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随着改革深入推进，这一特征愈发凸显。“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坚持以全局视野看问题、想办法，敢于在突破利益藩篱时动真格、见真章，善于在把握大局中破难题、克难关，是中央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制胜关键。
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伟大斗争”[14]
“新的伟大斗争”的主要形式
综合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来看，当前我们党所面临的“新的伟大斗争”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
争夺资源。资源竞争是当今世界各国竞争的重要形式之一。地球上储存的资源相对有限。缺乏资源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及竞争力，因而当前许多国家都在围绕资源展开激烈竞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资源争夺大战。目前，这种战争仍然以不同形式在世界的局部地区进行。
货币战争。美国等西方强国注重金融立国，极力维护本国、本地区货币的世界霸主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国家打压人民币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在我国周边不断挑起事端，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刺激货币流向霸权主义国家。
争夺市场。即为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而展开争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发展经济必须拥有广阔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围绕我国市场展开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
意识形态斗争。强权政治和霸权国家试图对我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们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招牌，大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目的就是动摇我们的思想根基，摧毁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而尖锐，一些错误思潮暗流涌动，此起彼伏，竞相发声，大肆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领土争端。少数周边国家与我争夺我国固有的领土，一些西方大国趁机介入，挑拨离间甚至公然为其不合理主张撑腰打气。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这种围绕国家领土主权斗争的长期性，依法、合情、合理地予以回应。
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我们党在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组织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大、手段和方式多、效果显著。与此同时，腐败分子暗中抵触，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将更为激烈。
网络斗争。在网络空间，我们既能看见传播正能量的“天使”，也能看到发泄不满、谩骂他人、传播色情、招摇撞骗、混淆是非、聚众挑事、制造虚假信息、进行网络策反等释放负能量的“魔鬼”。网络世界中的“天使”与“魔鬼”为争夺网民和阵地而展开的斗争日益凸显，现实世界的斗争也会体现到网络世界。
反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经常在我国挑起各种事端，制造民族裂痕，搞民族分裂主义。因此，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新的伟大斗争”的新特点
斗争对象和形式全面多样，处处可能是斗争的“战场”。我们正在进行的“新的伟大斗争”之对象，既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党外的，也有党内的；既有经济、政治的，也有文化、社会的；既有有形的敌对势力，也有无形的挑战、考验、危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都有斗争，资源、货币、市场、意识形态、网络等都是斗争的载体。
西方敌对势力对斗争精心策划、处心积虑。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斗争，大多以传播西方社会思潮且以文化渗透的方式，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突破口。大致步骤是：第一步，让中国人崇拜西方“标准”；第二步，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现实；第三步，使一些人认为西方“月亮”是圆的、中国“月亮”是缺的，对中国现实社会看不惯；最后一步，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不满，从而达到动摇中国人理想信念、摧毁中国人自信和分化人心的目的。
国内外敌对势力采取的斗争方式隐蔽巧妙，极具诱惑性和欺骗性。许多斗争是用文明、学术外衣设置政治陷阱，以文明、学术思想掩盖政治意图，让一些人甘愿上钩，不知不觉掉入陷阱。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文化、文明诱惑掩盖政治图谋。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但感到用赤裸裸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扼杀、围剿中国不合时宜，转而想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西方敌对势力抓住此机会，往往通过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以考察访问和培训为旗号，培植代理人，进行文化渗透；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上的“话语权优势”，诱惑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文明、理论、思想失去自信，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俘虏。二是用学术思想遮蔽政治图谋，以学术创新诱惑我国专家学者，使他们掉进西方所设计的政治陷阱。一些西方社会思潮确实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学术性的思想。但它们常常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以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访问的面具来掩饰其政治意图，容易迷惑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使他们丧失判断力和鉴别力。因此，我们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彻底揭露和拒斥西方以文化、文明、学术外衣设置的政治陷阱。
综上所述，当前我们面临的“新的伟大斗争”，可谓复杂而严峻。积极应对我们党面临的诸多挑战、“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努力破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都需要我们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应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进一步培育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准确把握机遇、有效应对挑战、科学破解难题，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不断推进。
