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我不认为自己在朗诵会之后很快再见到她，即便见到她，也不意味着什么，因为汉斯的话匣子现在又打开了。他那缺乏内涵的废话如潮水般向我涌来，一点没有发表公开演说的人应具备的要素——自信而有激情，愤怒与蔑视。汉斯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击不中身边的人，就好像他的话是针对旁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所说的一样。“自然”与“不言而喻”是他最常用的两个词，为的是加强每句话的说服力，但他的话又恰恰因此而被削弱。他也感觉得到自己的话没什么分量，因此试图将它们变成泛谈，并想借此来确保它们有效。但是，他的泛泛而谈同他本人一样，显得苍白无力，他的不幸就在于，没有人相信他的任何话。并不是说大家把他当成了一个说谎的人，而是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创造出什么新东西来。一个词就能表达的意思，他偏偏要用五十个词来说明，经过这种稀释，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所剩无几了。他会将一个问题重复很多遍，而且速度极快，不给别人留一点点作答的时间。他会说“为什么”和“这个我不喜欢”，以及“大家知道”，并且把它们像感叹词一样塞进他那没完没了的解释之中，或许是想以此来加大它们的强度。
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他就很瘦，而现在他单薄到了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晃荡的地步。只有在游泳的时候，他看上去才是最自信的，因此，他总说这事。就连“费罗帮”的人——下面还要说到他们——在去郊游的时候也让他三分，虽然他根本就不属于他们那个圈子。他根本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一直是个边缘人。吸引那帮年轻人的是他的母亲，他们参加她举办的文字比赛，她有意安排不让自己的儿子参加类似活动，就是说出于好客，也为了让活动变得更有趣；但他会仔细地倾听，贪婪地——我应该说是几乎——接受一切，真正的比赛者们还没走，比赛又像余波一样重复起来，在他与同他们家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朋友间展开，这个朋友逗留的时间稍长一些，因为他觉得可以拥有他的母亲。因此，每个争论和主题又要重演一番，直到所有原本充满生趣和魅力的东西变得索然无味为止。
那时候，汉斯还没意识到自己在与人交往方面有问题。那么多的年轻人到他家来，在阿斯利尔太太那赞赏的目光鼓励下，房间里总是上演着二人比赛，没什么能逃过她的眼睛，也没什么会让她觉得时间过久。只要参赛者们愿意，他们就可以留下来，随意地来来去去，从不会受到阻拦。阿斯利尔太太善于给人以自由，这也是她的内心需要，多亏于此才使她家没有显得门庭冷落。汉斯生活在对别人思想的模仿中，他就是由此组成的；总有他可以模仿的东西，被称为“启发”的河流永不干枯，这要感谢他的母亲。他也看不出其他人不喜欢邀请他，因为，凡是市民色彩不是太浓的地方，阿斯利尔太太的身影是处处受到欢迎的，而她带上自己那聪明的儿子——她是这么认为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因为在同一天的同一个地方，有两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他们持久地影响了我。那天之后，持续近一年的掩饰阶段开始了。我很想再次见到那个乌鸦女子，但又不想让人看出自己的心思。她提出要我去拜访她，阿斯利尔母子总是一再提起这事，并问我是否有兴趣接受它。我对此没做出什么反应，甚至表现出不感兴趣，他们以为我太腼腆了，鼓励我说，他们愿意陪我前去，还说他们经常去拜访她，下次还要再去，去的时候带上我。这恰恰是我所害怕的。想到汉斯的那些废话，平日里我还能容忍，也不拿它当回事，但在她那儿，恰恰是在那儿，这会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再者就是考虑到阿丽克事后会追着问我，觉得这个如何，那个又怎么样。在他们面前是不可能谈论英国的，而且有他们在场，我也不能谈有关瑞士的事情。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去拜访她。
阿丽克是不愿放弃这么个机会的，每个周六，只要我去阿斯利尔家，不知什么时候她会冒出来，友好而固执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去拜访薇莎呀？”听到他们提起她的名字，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这个名字太美了，美得让我不能在别人面前说出它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装作不喜欢她，以避免提到她的名字，而且还给她加上一些不是很尊敬的头衔。
在阿丽克那里，我结识了弗莱多·瓦丁格，有好几年时间，我们是一对闲聊的伙伴，没有比他更好的聊天伙伴了。虽然我们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都意见相左，但我们之间从未发生伤及自尊或是争吵的情况。他不会被我出其不意地问倒，也不会让我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对我那猛烈的、暴风骤雨般的经历，他报以平静、愉悦的反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刚从巴勒斯坦回来，他在那里的一个以色列移民区的集体农庄生活了一年。他会唱很多犹太歌曲，也很喜欢唱，他的嗓音优美，唱得也很好。不需别人提出要求，他就会唱上一首，对他来说，在谈话中突然唱起歌来是很自然的事，他把歌曲作为自己的引证。
