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荣的喜剧》完稿于一九三三年，德国当时发生的事件在上面打上了印记。希特勒一月底上台，打这以后，发生的每一件事仿佛都阴森恐怖、莫测高深。一切都令人伤心，就仿佛自己置身其中，仿佛自己在每一幕的事发现场。没有一件事是事先预料到的。与发生在现实中的事件相比，一切解释、利弊权衡，甚至大胆的预言，都显得是无稽之谈。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全新的、出乎人们意料的。作为其驱动力的思想微不足道，产生的作用却令人难以置信。无论怎么想不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必将导致战争，并且不会是一场自惭形秽、没有信心的战争，而是以骄傲、贪婪面目出现的战争，犹如《圣经》里的亚述人战争。
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但仍希望这是可以阻止的。可是，对于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东西，又怎样能阻止得了呢？
自一九二五年起，我就致力于研究群体，弄清楚群体是什么。从一九三一年开始，我又开始关注权力是怎样从群体中产生的。这些年里，几乎没有一天我的脑子不在考虑群体这一现象。我不想走捷径，只研究其中的一两个方面而忽略其余。因此，我的研究进展缓慢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在追踪一些与之相关的东西，例如群体与火之间的关系，或者群体壮大的趋势——这是群体与火共有的一个特点——我的研究愈是深入，心里就愈是清楚，完成这项任务将占用我人生最好的时光。
我有足够的耐心，但事件的发生却是不等人的。一九三三年的发展速度加剧，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而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与之相抗衡的理论，内心迫切想把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表现出来。
此前一两年，我就开始琢磨禁止使用镜子的事，虽然它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没有关联。每当我走进理发店，让人给我理发的时候，总是看到对面镜子里的自己，就让我讨厌。总是面对自己，让我感到受到强制和束缚。因此，我的目光总是东瞧瞧西望望，看周围坐着的人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们审视自己，研究自己。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的面容，他们有时还做鬼脸，并且乐此不疲，仿佛看不够自己似的。最让我惊讶的是：我一直在观察他们，对此他们竟然一无所知。他们是那么投入地研究自己。这些男人有老有少，有的有地位，有的没地位。虽然他们的区别很大，但令人几乎无法相信的是，他们的行为却那样地一致：每一个人都入神地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
特别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关注自己时的那种专注与不厌其烦。一次，我观察的对象是两个稀奇古怪的人。这时我就暗想：如果突然禁止人们这样做，那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不让人看自己的镜像，难道有比这样的禁止更为难以忍受的吗？如果揪住这样的虚荣不放，将会导入怎样的歧途呢？想象这样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是一件有趣的事。当然，这还只是想象。当德国发生焚书事件时，人们看到了突然会发布和实施怎样的禁令，这些禁令又是怎样坚定不移地被用来制造群体的热情。这时的我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恍然大悟。我开始认真对待禁止看镜子的游戏。
我把以前阅读的关于群体的东西全部忘掉，同时也把从中悟出的少量知识忘掉。我把这一切都抛到一边，一切从头开始，仿佛第一次接触这类一般性的事件，并构思出了巨大的诱惑，《虚荣的喜剧》的第一部分。里面出现的人物接近三十人，说话方式各异的维也纳人占据了整个场面，让人感到仿佛置身于乌尔斯特普拉特区[50]。它其实就是人们还没有见识过的乌尔斯特普拉特区，控制这里的是熊熊大火。随着台上剧情的发展，台上表演的人为大火鼓风添柴，火势变得越来越大。特地搭起来的镜子铺中，镜子被球砸碎，发出的崩裂声被用作声音上的伴奏。人们将自家的镜子和照片搬来，一个用于砸碎，一个用于焚烧。为了让群体开心，一个人高呼口号。人们从他的演说中听到最多、听得最清楚的一个词就是：“我们！”这些场景的安排呈螺旋上升的趋势。最先的场景比较长，里面出现的人物和事件相互印证。后面的场景越来越短，上演的一切与大火之间的关联变得越来越紧密，直到一个人跳进火海，变成一团火。
