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赫拉·卡内蒂
《康德着火了》，那部将我折腾得形容枯槁的小说当时就叫这个名字。小说中的焚书之举，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不认为自己还在为康德（后更名为基恩[1]）感到惋惜。在这部小说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他被捉弄得够呛；我费尽心机才抑制住自己对他的同情，才没有让别人察觉到，哪怕是察觉到蛛丝马迹都不行，站在我这个写作者的立场上，结束他的生命更像是一种解脱。
但为了这一解脱，所有的书籍都遭了殃。看着它们在烈火中燃烧，我仿佛自己置身其中，仿佛毁掉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书，而是全世界的书，因为对这个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切书籍，尽在汉学家的藏书中：所有的宗教书籍，所有思想家的著述，所有关于东方文学的典藏，那些尚存于人间的西方文学书籍。如今，这一切都化作了灰烬，而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却连想都没有想过要从中抢救出一部分。剩下的是一片灰烬，除了灰烬什么也没有，而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因为，这样一部书中发生的事不是单纯的游戏，而是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它比任何从外部发出的批评以及对自我所做的批评都更重要。即使迫使我写下这些东西的是一种巨大的恐惧，但是，那令人生畏的事情的发生是否为这种恐惧所招致，还是值得思考的。
毁灭现在已经在我心中扎下根，并且我摆脱不了它。早在七年前，毁灭就已在《人类的末日》[2]中烙下了印记，而现在它已具备了非常有个性的外形，这种外形又源于我自己生命中的常数：火。认识到这一点，是七月十五日我在研究群体现象的时候，此外还要归功于我每日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书。尽管小说的主人公与我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我出借给他的，都是最本质的东西，以至于在其达成目的之后，我无法完好无损、不受惩戒地将它们收回。
我为自己制造的这片灰烬开始覆盖一切。我们生活的世界所遭受的威胁，对此我的感知从来没有像基恩毁灭之后那样强烈。我又重陷焦虑之中，这种焦虑同我先前计划《疯子的人间喜剧》时的不安大体相同，区别在于，其间已经发生了某些重大事件，并且对此我心存愧疚。这是知其缘由何在的那种焦虑。夜深人静时分，我总是在那几条路上行色匆匆，白天也是如此。专心去写作另一部小说，或者着手做以前就计划好了的系列书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宏大的计划在焚烧书籍的浓烟中窒息。对此我丝毫不觉遗憾，相反，无论我身在何处，我目之所及，一切都面临着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
任何一次交谈，虽然我只是在路过的时候听到其中的只言片语，在我看来都仿佛是最后的一次。在可怕而无情的压力下催生的事情，在最后一刻必然发生。人所遭受的威胁，与他自己密切相关。是他们将自己引入绝境。他们特别用心、不遗余力，以至于他们活该灭亡。我目之所及的每一对正在交谈的人，在我看来都是有罪的，如同我自己在放了那把火之后感到自己有罪那样。但是，如果这种罪责如同特殊的以太，渗透一切，使得任何东西都不能幸免，那么，人们就仍然是他们原来的那个样子。他们的说话声调以及外表是原来的，他们的处境也是自己所特有的，与观察和记录它的人无关。他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指明一个方向，让自己的恐惧像燃料一样，灌注他们内心。观察者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观察之中，观察已经成了观察者的唯一意义所在。他观察到的任何一幕，都令他瞠目结舌，并都以毁灭告终。