我在这个圈子里认识的其他年轻人，都自命不凡地推崇高深的文学：如果不是喜欢卡尔·克劳斯的话，那就是魏宁格[1]或者叔本华。仇视女性或悲观主义的语句特别受到青睐，虽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敌对女性和人类。他们每个人都有女朋友，并且与之相处很好，会带上她和其他同伴一起去游泳。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叫费罗，因此这些人就自称“费罗帮”，他们去库修奥游泳，那里的气氛健康、友好而富有朝气。那些严肃、诙谐、鄙夷的表达被这些年轻人看作思想的精华，不能用准确的形象表达它们，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并且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在相当程度上基于认真对待这些事物的语言表达形式，好像这个圈子的真正领袖卡尔·克劳斯要求他们这么做似的。弗莱多·瓦丁格与他们联系得不是很紧密，但喜欢跟他们一起去游泳，因此他不完全是卡尔·克劳斯的坚定追随者，这样一来，其他一些东西的意义对他来说并不小于此，有的甚至还更重要些。
他最年长的哥哥恩斯特·瓦丁格[2]已经有诗作问世。他从战场上重伤归来，与弗洛伊德的一个侄女结了婚，同约瑟夫·魏因黑伯尔[3]是朋友，这种友谊是建立在艺术见解一致的基础上的。他们二人都以古典主义为榜样，十分看重严谨的形式。恩斯特·瓦丁格有一首诗叫《宝石裁缝》，可以视作纲领性作品，他所出版的诗集中有一部就是用它来命名的。弗莱多·瓦丁格的内心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很敬重的这个哥哥。敬重之情是他流露出的全部感情，为外在的事情感到骄傲，不是他的风格。金钱与名声都不能打动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鄙视一个出了书并逐渐赢得声望的诗人。我认识弗莱多时，魏因黑伯尔刚刚出版了《海湾中的船》。他把这本书带在身旁，放声朗读，其中的一两首他已经会背了。他这么重视诗歌，让我很喜欢，而在我家里，对诗歌存在着严重歧视。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弗莱多说话时真正的引证是歌曲，是犹太民歌。
唱歌的时候，他把右手举到半空中，手心向上摊开，像一只碟子，好像他给别人呈上什么东西，以此进行道歉似的。他看上去是谦恭的，却又很自信，让人想到云游四方的和尚，但不是来化缘的，而是给人带了馈赠的和尚。他从不大声唱，一切无节制的事情与他无缘。他那带着乡土气息的优美赢得了听众的心。他大概很清楚自己唱得不错，也像其他演唱者一样会陶醉其中，但对他来说，比自我陶醉更重要的是信念，并为此作证：他对乡村生活充满乐趣，侍奉土地，双手恭顺而精细地劳作。他喜欢提起自己与阿拉伯人的友谊，他不认为他们与犹太人有区别，他身上也不带有半点建立在教育差别基础上的高傲自大。他生得很健壮，要想打赢年龄相仿的男孩子，真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性情温和的人。他喜欢和平相处，从不与别人竞争。在他看来，第一名或是最后一名都无所谓，对于等级的差别他不屑一顾，而且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与他一起走入我的生活的还有佛教。他接触到佛教也是通过诗歌。卡尔·欧根·诺伊曼[4]所译的《和尚与尼姑组歌》令他爱不释手。他记得其中的很多首，有节奏地哼唱出来，别具一格，很是吸引人。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里，一切都着眼于有才智的辩论，两个年轻人为一组进行比赛，一种观点是否取胜，取决于它是不是被幽默地表达出来，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说服力；在那个环境里，不提科学的要求，关键是看说话者的熟练、机智与善变。在那里，弗莱多一成不变地哼唱，他绝不会大声唱或是怀抱敌意，但也绝不会迷失其中，一定是显得像一口取之不竭的深井，单调而枯燥。
虽然这些歌曲让弗莱多感到十分亲切，但他对佛教的了解并不只局限于这些歌曲的哼唱上，他对佛教的教义也很了解。从卡尔·欧根·诺伊曼的译作中，他了解了巴利语[5]的经典著作：中篇和长篇作品汇编，残篇集锦，真理之径——凡是出版了的，他都会买来看，并在我们二人进行交谈的时候说出来，如同他哼唱歌曲那样。
我内心还充斥着法兰克福发生的那些事件。那时我晚上去参加集会，听人演说，之后在大街上继续的辩论深深触动了我。形形色色的人，市民、工人、年轻人、老人，在那里互相说服，他们说得那么激昂，那么固执，那么自信，好像观点不一样是根本不可能似的。然而，他们要说服的对方却同样固执且坚定地维护自己那完全相反的观点。由于已是午夜时分，这个时候还在大街上对我来说有些不同寻常，因此，这些争论给我的感觉是无休无止的，好像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每个人都觉得自身的信念才是最重要的，回家睡觉仿佛是不可能的。
