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面的这份手稿是我的当事人安东尼奥·罗·马腾斯委托我公布的。马腾斯是谁？待会儿，你们可以从他本人的讲述中找到答案。我只想在前言中说，与他的智力水平相比，他的写作才华令人惊叹。经验告诉我，每个人都是如此，一旦他决定正视自己命运的话。
我被指定为他的辩护律师。马腾斯被指控参与数起谋杀案，但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他既不否认，也不试图辩解。根据我的经验，在类似的案件中，被告的行为方式分两种：一种是在大量的物证和所应承担的责任面前死不认账；另一种是痛苦的悔悟，但其真正的动机则是残酷的冷漠和自怜。马腾斯有别于这两种类型。他毫无顾忌、主动、心甘情愿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漠然得就好像不是在陈述自己，而是在陈述别人干的事。他仿佛就是在讲述另外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马腾斯，而且为了那个马腾斯的所作所为，他甘愿承担所有的后果。我认为，他是一个极其玩世不恭的人。
有一天，他带着令人惊诧的愿望来找我。原来，他想让我去为他求求情，允许他在牢房里写东西。
“您想写什么？”我问他。
“写我所理解的逻辑。”他回答道。
“现在？”我大吃一惊，“在犯罪的过程中，您难道没有理解吗？”
“没有。”他回答道，“当时没有理解。在那之前，曾经理解过一次。现在我又重新理解了。人在做事的过程中容易遗忘。”他摆了摆手，“但是，这个你们是理解不了的。”
其实，我理解得比他想象的更透彻。我只是感到惊讶：我没想过，马腾斯——曾经像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那样，放弃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所具备的全部判断力和观察力——这个人又一次打起了精神，他将要求自己的权利。这就是说，他想陈述和分析自己的命运。在我经历过的事情中，这是最罕见的。我觉得，人人都有权利这么做，而且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做。马腾斯也不例外。于是，按他所愿，我去为他求情。
请你们不要对他的表达方式感到惊讶。在马腾斯的眼中，这个世界看起来可能就是一部现成的蹩脚小说，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伴随着恐怖故事唯一的编剧或者编舞——如果更喜欢用这个词语的话——那令人惊异的果断性和令人怀疑的合理性。但是——不是出于辩护，仅仅是为了真理——请允许我补充一句：这个恐怖故事不是由马腾斯一个人写出来的，而是由现实写出来的。
最后，马腾斯把手稿交给了我。这里公布的文字完全是真实的。我没有对任何一处进行改动，甚至忽视了一些理应进行无条件修改的语言表达上的缺陷。他要说的话，我都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
二
我想讲一个故事，一个简单的故事。你们看过后可能会说这个故事伤风败俗。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它的简单性。因此，我讲的是一个简单而又伤风败俗的故事。
我叫马腾斯。是的，就是那个安东尼奥·罗·马腾斯。我现在正站在新制度的法官，也就是人民法官的面前——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现在，你们可以读到足够多的关于我的事情——那些喧嚣的小报不遗余力地想让整个拉丁美洲，甚至遥远的欧洲都知道我的名字。
我必须抓紧点儿，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我要讲述的是萨利纳斯的档案：费德里戈·萨利纳斯和他儿子恩里克·萨利纳斯的档案。他曾经是一家遍布全国的连锁店老板，他们的死亡当时就让人震惊。要知道，那时候要让人震惊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萨利纳斯是起义领袖，可谁也不愿意相信他是叛徒。后来，就连上校也后悔我们就处死他们发布公告：无疑，这产生了巨大的道德影响，实在太大了，完全没有必要。但如若不发布公告，我们可能就会面临暗箱操作、违反法律的指控。无论怎么做，都只能是错。其实，上校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不瞒你说，我和他所见略同。然而，一名侦探官员的信念又能对事情的进展产生什么影响呢？