他飞快地记录着，字母写得硕大无朋，犹如在一座新的庞贝城墙上涂鸦。他仿佛在为火山喷发或者地震的来临做准备：他感到它将爆发，很快就要来临，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它。因此，他将在此之前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记录下那些因工作和种种原因相互分离的人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对于即将降临的命运他们一无所知，以习以为常的呼吸方式吸入窒息的气氛。正因为如此，在命运真正降临之前，才执着而急促地呼吸。我扼要记录下这一幕幕，每一幕都自成一体，没有一幕与另一幕发生关联，但每一幕都以惨烈的毁灭告终。惨烈的毁灭是联结它们的纽带。如果今天我将每一幕所残存的东西拿出来看，它们就仿佛是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的空袭之夜残留下的。
一幕接一幕，已经记录下了无数幕。我动作神速，像是在飞奔。每一幕都导向毁灭，紧接着又开始新的一幕，另一拨人出现在其中。除了罪有应得的毁灭，他们同前面出现的那些人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犹如刑事审判庭，不加筛选，将一切囊括其中，而受到最严厉惩罚的，是那自诩高人一等的人。他想逃避惩罚，却反而受罚。他洞察了这些人的无情。他从他们身边走过，看到了他们，旋即又离他们而去。他听他们说话，这说话的声音从此就不再从他的耳中消失，并引领他走向同样冷酷的另一拨人。如果他的脑袋因记忆这些自私者的说话声而快爆炸的话，他就强迫自己把其中最要紧的部分写下来。
那几周，最折磨人的，要数坐落在哈根贝格街的那个房间。在这里，我同珂罗版印刷的《伊森海姆祭坛》厮守了一年有余。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上的细节，被无情地描绘出来，由此也使我对之烂熟于心。只要我在写小说，它们悬挂的位置就是正确的。它们如同无情的芒刺，刺激我，将我朝同一个方向驱赶。这些画面是我自愿承受的，但我并未因此而感到习以为常。我从没有放弃对它们的关注，它们已经转化成与之不相干的某个东西。谁会这么不知深浅、这么愚蠢，将汉学家的痛苦与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进行比较呢。尽管如此，墙上的绘画和该书的某些章节还是产生了某种关联。我是那样需要这些画面，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它们。即使来访者，我在此接待的客人极少，对此表示震惊，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然而，当图书馆和汉学家在烈焰中化为灰烬之后，一些我始料未及的怪事发生了。格吕内瓦尔德[3]重新恢复了他的全部气势。一旦我不再写小说，画家就只是自为地在那儿，在我一手制造的灰烬之中，他的作用只限于他自身；而一旦我回到家，就会为房间的这面墙壁所震慑。我感受到的一切蕴含着威胁的东西，都因格吕内瓦尔德而受到强化。
在这段时间里，阅读也不能为我提供帮助。我不仅失去了对书籍所拥有的权利，还为了创作小说将它们毁灭。即使我强迫自己克服这罪恶感，伸手去拿一本我的藏书，仿佛它还在书架上，还没有被焚毁；如果我接着强迫自己打开它，阅读它，那它就会令我心生厌恶。不仅如此，我最熟悉的、喜好时间最长的那些书，却成了我最厌恶的。我还记得那个晚上，我愤怒地将司汤达[4]扔掉，不是扔到桌上，而是扔到地上。他是那样令我失望，以至于我根本就不想去捡起他，而是就让他躺在地上，尽管这一年来每日引导我去工作的正是他。另一次，我突发奇想，去读果戈理，而我这次甚至觉得他的《外套》都显得漫不经心，且稚嫩可笑。我甚至问自己，这部小说当初怎么会令我怦然心动的。熟悉的一切都失去了效用，而今天的我却是由它们一手造就的。或许焚书真的将一切陈旧的摧毁了。那些书仿佛都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书的内容都已被烧焦，在我的身上荡然无存。激活被烧毁之物的任何尝试，都引起愤怒和反抗。这样惨痛地尝试了几次之后，我不再伸手去拿任何东西了。本该摆放书籍、摆放那些我阅读过无数遍的书籍的书架，虽然还立在那里，但它们在我眼中仿佛不存在一样，我根本就不伸手去那里。如此一来，我的四周变得彻底荒芜。