着眼大格局 把握大逻辑 凝心聚力谋改革[15]
一、新常态新发展，根本出路在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新常态不仅是速度状态，更是发展状态；不仅是发展条件和环境的新常态，更是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新常态；不仅标志着新阶段新趋势，更孕育着新动力新方式，昭示着发展的新水平新境界。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一个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带来的应当是发展方式、发展动力、体制机制的根本性转变。实现这些转变，出路在改革，动力在改革，成败在改革。
稳增长促发展的新动能来自改革。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是客观规律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法宝。调整速度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摒弃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速度增减的形而上学发展观，要的是建立在提质增效升级基础上的速度。在外部需求萎缩、要素规模驱动力下降、传统人口红利减少、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形势下，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到“换挡不失速”，就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用改革的“进”保经济的“稳”，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预期。着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转方式调结构的新引擎来自改革。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趋势性变化的论述，深刻揭示了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迫性。任何发展方式都是一种动力机制的塑造和利益体制的安排。30多年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改革的力度往往决定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改革是最大红利，不改革就是最大风险。要抓住体制症结深化改革，形成合理的制度导向，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要把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作为重中之重，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方式，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强动力增活力的源泉来自改革。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动力正在从以往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蕴藏巨大的增长潜力，而将潜力转化为新的增长点的出路就在于改革，在于使市场更活、创新更实、政策更宽、环境更优。这就迫切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制定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迫切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制定合理的差别化激励政策，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迫切需要使发展构筑在创新驱动上，着力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之路。
二、新常态新突破，凝心聚力是关键
新常态也伴随新矛盾新问题，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是事物发展中矛盾特殊性的表现形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必须直面矛盾，破解深水坚冰，以最大共识涉险滩攻难关，以改革红利赢信心添动力。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可以转化为力量。我们必须统一思想、增强信心，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
在方向目标上强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在方向目标上凝聚共识，就是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既是我们民族的底气、骨气，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必须做到刻骨铭心。增强改革的战略定力，就是要在思想政治行动上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政治原则，严守政治纪律，丝毫不动摇改革的决心和方向，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部署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各项改革举措。要向改革要出路，善于在改革发展进程中解决问题，要在改革中学习改革，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用改革的方式方法攻难事、办实事，善做善成。要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敢于担当，积极作为，把中央要求与地方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大胆创新、敢于突破，推动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
在“最大公约数”上添动力。改革越来越深，必然触及更深层次的矛盾、触动更深层次的利益、触碰更深层次的关系；改革越来越难，既要冲破思想观念障碍、打破思维定势，又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改革越来越险，触碰的问题越来越敏感，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任务越来越重，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交织叠加。面对这些“深、难、险、重”，迫切需要用“四个全面”统一思想，用改革开放这一最鲜明的特色、最鲜明的旗帜、最鲜明的品格解放思想，真正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下定敢于啃硬骨头的决心，保持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坚韧，做好承受压力和代价的准备，以无畏和担当的精神推进改革。在多元利益格局中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必须立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控制好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最大限度集中群众智慧，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进改革，使改革建立在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在协同推进中聚合力。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面广，耦合性强，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既是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也是精神内核，迫切需要精神上同心、路径上同向、步调上同频。必须树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注重顶层设计，防止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克服畸重畸轻、单兵突进，打破各种“中梗阻”，力戒相互掣肘、相互抵触，形成整体合力。要弄清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使眼前和长远相统筹、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使各项改革举措在价值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汇聚改革的强大正能量。