那时候，我还是调查局里新来的小伙子。我是从警察局调过来的。我不是来自政治科——那里面的人早就到这边来了——而是刑侦科。“你，马腾斯！”一天，我的上司说，“你有没有兴趣调过去？”我问：“去哪里？”——毕竟我只是个警察，不会揣摩人。他点了点头：“去调查局。”我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我的刑侦工作干得还可以，但我对杀人犯、窃贼和妓女已经有些厌倦了。现在吹来一股新鲜的风。我听说，已经有一两个人飞黄腾达了。人们都说，谁努力，未来就等着谁。“调查局要人。”我的上司接着说，“我一直在考虑，该推荐谁去好呢？马腾斯，你是个有才干的人。你在那里会很快干出名堂来的。”上司补充说。
是的，我也差不多这么想。
我完成了培训课程，也被洗了脑。但这还远远不够。许多陈旧的思维依然残留在脑际，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但他们太急于求成了。那时，所有的事情都特别急迫。要建立新秩序，要尽快巩固政权，要挽救祖国，要清算动荡——看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压在了我们的肩上。“这个将在实践中解决。”——当人们为了某件事头痛时，总会这么说。如果我真学到了什么本事的话，那可就是活见鬼了。好在我对这份工作还算有兴趣，况且薪水也不错。
我被分配到迪亚兹的小组（迪亚兹现在尚未缉拿归案）。我们共有三个人：我的上司迪亚兹（我可以向每个人保证，永远也别想找到他）、罗德里格斯（已经被判死刑；只判了一次，这个无耻之徒，就是判他一百次死刑也不为过）和我——一个新来的小伙子。当然，还有助手、金钱、无边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技术，这些都是一个普通警察连想也不敢想的，更不用说去肆无忌惮地亲身体验了。
不久之后，突然发生萨利纳斯案件。发生得太早，实在太早，当时正是在我最头痛的时候。但既然发生了，就别无选择：我就是想摆脱它，也是不可能了。我想说的是，在我走之前……在他们送我走之前，我要在身后留下一些证据。别说了，现在我压根儿就不关心这个。我做好了随时走的准备。我们这种职业是需要冒险的，一旦进入这个职业，就没有回头路可走——迪亚兹就习惯这么说（你们知道，通缉他也是白费力气）。
事情是怎样开始的？是在什么时候？梳理梳理我的记忆，我只感觉到回忆胜利之初的那几个月是多么的艰难：艰难，并不只是因为萨利纳斯父子的缘故。哦，不管怎么说，我们早就过完了胜利日，这是肯定的——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悬挂在街道上空的横幅已经松弛变软，上面的胜利口号被雨水打湿；旗帜已经褪色，街上的扩音喇叭嘶哑地播放着进行曲。
是的，这就是每天早晨我看见的情景。从我的住所到人人皆知的调查局所在的古典式宫殿，我不知道多少次穿越这座城市。晚上，我什么也觉察不到。不，晚上我只能觉察到自己头痛。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胜利后的蜜月结束了，居民们变得紧张起来。上校也是如此。另外，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人正准备制造暗杀事件。我们必须阻止——最起码应该阻止，而且要不择手段：祖国和上校都要求我们这么做。
令人诅咒的紧张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整个事情发生的原因。罗德里格斯跑了，迪亚兹——永远冷静，永远给人安慰的迪亚兹——从没说过一句贬损他的话。实际上，到这时我才开始看清楚，我身处何地，我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我说过，我还是个新来的小伙子，迄今为止，只是在那里混日子。我试着认清形势，尽快进入角色，完成该干的事情。我是一个正直的警察，而且一直如此，我工作很认真。我当然知道，调查局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我认为，标准还是有的。然而却没有。我的头开始痛了起来。
你们别以为我是在为自己辩解。我已经无所谓了。但这简直就是一条真理：人们自以为非常聪明地驾驭着事态发展，但事后却只是想弄明白，自己为何落得个身处险境的下场。
起初，这个罗德里格斯让我紧张。慢慢地，他成了令我狂热的对象。我想了解他，理解他，就像……是的，也许就像萨利纳斯想了解自己的儿子那样。当然，方式不同，但都是怀着调查的热情。一天，我对他说：
“你，罗德里格斯。为什么干这件事？”
“干什么事？”他问道。
“瞧你那熊样儿，”我温和地说，“还能有什么？！……”
“噢，明白了。”他说完，无声地笑了。