那几周的全身心投入，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我内心激情荡漾，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变成一团火的人物。我抗拒敦促我继续下去的剧烈的内心波动，克制自己，不说那些不精确的词语。嘴被封住的感觉刻骨铭心。还没有完全在头脑中抹去的群体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双耳听到的是群体的声音。同老仆人弗兰策尔·纳达一样，我被镜子压垮了；同他的妹妹弗兰奇那样，为了失去的兄弟而遭到逮捕、关押；我扮作高呼口号的冯德拉克，用鞭子驱赶群体；我扮作爱米莉·康德[51]，冷酷而虚伪地呼唤我那没有心肝的孩子。我自己成了最可憎的人物形象，在我热爱的那些被践踏的人中为自己寻找辩解。
这些人物形象我一个都没有忘记，他们中的每一个都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对他们的印象，比我对当时所认识的那些人要清晰。童年起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切大火，都融入这焚烧照片的大火之中。
动身去斯特拉斯堡的时候，创作冲动并未平息下来。旅行期间，我仍沉浸在第一部分之中。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该市逗留的几周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这出喜剧一点也没有淡出我的脑海。我做过的事，没有哪件能像这件事这样，在我头脑中深深扎根。会议过后的九月，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并在那儿重新拾起我在维也纳撂下的工作。我将第一部分写完，并且陶醉其中。我自认为成功地做到了一些创新，那就是戏剧性地表现了群体，表现了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发展壮大、他们的爆发。在巴黎，我还完成了第二部分的许多场景。我很清楚下面该写什么，甚至第三部分我都想好了。
我并没有垂头丧气地返回维也纳。安娜的拒绝虽然伤害了我，但并没有扰乱我的心智。换在另一个阶段，我也许会茫然不知所措的。有这出喜剧的保护，我感到很自信。我甚至打电话给安娜，对她说我要去她的创作室看她，就像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故作镇静，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在电话中——这令她很满意，她就是这样的人。我只字未提我们之间发生的事，让她松了一口气。她讨厌一切令人尴尬的场面，讨厌指责、愤恨和抱怨。自由是她最强烈的冲动，依据自由原则处理事情，令她感到很满足。我向她提起我离开维也纳之前与她谈过的这出喜剧，虽然戏剧在她看来无足轻重，但她还是说了几句中听的话。我也没有指望她真的对此感兴趣。认识我以后，她就想介绍我与她的小老师弗里茨·沃特鲁巴认识。她说，我去斯特拉斯堡之前他人不在维也纳，现在他回来了。她准备让他在我来这里的那天过来。我们可以在她的创作室共进午餐。
她的这个主意很不错，这是她拒绝我之后第一次让我去看她。我走在穿过花园的路上，脚下鹅卵石发出的“嚓嚓”声比印象中的响了很多。眼前就是被她当工作室用的暖房，安娜穿的还是那身蓝色的工作服，站在屋中间的那尊雕像边上。她的手里没有拿着泥，双臂垂着，目光对着一个年轻人。这人正跪在这尊雕像的前面，双手在雕像的下端拿捏。我迈入工作室时，安娜通报了我的姓名。他的后背朝着我，没有站起来。他的手没有离开泥巴，继续在上面揉捏。他仰起头来看我，问道：“在工作前面您也匍匐在地？”他的声音低沉、圆润。这是他开的一个玩笑。因为不能立即站起来跟我握手，他才这么说，以此表示歉意。然而，就连他开的这个玩笑，也具有分量和意义。用一个“也”字，他就表达了对我的欢迎，我的工作和他的工作由此具有了同等的地位。用一个“匍匐”，他表达了自己的期待，期待我像他那样，对待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交谈，我就只记得他走上来说的那句话，但后来他坐在我对面吃猪排的情形，我却能清晰地回忆起来。安娜让人给我们把饭菜端过来，自己则不跟我们一道吃。她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在工作室里走走，或者走到离我们吃饭的桌子很近的地方，听我们在谈什么。她有些心不在焉，吃饭对她来说一点不重要，她可以工作一整天而想不到要吃饭。这次她是出于对我的照顾，她想为我做点什么，当然也是为沃特鲁巴着想。与坚硬石头打交道的他意志坚强，不屈不挠，令她敬佩，所以她要提携他，并成为他的第一个学生。她想通过安排这次会面来促成某事，所以第一次见面她就让我们自己去谈，她不参与其中，以免我们因她在而不专心谈我们的。做这类事她很会把握分寸，因为如果她完全走开，我们会觉得自己是被安排到角落里吃饭的佣人；而她在工作室里东摸摸、西看看，时不时到我们这来看一下，站在边上听我们谈话，就仿佛是伺候我们的侍者。但她每次都只待一会儿，以免我们因她在边上而受干扰。几个月前，对于这种第一次见面或者再次见面所谈的内容，她会一字不漏地去听。那时她决定诚心待我，并且也确实这么做了。而现在，她因为做出了相反的决定，所以就让我们随便谈我们的，自己则得体地待在一边。