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地位和作用需要更高的能力和水平[16]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项改革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对于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具有领导、谋划、推动、落实的能力和水平，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统筹谋划，顶层设计，科学实施，正确、准确、有序、协调推进改革，切实做到以下四个有机结合。
——坚持党委领导与顺应民意相结合。各级党委要把促进改革举措落地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强化一把手责任，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按照中央部署制定贯彻落实的规划和计划，研究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和改革举措，强化监督检查，确保落实到位。要坚持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主体地位，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决策和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征求采纳群众意见，努力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体制问题，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支持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最大限度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
——坚持统筹全局与兼顾各方相结合。“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站在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从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出发，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把握好当前和长远、局部与全局、个人与集体等利益关系，努力兼顾改革相关各方合理利益，实现改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
——坚持分清轻重与排序缓急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好重大改革次序，优先推进基础性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各个领域改革任务轻重缓急程度各异。这要求按照各个领域改革的轻重难易制定任务书，按照紧迫程度制定时间表，按照轻重缓急排列次序，有条不紊、稳扎稳打推进各个领域改革。
——坚持循序渐进与大胆推进相结合。全面深化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工作，既要敢于突破，又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打稳扎推进。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出台各个领域改革方案和改革举措，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作出社会风险评估和可行性论证，查找突出问题和现实困难，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和群众的所想所盼，切实做到科学决策和充分准备。对认识还不深入又必须推进的改革，要大胆探索，试点先行，找出规律，凝聚共识，为全面推开积累经验、创造条件。改革举措一旦出台，就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义无反顾，大胆推进，坚决落地。为此，要营造支持改革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导向，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参与支持，凝聚全社会同心协力推动的强大改革动力。
改革是顶层设计和摸石头过河的统一[17]
中国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
顶层设计这个说法是在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提出以后，也有人会议论说，是不是提出了顶层设计，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呢？其实不是。
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成就已经证明中国式的、渐进式的改革是成功的。它成功在哪儿？我们改革可能从各个局部都推进了。但是，它的核心在于我们不把某一种特定的模式作为预先的目标。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都采纳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们没有接受这个东西，判断改革可行的标志就是三个“有利于”，因此按照这个道理，可以选择不同的推进方式，最后取得成功。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因此改革也有了新的特点，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两者的统一。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这是说我们的改革已经从所谓的帕累托改进进入卡尔托改进。什么叫帕累托改进？早期的改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会给一个特定的群体，比如给农民或者农民工或者一个特定群体带来直接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不损害其他的群体。而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机会越来越少，当改革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的时候，可能一部分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会形成损失。因此，会产生改革的激励不融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卡尔托改进。卡尔托改进的核心是，如果改革总的收益是正的，是有总收益的，是有改革红利的，可以把一部分改革红利拿来补偿那些在改革中付出成本的群体，使得改革变成大家都有相同的激励、可以容易推进的方式。
