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国际的筹建活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局已定的1944年。但是，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严重影响了这一活动，使之经历了多次曲折和反复。同时，随着形势得到发展，国际社会党人中间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分化，具有不同意见和态度倾向的各国社会党人围绕着社会党国际筹建一事展开了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争论。然而，正是在当时新的国际形势的制约下，在国际社会党人的分化和争论过程中，社会党国际的组织性质、组织原则、指导思想及政策立场逐渐确定下来，新的社会党国际组织得以最终正式建立起来。
第一节 艰难曲折的筹建历程
1944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尚未停熄，但最后结局已经明朗化，德意法西斯的失败已无法挽回。因此，二战后的政治发展问题开始引起普遍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之下，流亡英国和瑞典等国的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党人率先提出了恢复社会党人国际组织[1]的要求，试图以此为战后各国党派政治的正常化进行准备。而在战争中保持了健全组织的英国工党和瑞典社民党此时也在为战后活动制订计划，因而同样开始考虑组建社会党国际组织的问题。（Steininger, pp.27—37）由于英国工党在此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享有特殊地位，又由于它在大战中对流亡社会党人的庇护以及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它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创议者的责任。因此，1944年9月英国工党在其执委会会议上专门研究了“各国工党和社会党未来的国际联合”问题。随后在同年12月举行的第43届年会期间英国工党又特邀与会观礼的法国、瑞典、瑞士、波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社会党代表就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决定尽快召开一次国际社会党人会议。（LPCR，1944，pp.212—214）次年3月，在英国工党全国执委、战时内阁经济作战大臣道尔顿的主持下，来自13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60余人在伦敦举行了自二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由于战争造成的困难，还有一些社会党未能派代表到会，因而与会者认为应当“在不远的将来”再度召开一次更有代表性的会议讨论国际组织问题。为此，会议还设立了一个筹委会进行准备。（Braunthal，1980，pp.133—134）同时，与会者也大都认识到由于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并非光彩地自行解体、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未能公开谴责、大战中又从未组织过正式活动，因此，如果简单地恢复旧国际的组织并以旧的名称进行活动未必有利，仅是在继承和延续国际传统的意义上才将建立社会党人国际组织一事称为“重建”。（Steininger：pp.40—41）然而，大战的迅速结束以及战后各国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很快打乱了重建工作的节奏。
在伦敦会议之后不到两个月，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便已兵临柏林城下，纳粹德国旋即签约投降。此后，欧洲各国便开始了重建和平秩序的工作，各国社会党也以全部精力投入到自身的组织重建和国内政治活动中去。1945年5月底，英国工党退出战时联合内阁，已中止了10年之久的议会选举活动随即进入高潮。同年7月底，英国工党出人意料地获得大选胜利。上台后的工党忙于提出和实施各种政策，无暇他顾。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党也在忙于重建组织，并作为临时政府的一员投身于政府事务，而且也在为战后第一次大选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因此，在社会党人的日程安排上，重建国际组织的问题不得不退居次要的位置。这样一来，计划中的国际社会党人会议直到1946年6月才得以举行。
各国社会党自身的组织重建和国内议会选举活动虽然拖延了社会党人国际层面的组织重建工作，但也格外提高了他们对于社会党国际组织重建（以下简称“国际重建”）的期望。从1945年7月到1946年6月的一年当中，先后有10多个欧洲国家举行了选举活动。在这些大选中，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党都获得了比二战前更多的选票。战前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及世界大战的爆发明显暴露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缺陷，大战期间许多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又同纳粹德国相互勾结，再加上战后初期各国又普遍出现了经济困难，这些都促使了人们的激进和左倾。在这种背景下，战前坚持批判资本主义、战争中又全力投入抵抗运动，战后又及时提出改革国内政治经济纲领的社会党人顺理成章地赢得了人民的赞许。因此，在选票大增的基础上，二战后出现了社会党人历史上第二次执政的高潮[2]。在英国、挪威、瑞典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社会党人独掌国家政权；而其他欧洲国家，社会党人也几乎均参与了本国政府，甚至领导着政府。在意大利和法国以及所有的东欧国家，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在政府内合作共事。（厄尔温：第5～6页）
一时间，社会党人普遍以为“社会主义的时代”就要到来。战后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的贸易大臣道尔顿曾回忆说，当时“第一种感觉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就要诞生了。我们已有建设新社会的权力了，我们感到振奋和欢欣鼓舞，充满希望、决心和信心，我们感到了飘飘然”。（Dalton：p.3）法国战时抵抗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战后重建的社会党领袖之一安德烈·菲利普在当时的一次集会上公开宣布：“社会主义就要到来了！”战前社会党领袖，曾领导“人民阵线”政府的列昂·勃鲁姆从德国集中营重返巴黎后不久，也极其乐观地宣称“社会主义就是现在的主宰”。（Graham, p.2）特别是在一些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党人看来，二战结束宣告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各国社会党的普遍参政使得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处在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具有影响政策能力的真正强大的因素”（Braunthal，1980，p.135）；另一方面，与共产党人战时的共同对敌，战后初期的合作共事又似乎提供了结束国际工人运动长期分裂的可能和条件。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更使得拉斯基这样一位在英国工党和国际社会党人中间享有声望的重要人物会设想在20年内“欧洲将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陆”。（Braunthal，1980，p.135）