开始吃饭以后，我俩之间的交谈就大受影响。沃特鲁巴的一双手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手指比一般人的要长，上面的筋络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双手健壮有力，外形却又无比细腻，给人的印象非常奇特，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因此，我出神地注视着这双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手。虽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记住了他的声音，但他的声音此时却离我而去。相对于这双手而言，那声音显得那样不足为奇。也许是因为这我才忘记了说话。他把猪排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大小很规则，简直是小正方体，然后准确而快速地把它们送进嘴里，给人的印象更多是干净利落，而不是馋巴巴的样子。切割猪排看上去要比吃下去重要得多。让叉子停在半空中，开口说话或者抿着嘴不动，因为另一个人在说话，在他那儿是不可能的事。切成方块的猪排无情地消失，一块接一块，速度惊人。
猪排煎得很老，吃在嘴里木渣渣的。我想把煎得很老的地方去掉，结果发现，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多，因此就在猪排上切来割去，盘子上摆满了我去掉的部分。我一会儿把猪排翻过来，一会儿掉一个方向，在上面切来割去，毫无胃口。对于摆在面前的食物我毫无胃口，这与他全神贯注于盘中的食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吃饭的速度稍稍放慢了一点，看着我盘子上乱糟糟的一团，仿佛给我们端上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者我们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我们刚才的谈话因他一丝不苟地吃饭而中断，现在则具有了另一个性质：他瞠目结舌。
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人这么不爱惜肉，对此他感到惊讶，于是他问，我是否准备把这些东西都剩下。我说肉给煎得太老了，但这些话丝毫没有打动他。无论肉是否味同嚼蜡，只要形状是方方正正的，他就会把它们都吃下去。形状规整的东西，是无可挑剔的。他讨厌看到别人在肉上戳来戳去的。第一次见面我给他留下的是散漫的印象。一回到家里，他就把他对我的印象说给了太太听。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在沃特鲁巴成为我的知心朋友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很快就视对方为自己的孪生兄弟，我认为自己是诗人的感觉达到了顶峰。除了在卡尔·克劳斯身上发现的令我赞赏的攻击性之外，我又发现了雕塑家的攻击性，他每日的工作就是敲凿坚硬的石头。沃特鲁巴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豪放的人。无论我们是一起谈论什么或者一起做什么，都充满戏剧性。对于那些怕吃苦、倾向于妥协让步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我们都非常蔑视。我们两人如同一个整体，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中横冲直撞。沃特鲁巴走路的样子，真的是横冲直撞。他冲到一个地方，问一声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买下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别人还没有搞清楚他是否满意的时候，他人就不见了。大家都知道他走路的样子，有些人感到害怕，我则非常欣赏。
在沃特鲁巴的创作室，我感觉与他最亲密无间。维也纳区将有轨电车高架桥下的两个桥拱拨给他做创作室，他在其中的一个桥拱内——遇上天好的时候就在洞前——雕凿石头。我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他正在雕塑一个俯卧的女性。他用力地敲凿，他看重的是石头的硬度，这一点能明显感到。他忽地从雕像的一个位置跳到很远的另一个位置上，重新用力敲凿。他的工作主要靠双手，手对于他至关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还是能感到他沉浸在石头之中。我觉得他像一头黑色的豹子，一头石制的黑豹。他在石头上厮杀，融入石头之中。根本无法预知他下一步要跳到什么部位去。正是他的这种跳跃让人联想到豹子，所不同的是，他不是从某个远处跳过来，而是从雕塑的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上。他对每个部位都用心专注。他用于雕凿的力量，仿佛是他结束跳跃时的惯性。