“听着！”我接着说道，“我们清算，打击，镇压，审问。好吧，这是我们的工作。但你为什么痛恨他们呢？”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脱口而出。我不由一惊，差点儿把烟卷咽下去。我认为，是那本书让他癫狂的，他一直把它藏来藏去，现在我看见它就在他手上。你们能否相信，罗德里格斯懂英文？他应该懂的，因为这是一本英文书，美国出版的——可恶的走私货。谁知道他是怎样搞到手的，也许是在搜查住宅时没收的吧。扎眼的书名中我只认得一个单词：“奥斯威辛”。尽管这不是英文单词，只是一个地名。人们当然听说过它：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在悲惨的欧洲东部的某个地方。见鬼去吧，我搞不懂，我们和它有什么关系，它又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你这个畜生！”我说，“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真要有犹太人的话，也许有几百或几千？！”
“对我来说都一样。”他说，“凡是另有图谋的人，都是犹太人。可他们为什么要另有图谋呢？！”我只能目瞪口呆。罗德里格斯有他的逻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但是，人们一旦让他走上这条逻辑之路，他就永远不会停下来。“为什么？”他冲着我的脸吼叫，“他们为什么要反抗？”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我看到他的血压开始上升。我对他已经厌倦。不管多么奇怪，我毕竟还是个警察，调查局的成员，可我对他真的害怕了。他两眼冒着火光。罗德里格斯长着一对豹眼。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把这个当成是一种赞美。他的眼睛简直就是黄色的，长长的瞳孔，就像那些满身臭味、专吃腐肉的猫的眼睛。
我试图缓解他的怒气，然而却是徒劳。
“他们为什么要反抗？！”他抓住我胸口的衬衫，“我们要他们的财产，我们要除去他们的肮脏，我们要他们遵守秩序，我们要为他们感到自豪！”是的，他说，“我们要为他们感到自豪。”我只能把嘴张得老大。“但他们并不想要秩序，”他依然揪着我的衬衫，“他们还是反抗：为什么？！……啊？！为什么？！”
哎呀，对我来说这还真是一道难题。真的，为什么？我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不知道。说心里话，我对这个问题也不是非常感兴趣。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原因，我只满足于知道：一方面有罪犯，另一方面有刑侦人员。对我来说，我属于后者。干刑侦这一行，知道这一点就完全足够了。我要是把精力放在冥思苦想上的话，那就未免太遗憾了。当然，调查局的人情况不同。正如迪亚兹所说，这里面需要哲学。或许还需要道德世界观，正如培训班上所讲。然而，我哪种都不具备。罗德里格斯的哲学我不敢恭维，迪亚兹的哲学我尚未完全弄懂。
或许，他本人也没有认真地想过。在他那里，在这样的事情上，谁也不敢肯定。尽管迪亚兹是一个严肃的人，但他的话听起来还是让人有点吃惊。他严肃而又深思熟虑，幻想与他无缘。有一天，他正在翻阅没收来的书籍，就是那种常见的乌七八糟的革命书籍。他的一个嘴角叼着雪茄，另一个嘴角露出他特有的笑容。
“愚蠢！”他的整个手掌突然拍打在书上，“我只相信唯一严肃的革命，这就是警察的革命！”
“没错！”罗德里格斯说完，大笑。
“愚蠢。”迪亚兹轻声对他说。他的话里其实也没别的意思，他平常也这么说。但现在他看起来是生气了，如果能从他身上看到点儿什么的话。
还有一次——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场合了——他突然说：
“如果我们这些警察联合起来的话，世界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对他说：
“我们就是联合在一起的，不是吗？”
“不只是在我们国家，而是在整个世界上！”他继续唠叨着。
“你的意思是，”我问他，“在所有的国家吗？”
“没错。”迪亚兹说。他悠然地跷起二郎腿，在扶手椅里摇晃着他那有点儿粗短的上身，雪茄散发出的神秘烟雾笼罩着他那平滑而又油光发亮的脸。时间已是下午，我们正在休息，我感觉气氛还不错。人在这个时候总喜欢聊上几句，哪怕是跟自己的上司。
“你的意思是，敌对国家的警察也要联合起来？”我继续探问道。
他抬起自己的手指头：
“警察，”他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是敌人。”不管这个下午是多么美好，我都无法从他嘴里再掏出更多的东西。