然而，不够幸运的是，1946年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完全破灭了上述幻想或预言。正如1946年6月在英国海滨小城克拉克顿终于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国际社会党人正式会议所表明的那样，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社会党人在重建国际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进而又阻滞了国际重建的进程。从这次会议直到1951年6月底社会党国际最终正式建立，其间费时竟达5年之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因意见分歧而使重建工作陷于停滞。1946年5月的克拉克顿会议有19个国家社会党的代表参加。按照预先的安排，会议讨论了重建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问题，但由于各党之间意见分歧相当尖锐，无法调和，因此会议最后只能决定：“为了就国际性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应当组织各国社会党之间的定期会议，创设一个发表意见的讲坛。”（Healay，1950a, p.367）为此，会议又设了“社会党通讯联络处”（缩写为SILO），由英国工党代管、工党国际书记丹尼斯·海利兼职领导，负责向各国社会党分发通讯报告，为以后的有关会议预做行政事务方面的准备。“国际社会党会议”这样一个过渡性的组织由此便形成了，但这只是国际重建道路上刚刚迈出的一小步。正如这次会议所暴露的那样，各国社会党在国际重建问题上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结果此后的几次会议，如1946年11月的博恩默斯（英国）会议，1947年6月的苏黎世（瑞士）会议以及其后专门研究国际重建的巴黎小组会议都先后作出了暂不正式重建国际的决议或提议。很显然，这是社会党国际的重建活动处于基本停滞状况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打破僵局，获得实质性进展。1947年11月，“国际社会党会议”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也认为重建国际组织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同时又决定大力加强各国社会党之间的联系，设立了常设机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缩写为COMISCO）以取代先前那个无职无权、较为松散的“社会党通讯联络处”。该委员会由参加会议的各国社会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更为频繁地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决定“国际社会党会议”的重要政策。这标志着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机构有了重大的发展，因而极大地推动了重建国际的进程。紧接着，在次年3月于伦敦举行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不仅通过了有关“国际社会党会议”发展方向和政策立场的几项重要决议，而且设立了由英国工党总书记摩根·菲利普斯担任主席，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及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各出一人组成的五人“小委员会”。这一调整的潜在影响是“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实际领导权从此转移到了在会议委员会、特别是五人“小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的右翼社会党人手中。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就国际重建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在组织上又缔造了社会党国际的雏形。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各项重要决议又为后来的几次全体会议[3]所肯定和发展，从而又为社会党国际的重建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原则。因此1948年3月的伦敦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社会党国际的重建活动进入了一个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阶段。
第三个阶段为国际重建最后准备和完成阶段。1949年12月“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书记处，由长期从事国际活动的奥地利社会党人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担任总书记。书记处和总书记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国际重建进行技术方面的准备。此后，起草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宣言（纲领）和组织章程的工作在书记处和总书记的统筹下相继展开，重建活动进入到最后的具体的准备阶段。在1950年和1951年上半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4]，各国社会党终于就国际重建的所有重大问题逐步取得了共同的意见并完成了最后的文字材料。1951年6月30日，“国际社会党会议”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举行有史以来的第8次全体会议。与会的34个社会党的代表一致同意正式建立社会党国际。随后，这次会议便转入了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的议程。至此，社会党国际度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终于建立了。
与其他世界政党组织相比，社会党国际的建立最晚。例如，现在的自由进步党国际[5]是1947年4月建立的；同年7月，新国际共同体[6]建立；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7]则是在1947年9月建立的。这种结果当然使一向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传统而自豪的国际社会党人感到尴尬，实际上这也是促使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建立的外界条件之一；同时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党人并非铁板一块，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和态度倾向之间的争论；始终有激进与保守、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争论和冲突，使社会党国际的建立曲折而又艰难，虽有长期的国际组织传统但却成事最晚。
第二节 有关重建问题的三大争论及其结局
