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散居世界各地的罗迪的孩子也再次团聚到了一起,一家人决定重操旧业,于是罗迪银行再次开始营业了。

接下来,这些散居美国各地的罗迪的老储户们不管距离有多远,都特地来到纽约,把钱存到罗迪银行里。同时他们还把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也介绍到这里来存款。罗迪的故事在报纸上登出后,感动了很多美国人,他们都愿意把钱存到讲信誉的罗迪银行。这样,罗迪银行逐渐发展壮大,在美国银行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播下信誉的种子,然后低下头用坚定与责任去浇灌呵护,当生命的下一个季节来临,偶然抬起头,会看到有硕果缀满你家后院的每一棵树。

——摘自《八小时以外》

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德国)马克思

【编者小语】

经过不无痛苦的探索,中国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前唯一可能让全体人民更快过上更好日子的道路。这要感谢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1987年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谈话指出的“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至今看来都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中国人的传统伦理道德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亦是如此,尤其是一些商业巨擘和思想大家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或反省,所以我们摘选了孟德斯鸠对道德和经济行为的精辟论述。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普通人在作为消费者的同时,成为投资者或经营者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有利他的一面,但也是每个交易者保护自己利益的最佳选择。因此,舆论在正面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楷模的同时,也应该正面地宣扬,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道德既能利他,也可自利。人人遵守这个道德底线,可以大大降低买卖双方的用于防范、监管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效率,促进生活幸福。在我们选取的诸多小故事里,就很生动地体现了上述这些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