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啁！能让人生活上千百次，那多美妙！”
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生于科隆附近的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最初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后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童年，一开始，人生对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发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做神童一般炫耀。4岁时，他就被整天钉在键琴前面，或与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不至于永远讨厌这门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11岁，他加入戏院乐队；13岁，他当大风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热爱的母亲。
她是得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17岁，他做了一家之主，担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怕他浪费，把养老金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此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
1792年11月，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维也纳去。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起，虽然奥地利与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然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来，他拥护共和的情绪愈益坚定。
1796年，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25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后便永远不再退去了。1796年至1800年间，耳聋已开始了它的酷刑。耳朵日益作响，他内脏也受到剧烈的痛楚折磨。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家人，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疾不致被入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1801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该勒医生和阿芒达牧师。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作品里有所表现。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又加上了另外一种痛苦。韦该勒医生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抱着神圣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他和密友兴特勒确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地倾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后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可以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探寻到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那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01年时，他热恋的对象是琪丽哀太·琪都尔第，为她题赠那著名的作品第27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1802）而知名于世的。可是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疾，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琪丽哀太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1803年11月，她嫁了伽仑堡伯爵。
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有这一次，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他差不多要结束生命了，靠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这一念头止住。
他的倔强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点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休息。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能让人生活上千百次，那多美妙！”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挡的力量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
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1806年5月，他和丹兰士·德·勃仑施维克订了婚。她很早就爱上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初期，和她哥哥法朗梭阿伯爵为友，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上他的。1806年，他们在匈牙利的玛东伐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才相爱起来。
这一年贝多芬创作了《第四交响曲》。有人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同样，源于爱情的滋润，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影响。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讨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他耳聋。在勒曼替他画的像上，人们也可看到一种浪漫谛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已经博得人们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与温柔的情调之下，人们仍能感到那股可怕的力量、任性的脾气、突然的愤怒。
但是，一种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地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丧失反抗，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憎恨人类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
——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丹兰士·德·勃仑施维克还爱着贝多芬。
1810年，他重又变得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此时贝多芬40多岁）。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丝毫都不顾忌。他重又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
1814年是贝多芬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人们把他看做是欧洲的光荣的象征。他在庆祝会上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
然而，在这段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他最悲惨的时期。像他那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轻佻浮华的城市里是不得人心的。1808年，他离开奥地利，到威斯特发里亚王奚洛姆·波拿巴的宫廷里去。1809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尔夫太子、洛勃高维兹亲王、凯斯基亲王，答应送他4000弗洛冷（奥地利货名，每单位约合一先令半）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地利。
但是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了。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风气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转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口味被意大利败坏了，时尚所趋的是罗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贝多芬的朋友与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失和。从此他更孤独了。在1816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这时，他的耳朵完全聋了。从1815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交往。最早的谈话手册是1816年的。关于1822年费德里奥预奏会的经过，有兴特勒的一段惨痛记述可寻。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第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然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紊乱了。经常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儿，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于是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下，无疑是干不下去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罢，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忽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交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进去后，他一动不动地倒在床上，双手捧着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后，当我想告别时，他挽留我，表示不愿意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时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11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
两年以后，1824年5月7日，他指挥《合唱交响曲》时，完全听不见全场一致的喝彩声。但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让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
他被金钱的烦恼弄得疲惫不堪。1818年，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困窘的神气。”他又说：“作品第106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当时的德国提琴家兼作曲家斯普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因为没有一双像样的靴子，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钱。《D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7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把贝多芬煎熬殆尽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他的兄弟卡尔于1815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把自己心中的全部热情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他和他的弟媳争夺他的小卡尔，然而，侄儿却辜负了他的愿望。
贝多芬本想让他接受高等教育，然而，替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以后，又不得不答应他去习商。但卡尔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务。
这是一种可悲的怪现象，伯父精神的伟大，对侄儿非但无益，反而有害。这使他恼怒，使他反抗，如卡尔自己所说的：“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下流。”这种可怕的说法，活活显出这个浪子的灵魂。他甚至在1826年时在自己头上打了一枪。然而他并没有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之送命。他为这事所受的难堪，永远无法摆脱。卡尔痊愈了，他自始至终使伯父受苦。伯父的死与他有很大关系，贝多芬临终时，他竟然没有在场。——几年以前，贝多芬在写给侄的信中说：“上帝从没遗弃我。将来终究会有人来替我合上眼睛。”
在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D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欢迎。在这样一个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兴特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
可是音乐会不曾给他挣到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
但他达到了终身向往的目标。他已抓住欢乐。但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还得不时坠入往昔的怆痛里。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标记。
史比勒医生于1826年看见他，说他气色变得欢乐，精神也更旺盛了。
在最后几年中贝多芬所写的音乐，虽然环境恶劣，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他逝世以前4个月，在1826年11月完成的作品第130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结束是非常轻快的。这种欢乐并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种，时而是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痛苦以后的动人的微笑。
然而死亡终于来临了。1826年11月终，他得着肋膜炎性的感冒，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来，在维也纳病到了。朋友都在远方。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使命，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得很拙劣。3个月内，他那运动家般的体格与病魔搏斗着。1827年1月3日，他把最疼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继承人。写信给韦该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要不是几个豪侠的美国朋友，贫穷的苦难几乎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1827年2月17日，他躺在弥留的病床上，经过了3次手术以后，等待着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间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
1827年3月26日，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