在社会党国际的重建过程中，曾先后或同时出现过许多内容不同的争论。相对于其他一些争论，如是否接纳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上的争论，下述三次争论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对社会党国际的重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关于社会党国际组织性质的争论（1946年5月——1948年3月）。早在1946年5月克拉克顿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重建问题的时候，这一争论便已经产生。当时，法、比、奥、瑞（士）等国的社会党代表主张按照二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模式进行重建。（Healey，1950a, p.366）确切地说，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由社会党人单独组成的、排他性的国际。这显然是基于传统立场而提出的主张。虽然在不久前的世界大战中，这些党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与共产党人进行过合作，但他们，特别是那些右翼领袖，从来不愿捐弃同共产党人的分歧。在国内，它们不可能并且实际拒绝同本国共产党实现合并；在国际上，它们也不愿同共产党在同一个组织里共处。
由于所处的国内客观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不同，东欧各国社会党人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他们认为，在东欧的现时条件下，只有坚持同共产党的合作以及同苏联的联盟，才能真正、彻底地铲除法西斯势力和封建专制残余，保证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延续。因此，他们认为参加一个仅由社会党人组成的国际是不可能的，主张按照1945年9月建立的“世界工会联合会”[8]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而又广泛的，既有社会党也有共产党参加的“工人国际”。（Braunthal，1980，pp.137—138）一些西欧社会党人也支持这种意见，例如在本国国内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彼特罗·南尼，比利时的德·勃鲁克尔以及法国社会党中那些主张响应法共呼吁与之实现合并的党员干部。（Braunthal，1980，pp.137—138）
面对上述两种对立的意见，一度积极提议重建的英国工党再度犹豫起来，它虽然比较倾向于前者，但又不得不重视后者。作为上台不久的执政党，它既怕国际的建立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背上得不偿失的负担，更怕社会党人单一的国际组织会恶化自己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党也持大体相同的态度。因此，克拉克顿会议未能就重建问题达成一致，只作出了定期举行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决定。（Braunthal，1980，p.138）
在同年11月的博恩默斯会议上，虽然作出了正式解散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决定，但有关新的国际组织性质的争论仍在升级。东欧国家的社会党在会上明确表示，由于它们在本国与共产党联合执政，因而如果成立只有社会党参加的国际，它们将不得不宣布退出。由此，尖锐的意见分歧已显示出组织上分裂的前景。英国工党随即提出了“避免东西欧之间的分裂”的主张。经过它的劝说，这次会议几乎全体一致地同意：“在目前，任何重组社会党国际的事情都是行不通的。”（Healey，1950a, p.367）
从上述两次会议的情况来看，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从一开始便给国际重建工作蒙上了阴影，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传统关系以及如何评价战后政治发展的现实。西欧社会党，特别是那些大党（意大利社会党除外）虽坚持传统立场，但同时也要根据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的发展来决定最后的行动。它们既想成立二战前那种分立性质的组织，但又顾忌苏联及各国共产党在大战中赢得的威望和实力地位，因而同意暂缓国际重建工作。东欧社会党的主张则主要是根据它们当时的实际处境而提出的。可见，这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国际形势发展的制约和影响。随后的事态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旨在全球反共的“杜鲁门主义”，整个欧洲的政治气氛立即严峻起来。这一年6月初，“国际社会党会议”在苏黎世开会，决定了设立特别委员会研究国际重建问题。这个委员会随后在巴黎举行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主要是西欧和苏联的关系现状对于国际重建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个倾向明显但结论含混的报告，声称美苏之间的对抗威胁着世界，使欧洲面临着分裂为两大集团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西欧大多数正在执政的社会党同受苏联影响的东欧国家中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在“国际社会党会议”中的共处尚能代表东西欧之间的潜在联系。因此，报告的结论就是在现时条件下建立一个东欧社会党不能参加的国际是不适宜的，但这个问题晚些时候还可再议。（Braunthal，1980，p.142）这个结论的实质就是要等待观望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然后再做定夺。
几乎与苏黎世会议和巴黎会议召开的同时，美国又提出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苦于国内经济败落和政局动荡的西欧社会党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一计划，但有社会党人参政的东欧国家却在苏联的要求下表示了坚决拒绝的态度。（陈乐民：第90页）这使争论双方的裂痕进一步扩大。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下简称“情报局”）在波兰成立。它的成立宣言不仅提出了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的论断，而且指名谴责社会党右翼领袖推行叛卖政策，充当帝国主义的同谋犯，并要求各国民主力量“反对右翼社会党，特别是英国与法国的右翼社会党”（情报局：1948，第7页）。这样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同时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可能性，也坚定了西欧社会党单独重建国际的决心。在情报局成立两个月之后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安特卫普会议上，东西欧社会党在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西欧社会党人着重攻击了东欧社会党与本国共产党的关系，并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亲共”为由拒不接纳其为正式成员。这表明参与争论的双方已经连表面上的共处也无法维持了。实际上，这也是东欧社会党以正式成员的身份而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Healey，1950a, p.367）