那时，我的心境糟糕透顶，但就是在这段时间中的一个夜晚，在我早已拥有、却又从没有去触摸的一个陌生东西上，我找到了救赎，那是一本大开本、大号字体印刷的毕希纳[5]，黄色亚麻布封面。该书所放的位置，是不会让人看不到的。摆在它边上的，是同一版本的克莱斯特[6]四卷作品。对于这四卷中的每一个字母，我都了如指掌。如果我说，我还没有读过毕希纳，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如此。我当然知道，他是怎样重要的一个作家，并且我还知道，他对我的意义更重要。我在“维也纳”书店看到他、购买下带回家，把他放到书架上的克莱斯特边上，距今已经过去了大约两年之久。
推迟的相遇，属于一个人心中酝酿的最重要的事。相遇的可以是一些地方、一些人，可以是绘画，还可以是书。对于一些城市，我无限向往，仿佛我命中注定从一开始就要在那里度过一生。我千方百计地逃避去那里，躲过一再出现的每一个去那里访问的机会，这些都大大提升了它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认为，我完全是为着它们才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它们对我的守候，我早就死去了。对于有些人，我乐意听别人议论他们，饶有兴致地去听关于他们的很多事。可以这么说，我所了解的他们，比他们对自己的了解要多得多——不过，我避免看他们的照片，避开对他们的任何视觉介绍，仿佛有一道特别而又合理的禁令，禁止我知道他们的脸庞。也有一些人，几年来我总在同一条路上与他们相遇，我琢磨他们，他们对我来说就像一个让我去解的谜，而我却从不搭理他们，悄然从他们身边走过，如同他们从我身边走过那样。我们疑惑地对视，却又让我们的嘴巴紧闭。我心里想象着我们的第一次交谈，一想到我将会从中获悉多少出乎预料的情况，我就激动不已。还有一些人，我经年累月地爱着他们，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我将走向老年，年纪越来越大。把这些说给他们听，一定像痴人说梦一样毫无意义，虽然我一直生活在对这一美妙瞬间的想象之中。没有这样烦琐的前期准备，我是无法面对未来之事的；它们对于我的重要性，如果我仔细拷问自己的话，就如同那些飘然而至、出乎预料的惊喜，让人顿时为之倾倒。
我不想列举我还在为之做准备的那些书籍，其中有一些是世界文学名著。关于它们的意义，前人已经达成共识，而这些人的观点对我又起着决定性影响。在此之后，我不应该对之有所怀疑。经历了二十年的期待，再与这样的一部作品相遇，将会导致某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是显而易见的。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达成精神的新生，从而使一个人免受俗套和毁灭带来的影响。无论如何，当时的情况是：二十六岁的我早已知道毕希纳的名字，他的那本封面十分醒目的作品集，两年前就已经摆放在我的家里了。
一天夜里，在我几至绝望的关头——我敢肯定，我永远不会再去写什么了，我还敢肯定，我再也不会去阅读什么了——我伸手去拿这本黄色封面的书，随手翻到一个地方：这是《沃伊采克》（当时名字就是这么拼写的）中的一幕，就是军医对沃伊采克夸夸其谈的那幕。我感觉像是被电击了一样。我阅读这一幕，阅读这部未竟之作的其余部分，一再从头通读这部未竟之作。具体通读了多少遍，我说不清楚了，我感到是无数遍，因为我通宵都在读它，根本没有去看这部集子中的其他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头阅读《沃伊采克》，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早上六点我就离开家，奔向坡下的有轨电车站。在那里，我登上了开进城里的第一趟车，冲到费迪南德大街，叫醒睡梦中的薇莎。
我有她家的门钥匙，她没有挂上门锁上的保险链；这是我们约好的，以防我万一烦躁不安，一大早跑过来时能够进得了家门。但是，在我们相爱以来的六年时间里，这样的情形还没出现过一次。在毕希纳的作用之下，第一次出现了这一情形，薇莎被吓了一跳。