我到最后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的思想。今天我更倾向于接受一个假设：是的。人应该相信某种东西，才能成为他那样卑鄙的人。不管怎么说，他经常谈到这一点。他说话从来不是完全认真的，他总是喜欢用一语双关的方式说话，但我当警察也没白当，不会不理解他话里的含义。
只是，这对我起不了多大的帮助作用。事实上，当时我已有好多次发觉自己说话结巴。有些时候，我说话时还掺进一些愚蠢的词汇，比如：“那个什么”、“总之”、“我怎么说呢”等类似的词汇，而我其实从来就没有这种习惯。要是有的话该有多好啊！你们设想一下：一个说话结巴的警察，尴尬地用手比比划划，咕哝着半个单词。我很快改了这个习惯。在这个时候，我倒是希望我仅仅是头痛。
对了，后来很快就搞清楚了——罗德里格斯从那本书里学到了什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尊小雕塑。雕塑很小，大概有十到十五厘米高，只有镇纸那么大，但上面的一切都能看清楚，清晰而又真切。从此，这个小雕塑就一直摆在罗德里格斯的桌上。很快，小雕塑的复制品也做好了：这可不是模型，而是和真人一般大，足有一米五高。罗德里格斯让助手把它放置在隔壁办公室。这个人是他从军士中给自己找来的，他的挑选很好。可以说，谁要是看一眼他那张猴脸的话，谁的疑虑就会烟消云散，这绝对是真的。此外，他沉默寡言，如同鲨鱼；随时候命，如同驯化了的黑猩猩。他的军服衬衣的领口总是敞开着，袖子一直卷到毛茸茸的胳膊肘上。汗液、白酒和各种污垢使他身上散发着恶臭。那个房间成了他们的领地。罗德里格斯称之为：“我的雕塑室”。
我不愿意说这方面的事情，但无法回避。要说我感兴趣，那可就见鬼了。我从来也没有感兴趣过。而现在他们一直在盘问这件事。他们就是调查我的法官们。那个破烂的房间我都是绕着走的，但我的解释是徒然的。“这么说，”法官从审讯台上冲我大喊，“您是说，您不知道这个被称为雕塑室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那鬼家伙说。“检察官先生，我只是说我没去过那个房间。”“是吗？”他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证人奎因提埃罗斯声称，他多次在这个被称为雕塑室的房间里看到过您，您对此有什么话要说？”哦，如果那位证人先生是亲眼所见的话，我显然是去过那个房间的。真是一伙聪明透顶的人啊！是否去过那里，或者没去过，现在似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码事了。但是，我能等来什么呢？慷慨？不过，他们已经不错了，起码允许我在牢房里写东西。这样的事，我们从来没有被允许过。这是违反规定的。
简言之，我说过，罗德里格斯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个雕塑。是一个雕塑家给他做的，他是一名囚犯。我们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囚犯，怎么能碰巧没有雕塑家呢？顺便提一下，这个雕塑家不是真正的雕塑家，而是刻墓碑的师傅。不过，他做得倒还不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是用木头和某种合成材料做成的。雕塑由底座和底座上面的两个叉子形支架组成。两个叉子支撑着一根木棍。木棍支撑着一个小人儿，并从小人儿弯曲的膝盖和用手铐铐在膝盖前的手腕之间穿过。说真的，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拼凑之物。迪亚兹不怀好意地看着。
“哎呀，这是什么东西？”他问道。
“这个？博格尔秋千[1]。”罗德里格斯说。看得出，他非常喜欢它。
“博格尔？”迪亚兹挑剔地问，“什么是博格尔？”
“发明它的那个家伙的名字。”罗德里格斯解释道。他用食指弹了一下小玩偶的头，小玩偶朝这边翻了几个跟头，然后——在玩偶的动力减弱之后——它只能在木棍上头冲下摇摆着。玩偶的大腿、雕刻粗糙的屁股清晰可见，当然还有夹在中间的那个东西。这是一个男玩偶，要想夸奖罗德里格斯就请这么说吧。“这里的这个部分，”他用手指在玩偶上方画了一个小圆圈，“变自由了。你可以和它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他抬头望着迪亚兹，咧开嘴笑。我仿佛不在现场一样。好幸运，因为要不然的话，我说起话来肯定又要结巴了。对一个人来说，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要不，”罗德里格斯接着说，“你蹲到这里来，对着他的脸，想问他什么就问什么。”
迪亚兹不知咕哝着什么。他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在思考问题或者对什么东西不喜欢时，他就习惯如此。在他感到震惊的那一天，整个上午他都是踱来踱去。到最后，我都头晕了。