然而，法兰克福岁月中对我而言最特别的经历发生在白天，就是与群体的亲密接触。就在来到法兰克福一年后，我看到了一次工人游行，是抗议拉特瑙被害的示威活动。我站在人行道上，旁边肯定还站着其他人，跟我一样，从旁注视着，不过，我已经记不起他们来了。我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起走在“阿德勒工厂”牌子后面的那些高大而强壮的身躯。他们肩并肩地前进，眼睛挑衅地向四周张望，他们呼喊的口号刺痛了我，好像是针对我个人似的。不断有新队伍出现，他们都很相似，而这相似性不在外表，更体现在他们的举止上。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我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信念，这信念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很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可我不是工人，但我把他们的叫喊声与自己联系起来，好像我就是一名工人。站在我旁边的人的感觉是不是也这样，我不清楚，我没去看他们，也没有注意直接从人行道加入到队伍中去的人，那些标明游行人员隶属关系的大牌子也许是阻止我加入其中的障碍。
有意识地亲历这次示威游行，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令我无法忘记的是那种形体上的吸引力，它让我那么想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根本无须去斟酌、考虑，并且阻止我最终纵身投入其中的也绝不是怀疑。当我后来屈服于它，真的来到群体中间时，我感觉这一切就类似于物理上的万有引力。当然，这肯定无法真正解释那令人惊讶的全过程。因为，不管是在这之前作为孤立的一个人，还是在这之后到了群体中间，人都变成了无生命的东西。身处群体之中，个人经历着意识上的完全改变，这一改变影响深刻却又令人困惑。我很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直萦绕在我脑际的一个谜，它追随了我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即便我最终找到了一些答案，它也仍是那么的难以理解。
在维也纳，我遇到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并同他们聊天；他们谈到的自己的主要经历，令我感到好奇，如果我讲述自己的经历，他们也同样仔细倾听。他们当中最有耐心的就是弗莱多·瓦丁格，他能做到有耐心，因为他具有不受感染的能力：我讲述的群体经历，当时我是这么来称它的，更多地让他觉得好笑，但他没让我感觉到一丝嘲讽。他很清楚，我关注的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状态，是各种经验可能性的强化，是一个人自身的扩展，他走出狭小的区域，找到与他情况类似的人，同他们组成一个更高级的统一体。他怀疑有这样一个统一体存在，但最令他怀疑的还是，这种陶醉状态的提升所具有的价值。通过佛教，他洞察了生命的无意义，生命无法摆脱各种纠缠。生命逐渐消失，即涅槃，是他的目标，而在我看来，这同死亡是一致的，虽然他用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论据来否认这两者是一回事——他受佛教影响，对生命加以否定，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
这些交谈巩固了我们各自的立场。我们给对方带来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我们看问题更加全面、更加审慎上面。他接触了越来越多的佛教文本，并且不再局限于卡尔·欧根·诺伊曼的译作上，尽管他的译作最接近他的心灵。他开始钻研印度人的哲学，找来英文读本，在薇莎的帮助下把它们译成德文。我则尝试去更多地了解我所谈论的群体。我其实无论如何都应该对困扰我的那件事做深入思考，因为它变成了谜中之谜。没有他，我也许可能不会这么早就接触到印度宗教，但轮回说中死亡的多样性又令我对它产生了反感。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很尴尬地意识到，他谈论的都是发展得很完善的学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深远、最伟大的学说之一——而我只能描述内容贫乏的那唯一的一次经历，他称之为伪神秘主义。当他谈起他的话题时，他可以引经据典，有那么多的解释、说明和起因链可以依据，而我却无法对这唯一让我兴奋的经历做出解释。正因为无法解释它，我才对它表现得那么固执，他肯定觉得我眼界狭小，甚至认为我很愚蠢。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我必须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那也许就是我被这些经历所控制，却又无法对其做出任何解释。还从没有人成功地为我做出解释，我自己也没有给出。
注释：
[1]魏宁格（1880-1903），奥地利文化哲学家。
[2]恩斯特·瓦丁格（1896-1970），奥地利诗人、小说家、翻译家。
[3]约瑟夫·魏因黑伯尔（1892-1945），奥地利诗人。
[4]卡尔·欧根·诺伊曼（1865-1915），奥地利印度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者。
[5]古印度书面语言，多用于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