例如，最初很多人不知道新型城镇化是什么含义，地方政府跃跃欲试，以为是大规模投资建设的机会。当他们做这样想象的时候，中央政府又告诉他们，新型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核心，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核心。
这时候地方政府明白这个意思了，但是，他们马上就想到，要为农民工的市民化付出成本。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就会算账，有人说解决一个农民工变成市民的成本，要十万块钱，有的说二十万，还有的说三十万。因此，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你付了成本，但是改革的好处你能不能得到？这就有了分歧。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算一算，户籍制度改革到底有什么样的红利给我们？第一，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更加稳定地进入城市并留下来，因此提高了劳动力供给，可以解决现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第二，继续拉动农民工从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力高的非农产业中，可以提高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带来生产率的提高。第三，农民工有了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社会保障，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正常消费，平衡我们的需求结构，更有利于我们转向内需和消费需求的宏观经济格局。
因此，这项改革可以一石三鸟，立竿见影，带来人口红利，我们的测算是，可以给中国GDP增速带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直接提升，因此改革红利是巨大的。但是每一个群体所得到的份额可能不一致。因此，顶层设计需要把这种改革红利预先支付给那些付出成本的单位，同时也和他们分担改革的成本，这样就使改革容易推进。这就是所谓的卡尔托改进。
此外，重大改革要做到“于法有据”，早期的改革，那时候法律体系还不健全，但是到了2010年、2011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任务。这个时候，第一，建设法治国家，改革要遵守法律，第二，改革目标仍然会有和现行法律不一致的地方，需要通过试点来看一看这项改革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行得通，是不是可以推广。对此，我们叫“立、改、废、释”，立法修改现行法律的一些规定，废除一些不再适用的法律，重新解释法律的规定。
创造性的破坏中国的改革红利从哪来
再看看中国改革的红利在什么地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在哪儿？红利在哪儿？总的来说，我把它概括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核心就是说，在很长时间的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最有生产力的这部分，是不断增长的，而人口的抚养比，负担逐渐下降。这有利于劳动力的供给，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提高生产率，而且最重要的一条是，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有充足的劳动力和资本相配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劳动人口到达顶峰，从那时候开始负增长，19到59岁的人口这几年都是负增长，每年会减少几百万。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了，因此劳动力短缺了，人力资本不足了，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利润率在下降，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了。
我们测算的结果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明显地降下来了。从1995—2010年的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只有7.6%。那么，到“十三五”，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可能会降到6.2%。如果认识到这一点，能够找出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方法，从而使未来的实际增长速度更快一些，通过改革得到的增长率的百分点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
同时，因为潜在增长率降了，所以我们要有新的平常心，可以接受慢一些的速度。即使接受慢一些的速度，我们也做了预测，按照现在预测到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计算，其实只要加上应该获得的改革红利，未来2020年在2010年的基础上，按照不变价，国民生产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渐进中必须要有更大突破[18]
渐进中要有突破
实际上，我国30多年以渐进性为总体特征的改革，并没有拒绝突进、阻挡突破，而是由一系列突进、不间断突破贯穿其中的。比如：作为改革启动标志的安徽省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就是针对农村长期大锅饭集体经济的一次突进；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就是相对于长期探索的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的一次突破。其他还有开放特区和实施沿海对外开放、推进股份制改革、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在财税金融、外贸投资、文化教育、社会管理、生态环保、权力制约、决策机制等众多方面大大小小的突进与突破。
可以说，改革进程如同一条河流，河床河道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直通无碍的，河水必然要在克服阻碍、荡涤淤积过程中奔腾向前，必然要形成一些激流、荡起层层浪花。河水不断流淌的“渐进性”，是以激流、浪花形成的“突进”与“突破”为条件的。“渐进性”构成整条河流，而激流、浪花则凸显其生机和活力。
如果说此前我国30多年的改革是渐进中有突破、渐进中存在着突破、渐进中包含着突破，那么我国当下以至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则是渐进中必须有突破、渐进中需要更多突破、渐进中应当有更大突破。这是改革所需，亦是现实要求。
一是因为改革任务加重。我国改革已进入到全面深化阶段，不只是领域广阔（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而且要触及深层矛盾。经过前30多年的改革，好改的都改了，能改的都改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任务极为繁重。
二是因为改革难度加大。难度大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轻则无功而返，重则前功尽弃。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在累积，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较大的改革，正所谓进入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人们对改革效应的预期普遍提高，对改革成果分享的要求明显增强，改革形势亦空前复杂。
三是因为改革时间紧迫。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改革提出的时间表，是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与1992年邓小平预测再有30年时间我们形成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在时间指向上是一致的。现在距离这个时间的年份，只能以个位数计算了，可谓时不我待、紧迫逼人。