后来，他把一条大腿搭在罗德里格斯的桌子上。
“你要这破玩意儿干什么？”他以父亲般的口吻问他，“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只要你按一下按钮，打开电源就能玩。现在，整个世界都在使用这个。干净又舒适。这对你来说不好吗？”
不好，这对他不好。罗德里格斯不是机械化的信徒。
“它与人，”罗德里格斯说，“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要这东西干什么？”迪亚兹问道。
但是，罗德里格斯不能说服他。罗德里格斯有自己的信念。他是受过教育的人，凡是他感兴趣的东西，他就一定要搞懂。“机械有机械的麻烦。”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机械装置。人们甚至可以给它们穿上白大褂，就像工程师和医生那样。这种间接性就如同人们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电话处理事务一样。接电话的人情绪很好，可打电话的人看不见。”“然而，”罗德里格斯说，“这就是影响力的奥秘。”
我说过：我不愿意谈这方面的事。当时，我也什么都没说。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是，我还是新来的小伙子。再说了，我害怕结巴，害怕说那些虚词。罗德里格斯出房间去检查工作进展——在那边，工匠已经做好了支架。只有在这时，我才把自己的看法告诉迪亚兹。
我说：
“猪！”
“说得对。”迪亚兹肯定地点了点头，愉快地让木偶旋转起来，“猪。老鼠。吸血虫。”
他沉默不语。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不语。那个可怜的玩偶一动不动地垂在我们中间，头朝下。
“你，”他突然抬起眼睛看我，“害怕什么，小男孩？”迪亚兹看人时让人不舒服，而他有着冷静的、深棕色的眼睛，却什么也没让它们干。我的意思是，他不闭眼，不让眼睛闪烁光芒，不凝视，只会简单地看，而且让人不舒服。
“我？”我问，“我没害怕。只是，那个……我们谈得有点儿远了。”
“远，远。”他不住地点头，“可我们的事情就在远处。”他补充说。
“当然，当然。”我这么说，“只是，啊……怎么说呢……总之，我其实是在想啊，我们在这里是为法律服务。”
“为权力，小男孩。”迪亚兹纠正了我的说法。我的头开始痛了起来。有趣的是，其实是迪亚兹使我头痛的，而不是罗德里格斯。
我对他说：
“我一直以为，两者是一码事。”
“啊，是的。”迪亚兹没有同我争论，“只是，次序不允许忘记。”
我问：
“什么次序？”
“权力在先，法律在后。”迪亚兹平静地说，脸上挂着他那独特的笑容。
我们就这样站着，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是逮捕恩里克·萨利纳斯呢，还是仅仅监视他，以等待时机。
不。
我的脑海里，许多事情现在已经慢慢地纠缠并交织在一起：作为侦探的我手中保留的部分侦查线索；审问；恩里克的日记；以口供不足为借口，我同他和年迈的老萨利纳斯——一个坚守到最后的老狐狸的长篇谈话；他们俩在监狱里的聊天录音；最后还有我对所有这一切的种种不成熟的想法。千头万绪，盘根错节，这让我担心，我的讲述将比当初想象的要困难一些。
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是打开了恩里克的档案袋。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情况。在刑事记录里，他作为抽象的资料出现。我们也知道，他迟早要亲自出场。我们不谈他——没什么好谈的，我们只是知道而已。我们耐心地等待着，不去想我们正在等待。我说过，那时候我们有许多事情。必须阻止暗杀事件。至于他的案子是否正巧就是暗杀事件的组成部分，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码事。登记在册的人迟早会成为怀疑对象，这里没有争议可言。这是确定的事实，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在牢房里写作一样，只是……我们不说这个了。我的判决还没有下来，如果下来了，他们也会给我留出一点时间。如果不能留出更多的时间，那至少应该留到上诉为止。我知道这种事情是个什么流程。
