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实录”还没有成为皇帝编年事迹的专称，如唐李翱记载其先祖事迹的着作即称《皇祖实录》，随着皇权的增强，“实录”就成为帝王史书的专称了。唐朝开始，宰相亲撰“时政记”，每当新君即位，都要下令让国史馆根据前朝皇帝的起居注、前朝宰相的时政记等材料加以汇总，纂修一部前一朝皇帝的编年史长编，也就是实录。
以后，实录的编制成为定制，宋、辽、金、元、明、清各朝相沿因袭。宋朝修实录特别发达，国家专门设立实录院从事此事，宋各朝实录，现都历历可考。
历朝修撰实录前，一般还撰录日历作为基础，如宋朝还特别设立日历所专司编修日历。日历汇总时政记、起居注及诸司关报，系以日、月，诠次排列，在此基础上，再编成实录。实录修成之后，一般要将草稿全部焚毁，只留下定本，据说这是为了保证参加编修者能排除顾虑，直笔详书而定下的措施。
实录年经月纬，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将重要事件分别归属，内容十分繁富，凡是各种政治设施、军事行动、经济措施、自然灾祥、社会情况等都详细记载，同时对诏令奏议、百司重要案牍，乃至大臣生平事迹，也大都选载。
“实录”虽然号称“据实详录”，但中间也常有曲笔讳饰之处，有时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还可重修过去的实录，将史事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加以删改。但由于它基本根据档案材料编撰，所以史料价值比一般杂史、野史记录要高，历来为史学家们所重视。
据统计，历代实录共有116部，但绝大多数己亡佚，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实录，是唐代韩愈的《顺宗实录》，宋代也仅存《太宗实录》残本。至于整个朝代的实录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只有《明实录》和《清实录》。
趣味链接：雍正想在《实录》中美化自己
清朝雍正皇帝胤禛，是康熙帝的第四子。他”少年无赖，好饮酒击剑”，加上性格喜怒无常，因此康熙帝不大喜欢他。康熙帝曾说过：”四子性格喜怒不定。”这句话在康熙四十九年的《实录》中也载了上去，这对胤禛是很大贬责，关系到他今后的政治命运，他感到很是不安。
后来胤禛取得帝位后，仍对这句话耿耿于怀。有一次他对实录馆总裁张廷玉说：我少年时性格不大好，皇父曾责我“喜怒不定”。但我后来改正了，况且现在我登大位，这“喜怒不定”四字，关系到我一生大事，你可在今后实录中再写上去，说我现在言行非常小心，一喜一怒是慎之又慎。雍正帝此言是想在自己一朝的《实录》中美化自己。
015方志，记录某一地的综合性百科全书
方志，又叫地方志，是一种系统、全面地记载某一地方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着作，因此方志可看作是有关一地的“百科全书”。此外，专门记载名山大川、城池都邑、寺庙宫观、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的书籍，也可以归入此类之中。按传统的分类法，此类书籍归史部。
我国方志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关于方域、山川、土质、物产、贡赋等的记载。着名的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则记录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山川、古迹等，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都已具备方志的特点。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方志的形成阶段，当时，无论是体例内容，方志皆属地理书，其称谓亦多为地志、地记。现存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方志书《越绝书》（相传为东汉袁康所撰），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隋唐两朝，图经盛行，以志、记为名的方志书也发展起来。宋代，以记地为主的方志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至此方志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明代的方志又有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全国有一统志，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各多次修志。此外还出现了更小行政区划的乡村镇志、里坊志，专门行政（或军事、经济）单位的志书，如卫所司志、边关志、盐井志等，也属此类。
清代是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清末又新出现乡土志。与清代相比，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规模要小得多，体例多数亦沿袭旧志，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注意记载农工商业的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面貌，还增加了各种统计图表等等。
016类书，辑录各门类资料的工具性书籍
类书是我国古代辑录各种门类或某一门类资料的工具性书籍，大体相当于现代的百科全书。由于内容广阔，博采群书，分类编辑而成，所以得名。
类书分若干部（如天文、地理、职官、帝王、服饰等），下设若干子目（如“天”部之下，又细分日、月、星、云、雾、雨、雷等）。每个子目下都有依次罗列的古书中的各种资料。
我国的类书起源很早，最早的正规类书，是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220）命王象等人编纂的《皇览》，分40余部，每部数十篇，共800余万字。此后，编纂类书蔚然成风，如南北朝时的《古今注》（崔豹纂）、《集林》（刘义庆纂）、《四部要略》（萧子良纂）、《类苑》（刘孝标纂）等，可惜多已失传。
唐宋以后，官方编纂类书成为惯例，着名的有所谓“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明清两代类书的特点是规模宏大，其中最着名的两部是《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为我国古代类书之最。
值得一提的是，官方编纂类书一般都是在开国之初，这与在政治上拉拢、安抚前朝旧臣有很大关系；士大夫往往有“编书情结”，朝廷则正好将这些影响颇大的饱学之士收罗在自己身旁，为己所用。
据统计，我国古代类书从三国至清末，见于记载的约有600余种，现存的在300种以上。
017丛书，汇辑许多种书而成的书籍
丛书是汇辑许多种书而成的书。“丛”即“汇聚”、“聚集”的意思，丛书即“丛聚之书”。丛书又有“丛刻”、“丛刊”、“丛稿”、“文库”等称谓，而每套书丛书又必须有自己的名字。丛书名可以明确标示“丛书”字样，如《四部丛刊》；也可以不明确标示，如《四部备要》。
丛书一般至少要汇辑两种图书，超大型的丛书则有汇辑数千种之多的。丛书中所包含的单种图书旧称“子目”，它必须具有图书的相对完整性。
我国现今发现最早的丛书，是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编刻的《儒学警悟》，收宋人着作六种。
编刻的丛书在清代最为兴盛，除了官修的《四库全书》外，私家汇刻的各种丛书也极其丰富，专门性的丛书如《十三经注疏》、《宋六十名家词》等；综合性的丛书如《知不足斋丛书》等；以区域划分的丛书如《畿辅丛书》、《安徽丛书》等；以朝代为限的丛书如《汉魏丛书》、《唐宋丛书》等；以个人着作汇编而成的丛书如《船山遗书》、《章氏遗书》等。
到了民国时，汇刻的古籍丛书仍然很多，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等。
丛书有其绝佳的好处，首先它给学者提供了阅览的方便，另外使很多古籍善本得以完存。目前，我国尚存的各类古籍丛书有2790多种，历经岁月洗礼，弥足珍贵，为后人研究古典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史学着作
001《国语》，国别体记言史书
《国语》为国别体史书，大致成书于战国初年，又称之为《春秋外传》，和作为《春秋内传》的《左传》并列，两书互为表里，互相参证。