进入1948年以后，先是美苏双方借公布各自所缴获的纳粹德国外交文件之机互相攻讦，继而又发生了2月的“捷克政变”[9]。以2月24日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为开端，东欧各国也相继开始了社共两党合并。与此同时，美苏之间的“冷战”也开始走向高潮。3月17日，英、法、比、荷、卢5国签署为期50年的“合作和集体防御条约”，美国随即为此拨款60亿美元。（何春超：第48—61页）在这5国当中，竟有4国是由社会党单独掌权或参与执政的（Braunthal，1980，p.184）。与此相应，在3月20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伦敦会议上，西欧社会党在“二战后第一次向共产党人公开宣战”。会议讨论了“捷克政变”以及东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并，指责这些都是以“共产党情报局和苏联的协调行动”形式出现的敌对性行为。会议因此认为“各国共产党已受命要毁灭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党人正面临着捍卫民主的使命。会议还决定开除保、捷、罗等国的社会党，号召波兰社会党反抗合并。（Braunthal，1980，p.188）
这样一来，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便自然解决了。东欧社会党的被开除，以及其后不久坚持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的被驱逐，使得争论的一方消失了。由此，另一方（包括先前的犹豫者在内），一致同意建立单独由社会党组成的国际。如果说二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建立是以社会党与共产党决裂为标志，那么可以说，二战后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则是以东西欧社会党的分裂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一争论的最后结局及其解决方式带有分裂主义的色彩和东西方“冷战”的痕迹，因而在此后的一个时期里，社会党国际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立场。
其次是关于社会党国际组织原则的争论（1946年5月——1951年3月）。在1923年5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时，一些社会党的领袖认为，第二国际各党在大战爆发之际支持本国政府进而形成互相对立的状况，与国际组织松散、对各党没有约束力的特点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又认为，通过一般的组织手段便可防止上述局面再度出现。（布劳恩塔尔：1986年，第317—318页）。根据这种看法，他们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章程中规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只有当它就一切国际性问题所做的决议对其全体成员都有约束力时，才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组织。国际的每项决议，应看作是各国政党对其自主活动的一种自觉的约束”，“一切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政党，应公认本国际为处理国家纷争的最高裁判人”。（布拉斯拉夫斯基：第330—331页）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某些决定，各党有必须服从的义务。但在实践中，上述规定却从未真正得到实行。在一些涉及各国特殊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各党之间互不相让，激烈争吵，甚至酿成严重的内部危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的愤而辞职。（Steininger, pp.13—17）而为了回避章程中的上述规定，为了防止某些成员党坚决反对国际决议进而退出组织的局面，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往往连公开的声明都无法发表。
二战后初期，各国社会党对此记忆犹新，但它们从中得出的教训各不相同，因而在提出国际重建的同时，关于国际组织原则的争论也就随之产生了。法、比、奥、瑞（士）社会党代表在1946年5月克拉克顿会议上提出了按二战前旧模式进行重建的主张，这其中显然也包括了按照原有的组织原则行事的意思。这几个社会党曾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主要支柱，为国际提供了主要领导人和办事人员，它们与二战前的旧国际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纠葛，因而它们认为采用原有的组织原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战前曾因拒绝承认国际的某些决定具有约束力而与国际领导机构有过争执的英国和北欧诸国的社会党都对此极不赞成。特别是现已执政的英国工党，反复强调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集体解决问题的社会党国际，这样的国际只会干扰各党独立有效地解决自身事务；它认为，国际的意义就在于各党之间定期接触和交流情报。（Price, pp.191—205；SI：SII，1964，No 18—19）这种分歧和争论也是英国工党对重建国际的态度由一度积极倡导转变为消极拖延的原因之一。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尚在继续的时候，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必然退居次要位置，更何况前者的存在已使重建工作陷于停顿，后者的解决与否便显得不那么急迫了。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国际社会党会议”开始逐渐形成一整套不同于以往任何国际组织的、比较独特的活动形式和原则。例如，早在克拉克顿会议决定定期召集“国际社会党会议”时，便为之制订了简单的议事规则。其中规定，在每年一到二次的定期会议上，各党代表可以自由交换意见而无须作出正式的决议，而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都必须是一致通过的。这就是后来被社会党人概括为“协商一致”原则的缘起，也体现了组织活动以交换观点为主要特点。到1948年，国际社会党会议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组织机构，形成了全体会议、常设执行机构[10]“委员会”和“小委员会”这样三个决策和活动层次。1949年底，又建立了书记处，并设定了总书记职务，以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同时，为了解决一些特别问题又开始召集各国社会党专家的专题会议。这类会议一般不提出正式决议或报告，只是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交换意见、交流观点的特点。（Healey，1950a, pp.371—372）此外，还针对疑难有争议的问题另行设立特别委员会，由有关政党派员参加，在仔细的研究中寻找出为争议各方均可接受的结论和方案。所有这些对解决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起了很大作用。