写作小说那年，我过的是清心寡欲的生活。当这一年结束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将来也很难有哪位读者会像她那样，在看到那位身材瘦削的汉学家在烈焰中消失的时候，感到如释重负。她担心会出现新的转折，怕我重新捡起那个冒险，将其延续下去。在完成题为《纵火焚烧》的最后一章之前，我有几个星期没有动笔。她将我的犹豫误解为对小说结局的怀疑。她想象着格奥尔格[7]在返程途中突发顾虑，后来，总算还是及时，他了解了哥哥的真实意图，他怎么能扔下他一个人不管呢！在下一站他下了车，乘上回程列车。他已经站在寓所门前，并且强迫自己走进去。他直截了当，一把把彼得拖住，将他劫持去了巴黎。在那里，彼得成了弟弟的一个病号，一个非同寻常的病号；当然，彼得竭尽全力进行反抗，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渐渐地，彼得视格奥尔格为他的大师。
她估计，让兄弟之间的争斗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式下继续，定会非常吸引我，他们在篇幅很长的那一章悄悄开始的交谈还根本没有穷尽。当她听说《纵火焚烧》终于写完了，汉学家的计划也以成功告终的时候，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以为我这么说是为了安慰她，因为她对我这一段时间来的生活方式表示怀疑，这一点我心里是清楚的。这部小说第三部分中的许多东西，都令她心有余悸。她坚信，无休止地探究汉学家的被害妄想，必将对我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当我朗读最后那章给她听时，她舒了一口气，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她以为最糟糕的已经过去，而对于我来说，最糟糕的时期，我所谓的“混乱时期”，才刚刚开始。
她从我这里体验到的，是我对她的回避，如同我回避其他所有人一样。虽然眼下我其实并没有某件事要去做，然而我却没时间留给她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如果碰巧见到她，我也只有只言片语，而且情绪很坏。这样的沉默寡言，在我们之间还从来没有过。一次，她忍无可忍，说：“你书中的他死了以后，就附体到了你身上，你就跟他一样。这大概就是你悼念他的方式。”她待我一直很有耐心，汉学家葬身火海，却令她感到轻松，对此我心存芥蒂。因此，当她一次说“台莱瑟可惜不是印度寡妇，不然的话，她也会纵身跳进火海”时，我生气地回她：“他有比女人更好的家庭成员，他有他的书，这些书知道怎么做是合适的，所以同他一同烧毁了。”
打那以后，她期待着我突然在哪天夜里或者哪天一早出现，带来那最最令她头疼的消息：我改变了主意，最后一章不作数了，因为这一章的风格恰好也与该书的其他部分不吻合，所以我把它给删掉了。康德又重新活了过来，一切又重新从头开始，就是说，作为同一部小说的第二卷。如此一来，我至少又要忙上一整年。
在这个毕希纳早晨，当我把她从睡梦中叫醒时，她吓了一跳。“我这么一大早跑来，你感到奇怪？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早来过！”“不，”她说，“我在等你。”并且开始绞尽脑汁想对策，怎样才能让我不继续去写小说。
而我立即就把话题转到毕希纳身上。问她是否读过《沃伊采克》。她说当然读过。有谁会没有读过毕希纳呢！她等着我说出那糟糕的消息，以及我真正要说的主题，认为那才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所在，因此她说话的时候有些不耐烦。她的回答透着鄙夷——我为毕希纳而感到受辱。
“也就是说，你认为这部剧作不怎么样？”我有些生气，说话的语气里透着威胁，她突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谁？我？我认为它不怎样？我觉得它是德语文学中最伟大的剧作。”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口说了句：“它不过是部残篇！”