当时，就是第一次看他工作的那次——他在为女歌唱演员瑟尔玛·库尔茨雕塑一尊放在墓前的女性人像，他从石头上面跳下来，也许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不由得联想到从树上扑向猎物的豹子。我想象着他在吞噬自己的猎物——当然，吞噬的对象是面前的花岗岩。这是怎样的一种吞噬呢？即使他沉着坚定，但每时每刻你都会注意到，他在与什么样的东西进行搏击。我观察了他很长时间。中间没见他笑过一次。他知道我在注视他，但并没有因此而洋洋自得。在面前的石头上雕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我明白，他在表现真实的自我。他个性刚强，因此为自己挑选了最艰巨的一份工作。坚硬和艰巨对他来说合二为一。如果他突然从石头旁边跳开，你会觉得他仿佛在等着石头向他反扑过来，而他自己则准备迎上去。他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场谋杀。很久之后我才认识到，他不得不谋杀。这不是那种遮遮掩掩、只留下蛛丝马迹的谋杀，而是长时间进行、直至其成为丰碑的谋杀。一般情况下，他总是一个人埋头干活，有时也需要有别人在场。不过，他并不因此而一反常态，而是保持自我本色；他不是演员，而是作案人。他想要有一个能理解他的人，知道他对待工作的态度是多么严肃。即使艺术一再被称为游戏，但他所从事的艺术肯定不是。他的行动可以使城市和世界人口济济。去他那里时，我的观点与一般常人的并无不同，认为他工作的目的就是让石头持续存在，让自己用石头做出的任何东西都不瓦解、消失。但是，当我目睹了他的创作过程，看着他工作时的不可思议的行为，我明白了，雕塑最看重的是石头的硬度，而非其他任何东西。他必须与之周旋。他需要石头，如同他人需要面包，但他要的石头必须是最坚硬的，他展示的是石头的硬度。
从第一眼开始，我对待沃特鲁巴的态度就是认真严肃的，大多数时候他也是严肃的。对他来说，词语总是具有意思。他只在想要什么的时候才说话，而他一旦开口说话，便会一吐为快。或者他把闹心的事说给我听，此时他是不会拐弯抹角地说的——是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做的人是多么少！——一定是我对含混表达的痛恨促使我找寻类似的表达。人们颠来倒去地说话，目的就是马上收回刚才所说的东西。词义是不确定的、流动的、松散的。虽然词语的余音尚存，却多棱镜般折射出熠熠生辉的色彩，它们自己尚未想要的时候，就已经超前行进了一步；人们让它们保持谦卑，它们俯首帖耳的举动——这种种的对词语的蹂躏，让我厌恶至极，因为我认真对待词语，甚至认真到反对为了游戏的目的而扭曲词语的地步。我要让它们完好无损，保持自己的力量。我承认，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使用词语的权利，只要不违背心愿、不以游戏的方式对待词语，歪曲它的外形，只要词语同说话者的个性相吻合，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那么，对词语进行变形是可以的——我尊重这种扭曲方式，并让其保持原样，不敢对其轻举妄动。我最讨厌的是对其进行解释。我迷恋词语的严肃性，每一种语言都具有这种严肃性，由此使得每一种语言都不可侵犯。
沃特鲁巴的话语就具有这种可怕的严肃性。我遇见他的时候，是在我与另一个朋友——F.，与沃特鲁巴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相识约半年以后。在F.那里，词语不具有不可侵犯的意义，它们一再地被颠来倒去，并且服务于诱惑的目的。它们的意思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又是另一个样子，几个小时之内都能发生变化，而这些词语涉及的又都是信念这类顽固的东西。我亲历了F.怎样将我说的话拿过去，将之变成他的话，而且让它们变得面目全非，甚至连我都辨认不出那是我自己说的话。于是，他会时不时用我说的话来反驳我。更令人诧异的是，他用我的话来驳斥他自己的观点。每当他使用了此前一天从我那里听来的某句话，并令我大吃一惊的时候，他就会开心地对我笑笑，让我为他击掌叫好。也许他真的认为这么做令人感到吃惊。他并不是很仔细，因此，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以后总会有些走调。我的观点以这种方式出现，令我生气。于是我就对其进行反驳，并坚信，我们这是在相互攻击对方的观点，实际却是一个观点同其扭曲了的形式进行抗辩。让他大出风头的不是别的，而是对词语随心所欲的歪曲。
沃特鲁巴却清楚自己说了什么，并且一直记在心里。别人说过什么，他也不会忘记。仿佛是两个厮打在一起的身体。两个身体总是在那里，不消失，并保持不被穿透。如果我说，只有要在与之进行热烈交谈的时候，我才能领悟到石头是什么，听上去会有些不可思议吧。我不指望在他那里寻找到对别人的怜悯，在他身上，善良会显得可笑。他只为两件事活着，而且就为这两件事：石头的威力和词语的威力。无论如何都是威力，但二者的连接是那样地不同寻常，使得人们无法非议它们，犹如人们无法非议暴风雨这种自然威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