在关于组织原则性质的争论于1948年初基本上已见分晓之后，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便被推到前台。由于原有的两种不同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因此1948年到1950年期间几个社会党连续提出的立即重建国际的建议都被束之高阁，甚至在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宣言已经着手准备之际，国际重建一事似乎仍令人感到遥遥无期。然而进入1951年以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一方面，“冷战”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且趋于稳定，各国社会党较前一段更加迫切地要求正式建立国际，以利用“国际”的名义和便利来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从而与已经正式建立国际组织的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相抗衡。另一方面，这时的西欧社会党大多已经历了相当一个时期的执政历程，它们对外来干预的反感以及对未来国际组织的设想也日趋一致。因此，一贯主张采用旧国际组织原则的比利时社会党首先转变了态度。该党机关刊《人民报》和《大众报》在1951年1月5日共同刊载了该党全国执委会成员致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主席、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浦斯的公开信，信中在重提尽早建立国际的建议的同时，又着重指出“国际社会党会议”既不应当抛弃它“行使职能的方式”，也不应当改变它的“结构和职能”，比利时党的要求仅仅是改变现有的名称而已。（SI：SII，1951，No 27—28）这意味着比利时社会党放弃旧国际具有强制性内容的章程，转而完全接受英国工党等坚持的国际重建方案：国际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交换观点为主，其决定对各党没有约束力。对此，英国工党作出了迅速的反应。工党全国执委会马上专门开会讨论了比利时党的建议。同月26日菲利浦斯以执委会名义发表公开信作答：如果“（未来）会议的制度和决定的体系是建议性的”，而不是强迫性的、必须为各党所接受并服从，则工党同意比利时社会党的提议。（SI：SII，1951，No 27—28）
这两封信在其他社会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很快征得了普遍的赞同。在1951年3月于伦敦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各国社会党代表同意了英、比两党关于改变名称、正式建立国际的联合建议，并且在决议中对组织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详尽阐述：“社会党人的团体所通过的决议都必须反映出自由达成的意见一致。这些决议对那些须向本党党员和本国选民负责的政党并不构成具有某种约束性的限制。任何国际社会党人的团体都不能自称拥有下达命令的强制性权力。”（SI：SII，1951，No 27—28）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由此便得到了解决。根据上述决议，总书记布劳恩塔尔归纳总结了现行的各种议事规则，准备了章程草案。经过特设委员会的修改之后，章程的最后文本在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顺利通过。可以说，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的解决为社会党国际的建立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最后是关于社会党国际指导思想的争论（1949年12月——1951年6月底）。在1949年12月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会议上，法国社会党的代表提议起草一份“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宣言”。（SI：SII，1951，No 27—28）由于当时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已经结束、重建国际的障碍已不复存在，因而对眼下正全力以赴筹建国际的社会党人来说，起草这样一个宣言就是为新的国际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党人这时也普遍感到，对于他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改良主义主张和实践有必要进行提炼和概括，以便于在战后所开始的经济复兴活动、政治重建工作中提出有吸引力的纲领。他们对这一工作踌躇满志，并且信心满满地认为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他们的身上，因为在他们看来，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第一国际成立宣言》问世以后，由于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都不曾提出过自己的纲领，因而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国际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原则再未以综合文件的形式加以重新概括”。（SI：SII，1961，No 26）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法国社会党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其他党的赞同，“国际社会党会议”很快便开展了这一工作。
1950年1月初，上任不久的总书记布劳恩塔尔将他起草的原则宣言提要发给各党讨论，并要求它们提交备忘录，说明本党对于民主社会主义原则的见解和观点。在同年6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法国社会党领袖摩勒对先后收到的11个党的备忘录进行了综合分析。会议随后设立了原则宣言起草委员会，由比、奥、法、英、荷、瑞士及联邦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和地区的社会党以及“中东欧社会党联盟”[11]的代表组成。1950年10月，原则宣言起草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宣言草案，并设立了一个三人撰写小组，由英国工党国际书记海利、比利时社会党的拉若克以及总书记布劳恩塔尔组成，负责根据讨论情况以及各党意见再次修改草案。随后，修改后的草案又发给各党征求意见。1951年3月在伦敦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同年5月在斯特拉斯堡（法国）的第三次会议以及6月在法兰克福（联邦德国）的第四次会议基本上都重复了同样的程序。（SI：SII，1951，No 27—28）这样，提交给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的原则宣言草案已是第四稿了。
正是在这个历时近一年多的反复修改的过程中，出现了关于社会党国际指导思想的争论，其重点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及社会党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1950年6月哥本哈根会议前，11个社会党提交的关于原则宣言提要的备忘录也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在此后的历次会议上，各党代表也都就此发言表态。从这些书面材料或口头发言中，可以发现各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其中，荷兰工党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为二战后第一个通过新党纲的党，它显然对这个问题已有定见。它提出的备忘录提出：“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疏远开来，因此，欧洲社会主义即便没有发展到排斥那些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性的人们，那么无论如何也必须为那些认为自己更接近饶勒斯[12]和马萨里克[13]的人们留有余地。”（Braunthal：1980，p.204）而受到费边社[14]思想深刻影响的英国工党则表示，英国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及其主张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在约翰·穆勒的激进思想、费边社、悉尼·韦伯和萧伯纳的教诲以及英国圣公会社会改革家们的熏陶下形成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Braunthal：1980，p.205）这是两种最极端的意见，前者试图通过强调现时条件的变化来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再普遍适用，后者则是利用本国情况的特殊性来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和联系。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巨大影响。