“残篇！残篇！你把它叫作残篇？它所残缺的，远胜过其他那些最好剧本所拥有的。真的希望多一些这类残篇。”
“对此你却从来没有跟我提过只字。你早读过毕希纳了？”
“比你早。我很小的时候就读他的作品了。与我读黑贝尔[8]日记和利希滕贝格[9]同时。”
“可你只字没有提过他！你那么频繁地让我看黑贝尔和利希滕贝格作品中的段落，却从来不提《沃伊采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我甚至还把它藏了起来。那卷毕希纳你在我这里是找不到的。”
“我一个通宵都在读他。一再从头读《沃伊采克》。我简直不愿意相信有这样的东西，现在我还不能相信这一点。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骂你。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可能会不知道有这篇作品。但转念一想，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的话，那你对文学的满腔热情还有何价值？你当然知道它。可你却把它藏起来，不让我看到。六年来，所有美妙的东西我们都谈过，你却没有一次在我面前提起毕希纳。现在你说，你把毕希纳藏了起来，不让我看到，这怎么可能？！你房间里的每个犄角旮旯我都清楚。证明给我看！把那本书拿出来给我看！你把它藏在哪儿了？是黄封面、大开本的那种。你怎么能藏得住呢？”
“那本书既不是黄颜色的，也不是大开本的，而是薄纸印刷版。现在你应该自己去看。”
她打开摆放她最心爱书籍的橱柜，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她第一次给我看这个书橱的那一刻。对这个书橱里存放的东西我了如指掌，比对我自己衣服口袋里放了什么东西还清楚。毕希纳会藏在这里面？她取出几本维克多·雨果。就在这后面，紧贴着书柜的后壁，平放着伊瑟尔出版社出版的毕希纳。她把那卷书给我递过来，我一时还不能适应这种小开本的毕希纳，我眼前晃悠的还是昨天夜里看的那些大号字，而且从那时开始，我只想看到大号字体的毕希纳。
“里面还藏着其他不让我看的书吗？”
“没有，这是唯一的一本。我知道你是不会把维克多·雨果抽出来的，你是不读他的。把毕希纳藏在他的书后面，是安全的。毕希纳还译过维克多·雨果的两个剧本。”
她把毕希纳翻译的剧本翻给我看，这让我气不打一处来，我把书递还给她。
“到底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不让我看到？”
“在这之前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不然的话，你以为你还会自己去写什么吗？他是所有作家中最现代的。他完全可以是当代的作家，只是还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作家。相比之下，大家只会感到自愧不如，并且问：‘我写东西还有个啥意思？’于是就会沉默不语。我不想看到你沉默不语。我相信你的才能。”
“尽管已经有毕希纳在前？”
“现在我不想谈这个问题。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是无法企及的。但那无法企及的东西，不应该毁掉一个人。现在你的小说写完了，你应该读些其他的东西。毕希纳还有一个残篇，是一篇短篇小说，叫《棱茨》。你马上就去看吧！”
我二话没说就坐下来，开始阅读这篇美妙的散文体小说。读了一夜《沃伊采克》，第二天一早接着读《棱茨》，中间我连眼睛都没有合过一次。我自己创作的小说，曾经那么让我引以为自豪，此时它则灰飞烟灭，化为乌有。
这是沉重的一击，但来得正是时候。薇莎听我读完《康德着火了》的所有章节后，认为我是一个戏剧家。她一直担心，我会深陷这部小说之中，不能自拔。我怎样深陷其中，小说又是怎样让我元气大伤，这些她都是亲眼所见。无论是这部小说，还是新开始的另一部，她在其中都觉察出了宿命的放弃倾向，这一倾向已持续多年。她还记得我为系列小说《疯子的人间喜剧》所做的那些构想，我经常跟她谈及这些。站在我的窗前远眺斯泰因霍夫[10]，最初她对此还很有兴致，现在早不喜欢了。她觉得，那些疯疯癫癫或者稀奇古怪的人，对我的吸引随着小说的成文而增长。就连我同托马斯·马雷克的友谊，也令她感到不安。我为他进行辩解，言辞激烈，极具挑衅。一次，我胆大妄为地宣称，这个瘫痪之人比所有认为双腿行走是天经地义并因此而不怀感激之情的人更重要。这时她反驳了我，并且嘲笑了我的放肆言行。
