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舍尔辛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我参加由他召集的斯特拉斯堡现代音乐工作会，我不清楚。我出席会议根本不会为之增光添彩，一天两次的活动都安排在音乐学院。世界各地的音乐人云集于此，有几个人下榻在饭店，但大多数人被斯特拉斯堡的市民邀请到自己家里住。
我住的是哈姆教授家，他是著名的妇科医生。他的住宅位于老城区内的萨尔茨曼巷，离托马斯教堂不远。他虽是个大忙人，却亲自到音乐学院办公室来接我。我住他家，是由音乐学院安排的。他领着我徒步去萨尔茨曼巷，路上他就把老城的一些特别之处说给我听了。当我们站在一所富丽堂皇的房子前面时，我吃了一惊。我能感受到近处总教堂[31]的气息——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住的地方离我想去的地方是这么近。我之所以接受邀请，来到斯特拉斯堡，主要就是冲着这座大教堂的。我们走进前厅，因为巷子窄，我预想里面的房间会比较小。然而，这个前厅比预想的要大得多。哈姆教授领着我从宽宽的楼梯走上二楼。他打开客房的门：房间很大，给人很舒适的感觉。房间的布置依照的是十八世纪的风格。我不配住这样一个房间，这一感觉在我跨进房间之前就已袭上我的心头，它是如此强烈，使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哈姆教授很开朗，性格很像法国人。他期待的是我发出欢呼声，因为有谁不想住在这样一间漂亮的客房里呢？他感到有必要向我解释，我身处的是什么样的地方。他指给我看大教堂的塔楼，仿佛它就近在眼前。然后他说：“这所房子十八世纪的时候是一家客栈，当时叫‘卢浮宫客栈’。一年冬天，赫尔德[32]在这里住过。当时他身体正有恙，不能外出，于是歌德就每天到这里来看他。我们不能肯定，这是不是真的，但习惯上大家都这么说，说赫尔德在这里住过。”
听他说歌德和赫尔德在这间房间谈过话，我怦然心动。
“真的就在这里？”
“最起码是在这所房子里。”
我吃惊地朝房间里的那张床看了一眼。我仍然站在窗子的前面，就是刚才房主指给我看总教堂的地方，我的目光几乎不敢回到房间中来。我眼睛盯着我们走进来的房门，仿佛在等待客人的到访。当然，我所了解到的还不是全部。如后面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哈姆教授脑子里想的并不完全是这所房子的传奇历史，更多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他快捷地走到床头柜前，从上面拿起一本小册子，一本老的袖珍年鉴（我觉得是那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然后递给我。
“送给客人的小礼物，”他说，“是一本诗歌年鉴，里面也收录了几首棱茨的诗。”
“里面有棱茨的诗？棱茨的诗里面也有？”
“有，都是首次发表的。我想，您可能会对此感兴趣。”
这他是从谁那里听来的？我偏爱这个年轻诗人，已经把他视为兄弟；我对他的了解，就像我对那些大文豪的了解一样，当然是以另一种方式，是将他作为受到不公待遇、被骗取声誉的人来对待的。今天棱茨仍然是一位先锋诗人，我对他的认识，是通过毕希纳的那部美轮美奂的散文体小说获得的。死亡让这个棱茨精神错乱，他不善于对付死亡。即使当前聚集在斯特拉斯堡的都是音乐领域的先锋派艺术家，棱茨在此也仍然有一席之地。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的偶像歌德，并因他而精神崩溃。六十年后，毕希纳，他的学生，也来到这里。多亏了他，毕希纳才以残篇的形式让德语戏剧达到至臻完善的境地。当时我了解的就这些，而它们却都在这里交汇了。可哈姆教授是怎么知道这一切对我举足轻重的呢？如果他读过我的《婚礼》，可能会被吓晕。那样的话，他可能会考虑考虑，是否让我踏进他的家门。他为自己的房子感到骄傲，但同时也拥有一个称职房东所具备的直觉。他对我的关怀照顾——也许——是后来的我才受之无愧的。他邀请我睡在赫尔德接待过歌德的房间里，世上有谁不想得到这样的荣幸？他还在那里给我放置了一本录有棱茨诗歌的年鉴。这让我深受感动。我还能做一些补救性的工作，那就是将本该归属于神圣之列、却又没有被真正置入其中的棱茨添加进去。有人把我的箱子送上了楼，我就此在这儿住下。