《国语》的作者至今学界多有争论，现在还没有形成定论。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撰，现一般认为是先秦史家编纂各国史料而成。所记为当时的人物、事迹以及言论，因为涉及教诲的内容，而且偏重言辞，故称“语”，是所谓的“记言”之书。
全书共2l卷，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晋语》最多。其所记史事上自西周穆王征犬戎，下至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约五百年的历史，以记言为主，兼以记事，通过上层统治阶级士大夫的言论、辩论来反映历史事件，探讨兴衰治乱之根源。
《国语》的思想比较复杂。它重在纪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
《国语》有较浓重的神秘色彩，遇事求神问卜，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重视人民在江山社稷中的作用；且述事情节每多虚构，如骊姬夜半而泣进谗言，显然是作者援情虚构，却成功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
《国语》叙述史论结合，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进步，且其记叙涉及边远地区，也记载了诸如经济、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可补《左传》之阙。司马迁写作《史记》时，亦曾大量取材于此书。
002《左传》是怎样解说《春秋》的
《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和《左氏春秋》。是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也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它使《春秋》的纲目详细化，成为一部详赡的编年体史着。
相传《左传》为春秋末年鲁国盲史官左丘明所作，实际上成书于战国中期。该书广泛采录了当时的各种文献，且以左丘明口头进述的史事为主体，故成书时最后编定者便以左氏主名。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4），记录了269年的历史。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主要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道德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充分表现了各国之间道德、仁义、诚信、礼仪、智慧、胆识、勇力等方面的较量，气势恢弘，群星灿烂。
尤其是“社稷无常俸，君臣无常位”的历史观和对于“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由舜所倡导的五教的标榜，都对后世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左传》注本主要是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唐时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均采用杜注。
趣味链接：董狐之笔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位史官。晋灵公无知骄横，大夫赵穿刺杀晋灵公，国相赵盾没出国境便赶回来主持国政。
对这一事件，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
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自然该由你承担。”赵盾无可奈何，长叹道：“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这段史实，载于《左传·宣公二年》。孔子称赞董狐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越境乃免”的意思是说，赵盾逃出晋国国境，不再回来，就无须承担弑君之责。董狐身为史官，尊重客观事实，直书其事，是史官的责任。赵盾国柄在握，操其生杀之权，董狐并未因此而阿附，其不畏死的精神，确实令人赞叹，但若无史官实录的优良传统和赵盾的大度宽容，其结果恐怕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直书其事而无隐，赞为“董狐之笔”。
003《战国策》，记录战国历史最完整的着作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着作。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最初并不是要编成一部史书，而是要给当时的热门职业谋臣策士提供一部学习手册，供人揣摩学习。这种手册主要是汇编各种书策说辞，而且当时不只一部。到西汉成帝时，刘向依据国别，再略按时间次序，把这些书策说辞编成33篇，共460章。全书共有12国策，即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策，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为叙事体，着重记述战国纵横家的言论和行动，表现他们的才能和辩智，宣扬士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开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之先河，是一部典型的“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策》有着较高的思想性和文学成就。比如，反映了民本思想，一些文章表现出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如“赵威后问齐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认为“苟无民，何以有君？”同时，还对那些残害百姓、杀戮忠良、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予以无情地揭露，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
另外，《战国策》记录了许多嘉言善行，虽主要是对某些统治者的规劝，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还有，对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国君，《战国策》给予充分肯定。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清初学者陆陇其称《战国策》“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
004二十四史包括哪些史书
“二十四史”是我国一套珍贵的历史巨着，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菜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昀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二十四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2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可以说是中国的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编年大史”。
“二十四史”称法有其形成的历史。三国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薛居正《旧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
1920年，柯劭态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005《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