但这类看法并没有得到其他代表的赞同，其他社会党都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有的甚至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例如，1945年8月，法国社会党第37次代表大会在修改党纲时，曾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争论，但争论双方都表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判断是适用的。（Graham, pp.92—94）而属于党内左翼、素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称的摩勒在这次国际讨论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全党，包括盖得、饶勒斯以及较近的勃鲁姆、布拉克在内，都毫无保留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分析。”（Braunthal，1980，pp.205—206）即使是奥地利社会党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角度申明了党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联系和师承脉络。由意大利社会党右翼出来的另组成社会民主党的巴拉巴诺娃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认识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的方法，而且还是工人阶级信心和力量的源泉。甚至连自称对理论问题从无兴趣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艾兰德也承认，虽然瑞典社会民主党从未建立任何学说体系，但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党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强烈影响。（Braunthal，1980，pp.205—206）这一表现显然说明上述社会党还不愿完全割裂自己党的早期历史和最初起源，不想完全忽略马克思主义对普通党员和工人群众发挥的并且仍然具有的重大影响，更不能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正确分析和深刻批判。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党在具体的实践中已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它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与自己党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吸引群众、使自己区别于资产阶级保守主义政党的意图。
正因如此，后一种有所保留的意见与前一种极端的意见之间并没有形成尖锐的直接交锋，没有形成各不相让的僵局，因而通过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协调活动，它们最终走到一起，完成了一个“妥协的混合物”。（Portelli, p.53）在成立大会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原则宣言中，关于社会党国际指导思想的争论得到了大家皆欢的解决。宣言称：“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的运动，它不要求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严格一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或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页）
尽管后来的社会党人把上述说法归结为民主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多元化原则”，宣称这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民主化和自由化倾向，反对伪科学一元论和垄断权的必然结论。（迈尔：第87—92页）但在当时，原则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总书记布劳恩塔尔却强调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所说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成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第2卷，第136页）“曾经为第二国际准备了指导方针，也是提交法兰克福会议审定的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宣言的最主要的概念。”（SI：SII，1951，No 25）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关于社会党国际的指导思想的争论造成了原则宣言的内在矛盾。
总之，上述三大争论在时间上互有重叠，在实质内容上又互相联系，表现出循序渐进的逻辑发展关系。这三大争论的产生、发展和解决，拖延或推动着社会党国际重建的最后完成，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党国际以后的发展。
第三节 政策立场的转变及其原因
二战后初期直到1947年以前，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党相继通过了战后新纲领。总体而言，其区别于战前纲领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这些社会党大多试图以战后重建为契机，以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威望为基础，顺应人民渴望摆脱曾造成全球经济危机并导致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愿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良，革除现有社会制度的明显弊端，进而实现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例如，二战后第一个参加竞选并赢得胜利的英国工党就提出了以实行国有化和普遍福利为特征的竞选纲领和施政政策。（Coates, p.109）同时，这些社会党在国内联盟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提出了新见解。例如，欧洲大陆第一个得到重建的法国社会党从一开始便确立了包括与共产党合作在内的“三党联盟”政策；在1944年11月的特别代表大会上，其总书记麦耶公开表示“（法国）社会党将永远不会成为反共集团的一员”；这次会议还通过决议坚持社共两党合作关系，并提议成立一个社共两党组成的“争取工人阶级团结委员会”。直到1945年底，法国社会党虽然拒绝了法国共产党关于尽快实现双方合并的提议，但却同意双方“向持久的联盟”发展，以“行动统一”为未来可能的“组织统一”进行探索。（Graham, pp.41—42，p.109）在丹麦，社会民主党在1944年还主动提议与共产党合并。（Pattersonand Thomas，1977，p.246）坚持对苏友好也是当时普遍的见解。在1946年底的英国工党第45届年会上，工党领袖在回答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质疑时还表示，苏联并无发动战争的需要，英国的伟大职责是促使美苏合作，维护和平。（LPCR，1946，p.151）这种情况在社会党人国际层面的活动中也有所反映。例如，1945年3月举行的伦敦会议。认为，西欧各国未能妥善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是导致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重要因素，因而强调在战后保持对苏友好是制止新的大战危险的主要措施；此外，“会议确认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急迫需要”。（Steininger, pp.40—43）