会议期间，白天发生的事不胜枚举。每天都举办两场音乐会，演奏的都是些不容易懂的音乐，还有报告（例如，阿洛伊斯·哈巴就他用四分之一微分音创作的音乐做了报告），与陌生人进行的交谈。其中的一些非常有意思，这类交谈中最令我感到满意的是，谈论的话题都围绕的是音乐而不是文学。公开讨论文学，那个时候就已经让我感到不能忍受了。此外，还被该城名流邀请去做客以及晚间音乐会结束后的聚会等等。我感到时间给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虽然我——与音乐人不同——啥事也不用做。但我是作为舍尔辛私人邀请的客人来的，因此，谁也不能质疑我的在场。没有一个人问我“您写了什么”，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也一点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江湖骗子，毕竟我写过《康德着火了》和《婚礼》。我意识到，我做的事与在场的作曲家所做的是一样的，是一些开创先河的事。虽然除了H.外，这里再没有第二个人读过这两部作品，但我一点也不介意。
深夜我才回那间房间，赫尔德在“卢浮宫客栈”时住的肯定就是这间房间。当然，这仅限于对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被受之有愧的感觉困扰。这种困扰夜复一夜，那是一种惊恐，一种亵渎神明的感觉，失眠就是对此的惩罚。但第二天我按时起床以后，并不感到疲倦，仍然乐意投入到会议的忙碌中去，一整天都不会去想夜晚我将面临的问题。能消除我内心因过去而产生的不安的，可以说，我是误陷其中，只有一样东西：总教堂。它是那么地吸引我，使得我每天都要抽出一点时间去面对它。
在此之前，我只来过一次斯特拉斯堡，那是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从巴黎返回维也纳的时候。我在阿尔萨斯作了短暂逗留，目的是参观那里的总教堂和科尔玛[33]的伊森海姆祭坛。我在斯特拉斯堡逗留的时间只有短暂的几个小时。我在那儿寻找总教堂。大约在黄昏时分，我走到了克莱默巷，总教堂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教堂西侧的红砖墙在夕阳下泛着红光，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此前我看到的所有这个教堂的图片都是黑白的。
六年后的今天，我又一次来到斯特拉斯堡，这次不是待上几小时——是几周，一个月。一切都很巧合或者看似巧合。H.在马不停蹄地寻找参会人员的时候，把我也给邀上了。我接受了邀请，从而违心地中断了我对安娜的热烈追求。这段情愫不久前才萌发，对此H.负有责任，因为是他让我试着给安娜送信的。我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不顾一切外在的困难。那时我已开始写《虚荣的喜剧》，还处在第一部分的创作中。能让我留在维也纳的，有两件事，两件举足轻重的事，一是我认识薇莎之后第一次爆发的热恋——在小说和《婚礼》完成之后，再就是我的第三部文学作品。德国发生的焚书事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为此我急不可耐地要完成这出“喜剧”。在我已经做出离开的决定，并因办护照遇到困难而拖延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同安娜的关系才开始变得不好。当我坐在不同的机构外等候办理护照的时候，这出喜剧变得越来越迫切。在法国领事馆等签证的时候，我写好了布罗扎姆[34]的布道辞。