她真的是为我担心。在小说《一所精神病院》一章中，我对精神病人发出的爱情宣言使她确信，我跨越了危险的界限。离群索居的倾向、对完全另类东西的欣赏、与卑鄙无耻的人断绝一切来往的愿望——所有这些都令她非常苦恼。我的熟人中，有些人富于奇思妄想，我把这些说给她听时，就仿佛那是完美的艺术品；同时我还致力于跟踪自己异想天开的思绪，记录下异想天开之物成形的每一个步骤。出于美感的需要，她常常不满于我对迫害妄想所做的细致描述。这种时候我往往会说，不这样详细描述是不行的，因为重要的恰恰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小的步骤。此前文学对精神错乱的描写，遭到了我的批驳，我想要证明，那些描写是多么不正确。她觉得，概括地表现这种状态并让它的强度不断增加，应该也是可行的，但这遭到了我斩钉截铁的反对：这样做的原因，都是作家自以为是，想自我卖弄，而不是为了表现精神错乱本身。应该认识到，精神病并不是什么卑鄙的事，而是自身具有意义和关联的一种现象，并且每一例都与另一例不相同。对此她表示怀疑，并为当前主流的精神病学分类进行辩护。她特别偏爱“狂躁—抑郁型精神病”概念，对于当时成为时髦的“精神分裂症”概念，她则表现得比较谨慎。这完全不是她的处事风格，她只是因为替我担心才这样做。
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促使我放弃写这一类型小说，这我是清楚的；而我则横下心来，不让自己受任何人的影响，她也绝不例外。为此我拿出自认为写得成功的这部小说作为抵御的武器。即使我为自己纵火而感到内疚，并且为此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但这并不是对这部小说价值的异议。相反，对于这部小说的价值，我深信不疑。虽然这部小说完成以后，大家都敦促我创作戏剧，但我认为，还不能完全排除我在精力恢复之后再去创作一部篇幅相当的小说，并且该小说的叙述对象又将以发疯告终。
一夜阅读《沃伊采克》，以及第二天一早在精疲力竭之后的亢奋状态中阅读《棱茨》，这两个时间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读了几页，我就读到了能表明棱茨心理状态的全部东西。如果把这些构思成一部详尽的小说，那一定很可怕。我的傲气和固执被打消，我不再写新小说。直至过去了好几个月，我才重又找回对小说《康德着火了》的信心。但此时我心里已经只有《婚礼》[11]了。
如果现在我说，创作出《婚礼》要归功于阅读《沃伊采克》那一夜的感受，会让人最初听上去的感觉是狂妄自大。可我也不能为了避免给人造成这种狂妄自大的印象而回避事实真相啊。我也不应该回避事实真相。至此，我所罗列的一系列毁灭幻象，都还受着卡尔·克劳斯的影响。所发生的一切都毫无缘由，相互之间毫无关联，并且都是最糟糕透顶的事。这些都是站在写作者立场上听来的，并且都受到了抨击。这个抨击是从外部入手的，就是由那个写作的人进行的，他谴责毁灭的每一幕。这条鞭子让他安静不下来，驱赶着他从一幕一幕前走过，只有当他发现该当谴责的东西时，他才停下脚步；而一旦执行完惩罚，他就又被驱赶着继续向前。其实，一再发生的都是同样的事：那些终日忙碌的人，当他们说着最枯燥乏味的词句的时候，就已经不知不觉地身临万丈深渊了。这时鞭子抽过来，将他们赶下去，他们跌落的是同一处深渊。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幸免于此，原因在于，他们说的词句从不发生改变，这些词句与他们是相匹配的，而为这些词句确立标准的，总是同一个人，那个手持鞭子的写作之人。
在《沃伊采克》那里，我体验到的某个东西，直到后来我才为它找到一个名称，那就是自我谴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人物（主人公除外），都是自己展示自己。医生或者鼓手长[12]则是攻击型的。不过，他们的攻击方式差异很大，从而使我在他们身上使用同一个攻击概念时，感到有些犹豫不决。不过，那还是攻击，因为它在沃伊采克身上产生的效果，都是攻击性的。他们说的话各不相同，但都是针对沃伊采克的，并且都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然而，只有当他们在展示自我的时候，就是说，展示那个给别人带来致命一击的表白者自身的时候，他们的话才能造成严重后果。表白者的这一打击令人没齿难忘。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从这致命一击上辨认出他来。