正如美国学者克莱默不无夸张但也相当真实地指出的那样，在世界大战结束时，“社会党人希望能够在国际和平和友好的基础上使世界得到重建，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也能够顺利地建立；他们要求解决曾使欧洲分裂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难题，他们希望没有集团的世界，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大联盟’会延续下去，他们希望西方和俄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伴随着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联系或合作，他们总是设想着通过吸收接纳由于大战经历而开阔了视野的教会人士、抵抗战士及中间阶级成员，社会主义会成为在欧洲占有支配地位的力量，最后，他们希望通过革故鼎新和焕发活力的进程，社会主义会当之无愧地占有领导权。这些宏大的期望由于冷战而全都破灭了。”（Kramer, p.53）对于某些社会党人而言，上述希望确是发自内心的，而在另一些社会党人那里，上述种种不过是因时趋势的反映而已。不幸运的是，冷战的出现不但使前者不得不放弃了早先的希望以及实现这些希望的努力，而且极大地刺激和重新唤起了后者根深蒂固的与共产党不睦的传统，同时还急剧改变了各国社会党内部不同理念倾向、不同派系力量间的对比格局。
因此，到1947年国际风云突变和冷战逐渐兴起之际，西欧各国社会党的政策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它们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大规模社会改良的纲领，但在“联盟政策”方面却义无反顾地坚决同共产党人决裂（除意大利社会党以外），不仅停止了同共产党正式的或实际的合作，而且全力排斥打击共产党人。由此对西欧执政局面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在1947—1948年期间，先后有8个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被排挤出了联合政府，其中4个国家[15]是由社会党人领导的，奥地利菲格尔政府则由社会党人联合执政，而在丹麦共产党则是因社会党人拒绝与之合作组成联合政府，从而由参政变为在野。相应地在对外关系方面，它们迅速放弃了对苏友好政策，放弃了争取独立和合作的欧洲的尝试，转而积极支持或带头制订了政治上追随美国、军事上与之结盟的方针，为冷战推波助澜：先是利用宣传工具在国内渲染对苏联威胁的恐惧情绪和气氛，接着又力主实施了防务战略重心的转移。其中一个例证便是1947年3月，英国工党政府与法国签订的“敦刻尔克条约”[16]，其目的尚是防止德国法西斯东山再起，而此后“抗衡苏联的方针明显地跃居于西方战略的首位”。（陈乐民：第92页）1948年3月，英国工党政府又提议建立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17]，这是战后第一个集体防务性质的安排，其涉及范围之大远非“敦刻尔克条约”可比，而且只是由于最后的疑虑，这一组织的条约才审慎地没有写明防止共产主义西进的内容。（何春超：第60页）1949年4月，具有冷战工具特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8]建立，参加这个组织的欧洲10国中，竟有7国政府是由社会党人直接控制或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Braunthal，1980，p.193）
主要由上述这些西欧社会党的右翼领袖所把持着的“国际社会党会议”也完成了同样性质的转变。作为社会党人的国际性组织，它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得比个别社会党更远，1948年3月召开的伦敦会议是“国际社会党会议”政策转向的最明显标志，由此确立了其反苏反共、追随美国、支持冷战和结成集团的方针。按照布劳恩塔尔的话说则是“捍卫民主、反对苏联毁灭民主的企图，现已成为社会党人国际的中心政策了”。（Braunthal，1980，p.188）同年6月，维也纳会议又通过了题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决议，将攻击范围从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扩大到包括整个东欧国家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Steininger, p.307）从而明确地表明了“国际社会党会议”的集团立场。
在实际活动中，“国际社会党会议”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反共的做法。例如它支持并鼓励意大利社会党中的右翼分子组成“统一社会党”参加竞选；1949年又直接派出代表团赴意大利，策动了社会党的第三次分裂并马上倡导和主持三个分裂出来的团体实现合并。这几乎是二战后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直接插手某个社会党内部事务的唯一一次。而对这种无异于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做法，当时的意大利政府还公开表示了不满。（Healey，1950a, pp.369—371）与此同时，它还出面调停东欧国家社会党中因反对与共产党合并而叛逃在外的难民间的矛盾分歧，协助这些国家的流亡社会党人建立政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又在1949年7月进一步组建了国际社会党人流亡中心即“中东欧社会党联盟”并立即接纳其为成员。与此相应，它还组织了各种所谓的难民救济委员会，在经济物质上帮助那些从东欧国家流亡的社会党人。（Braunthal，1980，pp.192—193）也正是在“国际社会党会议”及其成员党的影响下，原本统一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在1949年1月发生分裂，主要由社会党人控制的一些工会组织另立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福斯特：第513—516页）“国际社会党会议”还利用其国际组织的便利在整个西欧乃至世界范围内开展反共宣传活动。例如，它通过“中东欧社会党联盟”的联系线索，多次发表所谓东欧国家迫害社会党人，限制人民自由，大规模实行强制劳动的调查报告或实况综述；它还协调西欧国家社会党针对上述情况举办抗议集会或示威。（SI：SII，1951，No 27—28）1950年前后，它还特别针对当时苏联的“和平攻势”发表了各种含有敌意的宣传材料，组织对抗性活动，煽起了不明真相者对苏联对共产党的恐惧乃至仇恨情绪。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党会议”的作用是独特的，甚至是其他组织难以企及的，以至于当时任英国工党国际书记的海利自豪地称它“是目前以国际性力量对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唯一的政治运动”。（Healey，1950a, p.373）