如果今天我扪心自问，是什么促使我去斯特拉斯堡的——撇开舍尔辛征服每一个人的坚强意志不谈——那就是斯特拉斯堡这个名字本身，还有那次傍晚对总教堂的短暂一瞥，以及我所了解到的有关赫尔德、歌德和棱茨在斯特拉斯堡的情况。我觉得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在我心中没有哪样东西能像总教堂留给我的印象那样不可抗拒。当然，对于德语文学史上的狂飙突进运动，我怀着强烈的感情，而我对这短暂的文学阶段的想象，又都与斯特拉斯堡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这一文学时期所具有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对自由的狂热追求，这一自由现在却面临危险、受到威胁，而这些恰恰又是那让我放不下手来的剧本所要表达的内容。斯特拉斯堡，当时那场运动的发源地，现在仍然是自由的。难道是奇迹将我连同我的喜剧——这部喜剧虽然还只创作了一小部分，却是最震撼人心的一部分——一同吸引过来的？毕希纳不是也去过那里？我还是通过他才认识了棱茨的。难道毕希纳不是我这两年来的所有戏剧创作的源泉？
老城的面积不大，没费多少周折就走到总教堂的外面。虽然所走线路不是刻意所为，却是心里所想的。教堂门上的人物形象，那些先知，特别是那些愚蠢的贞女吸引了我。智慧的贞女并没有打动我，我觉得打动我的是愚蠢贞女的微笑。我爱上了其中我认为是最漂亮的一个。后来我在城里遇见了她，并把她带到她的塑像前。我是第一个向她指出这一点的人。她吃惊地看着石雕的自己，我这个外地人有幸在城里发现她，并使她相信，她早在出生以前就在这儿了，作为总教堂大门上微笑的愚蠢贞女，虽然她实际上一点也不愚蠢。诚如后来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是她的微笑打动了艺术家，于是就将她安放到大门左侧的七个人物当中。我在先知中还发现了该市的另一个市民，并且在逗留期间也遇到了他。他是研究阿尔萨斯历史的，是一个不怎么爽快的悲观者。他说话不多，写的东西就更少了。天晓得他是怎么会成为先知的。但他真的就在那上面。我虽然没有亲自将他领到教堂的大门前，但我还是对他和他的太太说了，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的雕像。他一如既往，表示怀疑，对于我的这个发现未置可否，而他太太人则比较机灵，对我的观点表示了赞同。
这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人、谣言和声音，然而，在此逗留的几周中，攀登总教堂是头等重要的事。我每天都要爬到教堂顶上去，没有哪天落下。我并不是优哉游哉，慢慢登上教堂上面的平台的，而是匆匆忙忙，一口气爬上去。因此到了上面，我总是气喘吁吁。如果有哪天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的话，那对于我来说就不能算是一天。我计算在此逗留的时间，是根据到达上面的次数进行的。因此，我在斯特拉斯堡逗留的时间，比年历上这个月的天数要多，因为有时我会在下午再次登上教堂顶，尽管要去听的东西很多。我羡慕住在高处的人，因为他具有优越的条件，用不着沿着长长的盘旋楼梯往上爬。我迷恋上了从教堂顶上俯瞰该城，看城市谜一般的屋顶。当然，还有我往上爬的过程中碰到的每一块石头。我看到福格森山脉[35]和黑森林紧挨在一起，心里当然很清楚，它们在这个年月里的区别。十五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仍然压在我的心头，我感到下一场战争距离我没有几年了。
我走进对面已完工的塔楼，站在离石碑几步之遥的地方。歌德、棱茨以及他们的朋友都在上面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我想象着，歌德是怎样在这上面等候棱茨的。棱茨在来这里之前写给卡洛琳·赫尔德的信中说：“今天就写到这儿了，歌德在我这儿，他在总教堂的塔楼上已经等我有半小时了。”
没有什么能像舍尔辛召集的会议那样与这个城市的精神相悖。我并不憎恶现代派，最起码不讨厌现代派艺术。我怎么可能讨厌它们呢。但是，每当一天中的最后一场活动结束时，当我在夜深人静时分坐在这个城市最高雅的“布罗格利酒馆”里，身边围坐着一帮我不认识的音乐人，他们中很少有人能点得起这里昂贵的饭菜，我就会看到H.吃他的那份鱼子酱。他总是点一份鱼子酱加面包片，而且是在座的人中唯一的一个。这时我就在想，这里有一座总教堂，他是否注意到了。他忙碌了一天，却不让别人看出他疲惫不堪。他吃着刚才点的鱼子酱，接着又点了第二份。他喜欢让人看着他吃鱼子酱。他，这里唯一吃鱼子酱的人，如果发现大家馋巴巴地看着他，就会点第三份，当然是给自己点的。对这个埋头苦干的男人来说，这是在强化补充营养。他的太太古斯特尔很少在这么晚的时候坐在他的边上，看他吃鱼子酱。这个时候她一般已经回旅馆了，在那里一边等他，一边替他处理各种文字方面的事务。他不能容忍身边有谁无所事事，每个人都要给派上用场，就像乐团里每个人都要演奏一件乐器一样。