四是因为改革成败意义更加突显。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改革成败得失的重大意义，愈来愈显著。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前行不能停顿的现实要求，使我们今天面对的严峻形势如同改革之初类同，我们不仅没有了选择余地，而且也已经没有了可等待的时间，只能是义无反顾，必须要大刀阔斧。
这意味着，我们在渐进性改革的道路上，当下和今后必须更多地思考和关注如何突进、如何突破问题。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改革的不可逆和加速度，改革的广度拓展和深度推进，都需要我们必须有更多的突进与突破，需要下更大的气力去实现更大力度的突进与突破。
突破和渐进相促进
当下和今后改革所需要的突进与突破，既包括思想观念上的，也包括体制机制上的，更需要实践行动上的。在这所有方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动作为，积极奋发，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推进和成就，并朝向更大更多更广的突进与突破去努力。
思想观念上的突进与突破，集中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体现在由此带来的亿万人民群众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共识和积极响应中。思想观念是体制机制、实践行动的先导和基础。唯有思想观念在怎么样、哪些方面、如何实现突进与突破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一致、达到统一，我们才能够迈出切实有效、坚定有力的改革步伐。在这方面，我们仍需努力，许多方面远未到位。
体制机制上的突进与突破，体现在我们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诸多规定规范中，体现在从国务院到各级人民政府一系列文件条例法规的“废改立”中。制度体系的系统完备，是改革的标志性成果，是改革突破的直接体现。在这方面，我们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还需要积极探索，不断创新。
实践行动上的突进与突破，集中体现在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中，集中体现在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力度和重大成果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中，也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与实践创新中。特别是我们党以雷霆之势、万钧之力，以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施予威慑与惩治，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间断地制度化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突进与突破。当然，这方面的突进与突破远未结束，必将带动各领域全方位改革的持久推进和深化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这里面，都蕴含着改革要加大力度、改革要统筹推进、改革要力求突破、改革要着力治本的明确任务。为此，我们要走渐进式改革道路，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但绝不能以渐进式改革为托词而拖延时间，贻误实现突进与突破的佳时良机。也就是说，当下以至今后的改革不能只是着眼枝节、小打小闹，不能只是零敲碎打、碎片修补，而必须咬紧牙关、强力推进，像邓小平强调的那样“杀出一条血路来”，必须坚定不移、勇往直前，如习近平要求的那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服从服务大局做改革的促进派[19]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温情相待，而是“啃硬骨头、涉险滩、动奶酪”的利益调整。具有怎样的大局观，决定着我们能走多远、登多高、抵达何处。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是我们当前亟须凝聚的大局共识。
1+1等于几？在现实工作中，既可能凝心聚力让“1+1>2”，也可能九龙治水使“1+1<2”。寥寥几句，掷地有声。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温情相待，而是“啃硬骨头、涉险滩、动奶酪”的利益调整。打破固化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进行适时的、合理的利益调整，是今日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夸张地说，任何回避利益调整的改革，都是伪改革、假改革，都不可能收到预想成效。尤其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都已完成，困难的、逆水行舟的改革任务艰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挑战必将像一筐螃蟹似的，抓起一个又牵起另一个，利益调整的难度也势必随之增大。
要想在曲折的改革进程中迎来柳暗花明的豁然开朗，必须高处站位、放宽视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具有怎样的大局观，决定着我们能走多远、登多高、抵达何处。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正确的大局观更应是基本素质。道理并不难懂，但在不少人那里，却抽象空洞、说易行难。结合实践，总书记深入浅出地将其具化为“三个有利”：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以此为驱动力，沉疴顽疾即便刮骨疗毒也必须祛除，星星之火即便呕心沥血也应当呵护；以此为参照系，哪些领域的改革应当齐头并进，哪些阶段的改革应当重点用力，一目了然。
长期以来，大局意识在很多领导干部那里常常讲得多、做得少；听得多、领悟得少。有人觉得，总揽大局是上级的事，地方基层何苦操这份心。有人认为，我管的条条块块也很重要，我这也是大局。凡此种种，都是没用好辩证法的表现。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离开了整体，部分也就不能成其为部分。闭门造车，规划怎能契合实际？坐井观天，工作怎能做到点上？惟有跳出一地一时、一部门一行业的限制，把问题放到更大的格局中去分析，以全局眼光透视改革方位，才能真正明白自己在改革链条中的功能定位，才能真正理解“最难走的路是上坡路”，也才能在爬坡过坎中信心十足、脚步坚定。而这，正是我们当前亟须凝聚的大局共识。
在改革的复杂系统中，人始终是独具决定性的变量，领导干部应该做改革促进派。何为“改革促进派”？通俗地讲，就是要以大局观为指导，把维护顶层设计的自觉性和落实基层工作的能动性结合起来。何事当兴何事当废，何事应急何事应缓，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略中思考，拿出担当和魄力，该推进的迅速推进，该放手的果断放手，用实际行动做改革的促进派。
西谚说，“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这启示我们，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怎么想决定怎么做。改革推进到哪一步，思想政治工作就要跟进到哪一步。有了统一的精神，有了共同的理想，全党全国同心同德，何愁汇集不起攻坚克难的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好比推演一道复杂的攻坚方程式，厘清各项前提条件，设定好最终目标，才能在苦思冥想后茅塞顿开。争做改革促进派，关键是要做个“行动派”，在行动中把握发展机遇，在行动中破解改革难题，将改革目标转化为实际举措、实际行动、实际成果。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举，也是赢得时代新荣光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