总之，我们的资料库已经知道，恩里克迟早会干坏事的。他的命运在我们这里已经决定了。然而，他自己还没有做出决定。他犹豫着，拖延着时间。他在街上徜徉或者写日记；他开着两人座的阿尔法·罗密欧轿车兜风，找朋友玩；或者同一只毛茸茸的小猫一起躺在被窝里睡觉，如果他正巧有兴致的话。恩里克·萨利纳斯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在我们的眼里，他的长发、短髭和小胡须使他变得非常可疑。他沉思，跑来跑去，谈恋爱。他在家里待的时间少。玛丽娅站在窗边等着他。这并不是说萨利纳斯宫殿的十八层能看到许多东西。从这里往外看，大弯道上车水马龙，如同蚂蚁般繁忙。然而，玛丽娅——玛丽娅·萨利纳斯，恩里克的母亲——那时候在窗边度过了她所有的时光。
萨利纳斯在那里找到了她，他从办公室回来后，跑遍家里富丽堂皇的各个房间寻找玛丽娅。他一言不发地站在她的身后。
“我害怕。”过了一会儿，他听见玛丽娅说。
“我们没有理由害怕，玛丽娅。”他回答道。他们都沉默不语。
“海尔南德兹失踪了。马尔迪诺被处决了。薇拉从家里被带走了。”玛丽娅列举着，压根儿没有转身。
“我们和那些被带走的人不一样。”萨利纳斯搂住她的肩膀。
玛丽娅有点儿平静下来。萨利纳斯的肩膀散发着力量。力量、优势和安全。这个萨利纳斯是个狡猾的老狐狸，但你们别以为他有多老。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他五十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最好的年龄。
“你看！”他又听到玛丽娅紧张的声音，“费德里戈，往那边看！”她指着街道。在那里可以看到一辆黑色豪华轿车，这是一辆封闭的轿车，是我们科的一辆轿车。那时，我们在大弯道上突然有任务要执行。
“离开窗户到这里来，玛丽娅！”萨利纳斯果断地说。
别以为这些谈话是我想出来的。我当然不在那里，怎么能在那里呢？不过，他们来过我这里。我看见了他们，也听见他们说话。我盯着他们，审问了他们。我负责记录他们的口供。直到后来，这些庭审记录突然就开始指引我了。
我们也审讯了玛丽娅，怎能不审讯她呢？这实际上是迪亚兹的愿望。我表示抗议，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意义。迪亚兹却坚持要这么做，这样我才审讯了她。我审讯了一次，后来依迪亚兹的愿望，又审讯了几次。玛丽娅是个漂亮的女人，苗条，整洁，优雅。她的头发是深色的，没有染过，这是有原因的。她头上几根闪亮的白发为她增添了光彩。玛丽娅四十八岁了，但仍是那样的勾人魂魄，如果我撒谎的话，让我变成什么都行。多么美丽的眼睛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就像苍蝇爬在纸上。我时不时感觉到，是她在审问我，而不是相反。随后，我就在这双眼睛里觉察到了恐惧。即使我还不能平静，但这至少恢复了我们之间的秩序。不，如果这样的妇人恐惧的话，是会吓着人的。
我们不可能从她身上得到任何东西，这一点我们所有的人都清楚。我不喜欢没有意义的工作。我也把这个告诉了迪亚兹，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
我对他说：
“这没有意义。我宁愿把这个妇人从案件中排除出去。”
“不行，她会受到伤害的。”他点头示意。这时候，迪亚兹能变得很风趣。当时，我把这句话只看作是他的风趣。然而，他并非这样的人——我说过，我是新来的小伙子，还不可能对我们工作中所有的微妙之处了如指掌。玛丽娅·萨利纳斯必须活着，她才能够哀悼，才能够对我们的新闻进行诽谤。在这盘棋中，每个人都要扮演自己的角色，而这就是她的角色。于是，我们关照她，就像是关照彩蛋一样。她参加了形式上的审讯，我们提问时彬彬有礼，即便是等待庭审时也不想让她受到伤害。这些审讯就像是一趟一趟地跑诊所。每次审讯，都有厚厚的记录本作证。这类事情是重要的，我们所走的程序具有毫无挑剔的合法性。
我与萨利纳斯已经可以像拉家常那样交谈了。过了一段时间——在我们已经可以把他的案子视为结案之后，我成功地赢得了他的信任。后来，他对于这些交谈也感到很高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时候他可以回想起他曾经喜欢过的东西。通过回忆，可以重温生命中的某些片段，也可以去玩味自己的厄运。只是我可能已经忘记了，我究竟是谁，而且——既然案子已经审结——我是作为忠实的证人在倾听他的讲述，就像虔诚的学徒那样。
其实，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谈论什么，甚至比我自己在现场时还要清楚。
“费德里戈……这还会持续多长时间？……”玛丽娅问。
“不言而喻，现在是紧急状态。”萨利纳斯说。他已经有点儿厌倦了。他已经说了一百遍，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再说一百遍。他点燃一支香烟。萨利纳斯吸的香烟带着香味，不管买什么他都青睐名牌。他还能允许自己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