因为他的工作强度超过每一个人，所以他认为让大家这么持续紧张地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妥。他在“布罗格利”一般要坐到深夜十二点，吃着鱼子酱，喝着香槟酒，而第二天早上六点，他就会让一个女歌手去他住的旅馆进行排练。没有哪个时间在他看来是太早，他总是在一天开始之际就见缝插针地安排掉一些事。由于他惊人地勤奋，给大家做出了表率，因此没有人敢对他抱怨，说时间安排得太早。会议期间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无偿的。搞音乐的人来参会，都是出于热情，出于对新音乐的敬意。音乐学院、音乐厅都是免费提供使用的。无论如何，最重要的那个人，那个自认为明显高出所有人一大截的人，也是在无偿工作。音乐会举行了无数场，而且场场顺利。演奏的音乐都非同寻常，并且难度都很高，不费气力是进行不下去的。因此，他这个主管像魔鬼一样留意，不容任何不该出现的东西发生。会议取得的成就令人敬佩，但最终这应主要归功于他这个指挥，而非作曲者。因为演奏这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第一次演奏，靠的主要是指挥。没有指挥的话，这些东西可能永远也不会像模像样。经过筛选，这个城市中的个别文化爱好者也被允许在晚间来到“布罗格利酒馆”，与舍尔辛同坐一桌。这是他对这些人的嘉奖，因为他们或者是邀请了与会者住到自己家，或者是举行过大型宴请。他们获得殊荣，可以看着舍尔辛吃他点的鱼子酱。每一个人都觉得，舍尔辛享受这美味佳肴，还有香槟酒，是当之无愧的。其中的一个人，我称之为不信上帝的医生，一天晚上钦佩地对我说：“我觉得他是耶稣基督。”
至此，一天的安排并没有结束。在H.下榻的红房子饭店，大家又继续坐到一起，并且一直坐到深夜。参加的人减少了很多，这时还留下的，都是些所谓圈子中的人，既没有市民，也没有成绩平平的音乐人，而是那些住得起红房子饭店的人。这是顶级人物的聚会。年纪较轻的耶斯纳和夫人也在其中。他也不是搞音乐的，而是导演（据说要把米洛[36]的《可怜的水手》搬上市剧院的舞台）。还有贡多尔夫[37]的遗孀，她已经离开海德堡，贡多尔夫前不久去世。她喜欢加入到这轻松愉快、有时有些放肆的夜间交谈之中。一旦H.打破沉默或者不是说明性地布置什么，那么，他就会变得爱挖苦人，而那些被选中的在座的人，却感到这是自己的荣幸，因此非常配合他。
现代音乐大会召开的时机，是值得留心的。此时是德国焚书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后。半年前，那个让人无法将他的名字说出口的男人掌了权。此前十年，德国持续通货膨胀，且愈演愈烈。此后十年，德国军队开进俄罗斯腹地，将他们的旗帜插上了高加索山脉的最高峰。作为会议承办方的斯特拉斯堡，是法国管辖的城市，但人们说的却是德语。
该市的街巷和房屋保留了其“中世纪”的特点。由于数周以来该市的环卫工人罢工，因此它给来访者的鼻子带来很大麻烦。即使四周臭气熏天，总教堂却依然矗立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登上它的平台，暂时解脱一下。作为指挥家，会议主办人养成了独断专行的作风。即便如此，他仍然拒绝去新的德国演出，尽管他可能会因为自己无可挑剔的出身和条顿[38]人的工作干劲而获得很高的荣誉。他是这么做的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个，这一点特别值得尊敬。他成功地把当时的欧洲汇集到了斯特拉斯堡，这是由推崇新尝试的音乐家构成的欧洲，是有勇气的、有前途的欧洲；因为，如果他们看不到未来，怎么还会进行新的尝试呢？