但更重要的活动还是“国际社会党会议”内部的协调工作，特别是那些首先完成政策转变的社会党或社会党领袖们往往利用这种国际组织来达到一般的外交会议不能达到的目的。例如，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世之前的1949年1月，“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参与国的社会党先行集会，统一了接受美国提议组成北大西洋及地中海防务体系的意见。（Healey，1950a, p.373）在1950年冷战再次升级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党会议”先是在6月的哥本哈根会议通过了具有原则声明性质的决议《社会主义与和平》，其中虽然声称“世界和平是国际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标之一”，但强调的重点却在于“共产党情报局所引起的紧张局势是对世界和平唯一最大的威胁；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安全还由于完全听命于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五纵队的存在而受到威胁”。因此，这个决议的结论便是“自由人民的职责是团结起来”，“整个自由世界的合作和加强欧洲团结具有刻不容缓的必要性”。（LPCR，1950，pp.205—206）这实际上等于明确表示支持“北大西洋条约”及其组织，只是碍于某些永久中立国的社会党的反对，才一直未能形成以决议形式表示支持这个公约的一致意见。（Braunthal，1980，p.194）在同年10月，它又召集了专门讨论“由集体防务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巴黎会议，针对参与朝鲜战争以及落实北约防务计划给西欧国家造成经济困难的情况进行劝说和解释，终于就“必须保证自由国家的防务所必需的一切负担”达成一致意见。（SI：SII，1951，No 27—28）为了进一步打消某些党的顾虑，会议又设了“欧洲团结与集体防务”研究小组，最后提出了研究报告，以具体的调查统计材料论证各国社会党应当支持重整军备，支持本国政府的防务计划，支持以国民收入的更多的一部分用于军备开支，同时还提出应当同意联邦德国重整军备并加入西方集体防务。（SI：SII，1951，No 27—28）也正是在这时，“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主席菲利浦斯多次发表讲话或撰文批驳了在冷战中社会党人应取中立的主张，公开声明社会党人的义务就是支持“大西洋联盟”。他要求社会党人抛弃“反美偏见”，拒绝做“第三种力量”的观点，支持美国及西欧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Gunscheund Lantermann, p.122）
“国际社会党会议”及其成员党的政策转变以及转变后所进行的大量活动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社会党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属性。反过来，这些因素也正是它们能够完成政策转变的最主要的根源。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当时客观形势的促动作用，否则便无法理解这一转变发生的时机以及迅速的程度。
首先，畸态的欧美关系是国际社会党人转变政策的最主要的外界条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便制订了对苏遏制战略，而且利用西欧的经济困难，以经济援助为手段诱使或迫使西欧国家与之共同对付苏联。在西欧国家看来，在经济困难并伴有政治不稳的条件下也只能在防务和经济上依靠美国。因此，西欧和美国结成了依附和支配为特征的联盟关系，美国成为当然的盟主。这样一来，政治上的追随也是必然的结局。如果说“杜鲁门主义”咄咄逼人的反共调子尚不能打消西欧各国不愿欧洲分裂具体化的顾忌；那么，包括170亿美元巨额援助在内的“马歇尔计划”所含有的反共目的却为这些国家接受了。在严酷的现实和尖锐的抉择面前，西欧国家很难有其他考虑；对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党、特别是执政的社会党来说，同样少有回旋的余地。国际社会党会议正是在断定，没有“马歇尔计划”，“欧洲就不可能摆脱经济灾难和政治混乱，会给关系到未来社会主义的和平与民主造成威胁”，（Steininger, p.93）之后，才明确地表示了追随美国、反苏反共的态度。
其次，西欧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方面的某些问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对于社会党人完成政策转变也有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苏联学者西比列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战后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倾向，苏联和东欧国家违反公民民主权利的一些错误以及斯大林时期情报局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行动，阻碍了共产党同社会党的合作。（西比列夫：第33—34页）从前面的历史考察中也可看到，国际社会党人，特别是那些右翼领袖往往利用共产党或共产党国家的一些做法为口实而采取分裂主义和反共主义的对抗性行动。在共产党同社会党仍然保持合作关系并有希望尝试组织统一的时候，西欧共产党却往往沿袭了共产国际的不良习惯，造成了分裂而非团结的局面。例如在丹麦共社两党谈判合并问题时，共产党最终以有可能被理解为同苏联的政治制度割断关系作为理由拒绝了社会党人的条件。（Larsen, pp.79—81）而法国共产党在1945年6月提出“统一宪章”时，竟然以“捍卫和宣传由列宁和斯大林丰富了的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使群众了解苏联共产党赢得的“社会主义辉煌的胜利”为主要理由论证共社两党应当组成单一政党。结果，法国社会党人反以法共对苏共的依附是双方统一的巨大障碍的见解拒绝了合并建议。（Graham, pp.97—98）这种做法显然忽略了双方意识形态差异和根本政策的分歧，为右翼社会党人提供了反对双方团结的最好口实，同时又贬损了共产党人的自身形象。再如，在东欧国家，共社两党在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都实现了合并，如此短暂的合并又不能不给人留下人为强迫的印象。结果，尽管东欧社会党内部确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合并，尽管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经过长期准备和酝酿的，但在西欧社会党人以及东欧社会党中反对合并而逃到西方的少数人的宣传鼓动下，人们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所有这些既授人以柄，使社会党右翼可以便利地攻击共产党；又确有“为渊驱鱼”的意味，使左翼进步人士也无法坚持原有立场。从时间发展顺序上看，先有情报局对西欧社会党的指名攻击，后有“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反攻击，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这个道理。
总的来看，在战后初期社会党人重建国际组织的这一时期里，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国际社会党会议”改变了早期的立场，确立了带有浓厚“冷战”色彩的政策并相应开展了大量活动。尽管这一政策尚处在雏形状态即还没有形成全球性格局，还缺乏从理论上系统的阐述等等，但仍然对后来的社会党国际、特别是其50年代的政策有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这一时期为社会党国际重建完成了政策方面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