如前所述，剧本里的人物都是自我展示。没有人挥舞着鞭子驱赶他们过来。仿佛自我谴责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而且谴责胜过惩罚。在对他们做出道德宣判之前，他们还是自己原来的样子。大家肯定憎恶他们，而他们自己却自鸣得意。因为他们在展示自己，所以丝毫意识不到这样做会引起怎样的憎恶。这是一种无辜的自我谴责，法律还没有张网去捕捉他们。即使将来会有一张网罩上去，那也不是控告；即使是最辛辣的讽刺家的控告，也没有自我谴责那样有意义，因为自我谴责还涵盖人的生活空间，他的节奏，他的恐惧，他的呼吸。
郑重其事地赋予他们说出全部的“我”，大概是必要的，而彻底的讽刺家是不会真正让谁去说“我”的，除他本人之外。这种直截了当的、不用括号括起来的“我”，其生命力是惊人的，它比任何法官的判决都更具说服力。对于判决者来说，大部分时候使用的都是第三人称，即使在直接列举十恶不赦的罪行时，他也是篡位的。只有当这个法官真正回到他的“我”时，他的可怕行为才全部显现出来。但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人物形象，他，这个宣判者，在不自觉地展示他的自我谴责。
上尉、医生以及唠叨的鼓手长仿佛自行出现。无人假借他们的口说话，他们一味地诉说着自己，并且用自身来打击同一个人，即沃伊采克。他们通过打击沃伊采克来确立自己的身份。沃伊采克为所有的人服务，他是这些人的中心。没有沃伊采克，就不会有他们。但沃伊采克同他们一样，对此也一无所知；甚至可以说，是他以自己的无辜感染了虐待他的那些人。他们只可能是他们自己，不可能是其他别的样子。自我谴责的本质，就是传递给人这种印象。无辜是这些人物形象、所有人物形象的感染力所在。难道应该痛恨上尉、痛恨医生，就因为他们可以是另一种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难道该希冀他们发生转变？难道剧本应该成为布道的讲堂，让这些人物形象在那里接受教育，直至他们可以被创作成另一种样子？讽刺家期待人们是另一种样子，他把他们当小学生一样来训斥。他替道德权威来修饰他们，他们总有一天会站到这个权威的面前。他甚至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变好。他的这种不可辩驳的自信从何而来？如果他没有这种自信，那他根本就无从下笔。起初，他像上帝一样无所畏惧。他代表上帝，虽然没有明着这么说，并且自我感觉良好。他不会花一秒钟时间去想一下，他也许根本不是上帝。由于有这样的一个权威层，最高层面的权威，从中就衍生出代理权，人们只需伸手去捞取好了。
但也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态度，那就是沉湎于人类而非上帝；关心人类，反对上帝；甚至于撇开上帝，只谈人类。这类人看到了人的不可变更性，尽管他们也想看到他们另外的样子。用憎恨或者惩罚的手段是对付不了人的。他们通过自我表现，表现真实的自己来达成自我控诉，但这是他们的自我控诉，而不是他人的控诉。谴责他们，并不是作家的正义感所在。他可以编造一个正义的牺牲品，并且让正义的所有痕迹都指向他，犹如指纹那样标明他的身份。在这个世上，这类牺牲品不胜枚举，但将其中的一个作为人物形象，且让他的说话方式留下清晰可辨的痕迹，还不让自己演化为控诉，仿佛是最困难的事。沃伊采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人们体会到对他做下的坏事，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不需添加只言片语的控诉。在他身上可以辨认出自我谴责的痕迹。那些殴打他的人还在，如果他完蛋了，他们也还活着。这个残篇没有说明他是怎么死的，只展示了他做了什么，展示了他在其他人之后所做的自我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