这一段时间里，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这些世界的中心是音乐学院，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那里。脚一跨进大楼，震耳欲聋的乐器声就扑面而来。每一间教室都有人在练习，连最小的房间都被用上了。这在音乐学院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不同寻常的是，在这里练习的大多是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在其他音乐学院，人们以为知道演奏的是什么：大多数时候听到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一些部分的混合，听着这些由熟知的老调混合而成的噪音，简直想掉头跑开。然而，在这一团糟中，每一个细节都保持着自身的特点，都没有遭到破坏。在这里就不同了，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部分与整体融合为一体，也许这就是它为什么令人着迷、使人一再被吸引的秘密所在。这些音乐人的顽强意志令我叹服。他们不仅熟知自己全新的尝试所面临的困难，而且还在这地狱一般的地方工作。不仅要一而再地练习，而且还要能在嘈杂中做出判断：这一遍演奏得是比上一遍好，还是不如上一遍。
我一再离开音乐学院，也许是为了更频繁地走进这里。因为，我如果离开音乐学院，就会立即被街巷中弥漫的臭气包围。环卫工人的罢工已经持续几周了，但我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这如影随形的臭气，并且这臭气日甚一日。我还从没有领教过这么难闻的味道。除了音乐学院的噪声，没有什么能在感官上与之抗衡的了。
当时我徜徉在这些街巷，瘟疫的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没有过渡，没有先兆，我突然跌落到了十四世纪：通过研究群体性运动，我了解了这一时期，我开始思考这个充斥着鞭笞派、瘟疫、焚烧犹太人的时代。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是在林布尔格编年史里。后来我不断读到相关的记载。现在我自己就住在这里，住在一名医生家里，其布置考究的房子距离满地垃圾、臭气熏天的街巷只有一步之遥。我没有逃避这些，而是在头脑中将它们勾画成活生生的恐怖画面：我看到遍地死人，而幸存者却束手无策。我觉得，走在这拥挤小巷中的人们相互避让，仿佛害怕被传染似的。我从来不选择距离最近的那条路走出老城，去会议主会场所在的那些新建的、富丽堂皇的场所。我尽可能地多穿越一些巷子。这么小的区域中竟然有那么多条巷子相互连接，真是惊人。我让这种危险充斥我的肺腑，目的就是不逃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我走过的人家，家家大门紧闭，没有一家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在幻想中，那些人家里到处都是垂死和已经死了的人。那些在莱茵河对岸[39]被当作新的开始的东西，让我在这里感知为战争的结局，虽然这场战争还没有在那里爆发。我没有展望未来，连十年后的发展都无法展望——我怎么可能展望呢——我向后倒退了六个世纪，那是瘟疫失控、蔓延肆虐的年代，人死无数，而且还受到对岸的威胁。所有祈祷游行的队伍都汇集到总教堂前，然而这些游行并未能阻止瘟疫的蔓延。其实，总教堂的存在是自为的：允许你站到它的前面，也就是帮助你走进里面而已。它自己将继续存在，不会因为哪场瘟疫而轰然倒塌。向我诉说的正是这古老的游行举动，它告诉我：我们聚集在一条条街巷中，汇集进总教堂，大家都站在那里，我则形影相吊。这也许是感谢而非请求，是对我们能站在这里所表达的感激，因为我们的头上还没有什么塌下来。塔楼，一切瑰丽的集大成者，矗立在上面。我作为人群中的最后一个登上去，从上面俯瞰一切未被摧毁的东西。如果我在上面做深呼吸的话，那么，企图再次蔓延的瘟疫仿佛被赶回到从前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