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在门外等。我、贺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如同贺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与宋峻和其他我连名字也记不全的男子们。冥冥中总是一个三角，贺叔叔永固在那个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谁都不应负其责任。
我和他等着门外的父亲走开。似乎一切只待他走开就会发生。他感觉到我爸爸是我和他关系和辈分的坐标。
一定觉出什么蹊跷，我爸爸走走又回来，还在想那灯自燃自灭是怎么了。他绝不会想到贺一骑也会金屋藏娇。贺一骑一生没被人捉住实实的把柄，对那个乡村女子他从来不给你比捕风捉影更多的线索。我爸爸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念头也不会闪过如此场景：一个头发披散、套着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贺一骑单独锁在房里。他眼睁睁看着灯熄去。他断断不会想到贺一骑浴袍里的女人是他女儿。
倘若这时门突然被打开，我爸爸会失去他女儿，却再不需负疚。那一耳光打对了，只不过早打了十多年。所有发生的都有逻辑和来由，只不过顺序有些颠倒。
谁来打开这门？
当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亲合谋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贺叔叔。其实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样阔步走过去，“哗”地将门敞开说：这丫头在我这儿洗了个澡。他完全能这样混过去，完全不惊动这个父亲的疑心，假如他没有那刹那的惊慌把灯熄掉。是什么导致了他这个熄灯的动作？
多么奥妙。
对于我的保护和爱惜。对他自己的保护和爱惜。多年来的那个企图盘桓在他高尚的灵肉深处。我看着我多年来倾慕的这个男子，无意间迸出一个熄灯的小动作，一贯的高尚中迸出这一星点卑琐和虚伪。再也动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门。
贺叔叔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让我和他进一步潜伏。
这是旅馆服务员送开水的时间。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换上两只盛着鲜开水的暖瓶。向来不先敲门，当你听见哗啦啦一大串钥匙声响，人与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着。
三个人还是这样站成个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务员突至，门被突然撞开，让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释。
我在这当口忆起了一个村姑。是在贺叔叔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同两个年轻女人一块儿，另外两个背着半岁的孩子。他们仨一同用那样的眼睛看着我。就是女区委书记问我“你是谁”的那样的眼睛。两个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迟迟不放过我。我觉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这个女子并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征那个女子。圆滚滚的肩膀，无拘束的乳房和腰身，总是微张的嘴，滚烫的脸色。她一定是这样子，这形状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务员也怠工。剩下的男女还不敢动。灯也不敢亮。他慢慢走过来。
乡村女子敞开胸怀，反正灯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发现她很娴熟。年轻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粮票，现在他接受她的偿还。
什么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仅仅要乞得一份薪俸。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车、医疗保险。每一个在电话中向你兜售某种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个按你门铃来向你推行某种信仰或每一个在大马路上发给你免费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试用一下新型洗发露或者上来拦住你向你赔尽笑脸让你救救远在非洲的孩子。谁和谁不是乞与施的关系呢。贺叔叔觉得我在行乞，也觉得我在施舍。这乞丐的骄子，最是通晓其中的人情。
他并不是向我走来。他走过我，关上窗，小声说他怕我着凉。太危险了，白浴衣里面就是那个女乞丐。
这一时间，我爱他爱得只想死去了。爱从恨中腾空而起，带着恨的力量。我愿拿一切来换他的一个真切的拥抱和亲吻。一切都不抵他那只残手的抚摸。我爱这个早就能毁我却不愿毁的男人。所有的意愿和意志，都在这“不毁”中。
在那之后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爱。不久，我们恬淡地谈起离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里，怎样也搜寻不出来。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体的哪个角落。
我仍是不时去贺叔叔那儿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层小楼。是待遇。又有了卧车。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谈风云或风月。我渐渐也是重要谈客之一，在有人对金斯伯格或德库宁起劲的时候，我会不男不女地指手画脚、同人辩论，我会玩世不恭地笑。却在某一刻，回首或抬头，我发现贺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见我的指手画脚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识至极的看。他只看见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最迟是瓜棚中的十八岁。只看见清气逼人和不知何来的一点儿野蛮。他也就纯情和年轻了。隔着许许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温温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这样的表达了。
没有，我爸爸病了一年，医生勒令他停笔。
再拿起笔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对这部巨著无精打采了。出版社总编、杂志和报纸。包括我爸爸和贺叔叔，像是错过了时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个年轻作家爆冷门的时代。都像当年贺一骑出版《紫槐》时那样年轻。英气勃发，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们了。
对于我爸爸和贺叔叔的这部重大合作，他们不断挑剔，提出修改建议。它足够我爸爸干到死。越写不完，我爸爸越是负疚，似乎是他延误了贺一骑的再次成功。有时我和已成了我继母的女生交换一个眼色：他坐在饭桌边背诵他写的一些自认为精彩的句子——他忘了这些句子他已对我们诵过许多遍了。他已用尽了才华，只靠还愿或还债的单纯愿望在拼凑字句。每一笔画都生生被挤压出来，偶尔挤压出一两个好句子，他念念不忘，以它们鼓舞自己，去继续挤压自己直至他或作品完结。一写八年，那一巴掌残留在他人格上的污渍，他只能这样去揩。友情只能这样存在下去，带着深沉的破裂，带着还清和不可能还清的债务。我爸爸盼望他和贺叔叔两清的那天：他忍受裂痕，却不必再忍受那淡淡的无耻。
也许很早很早，十一岁的我，在午夜的火车上，就有个秘密心愿。它那么秘密，连我自己都给它瞒住：若是贺叔叔在我这儿犯了罪过，我爸爸就得救了。
不知道。即便是，我也无意识，勾引这词在中文中太反派了。
勾引，中文里它亦太单薄。最美的事物都不应单薄，都拌掺一点邪恶。否则美得不过瘾。麦当娜的歌，海洛因。爱情也一样，深度和力度是从爱的负面来的，是从爱的阴影中来的。我爱贺叔叔，因为我恨得无力了。
也许。
你可以这样推测。
所有我做的，都根植于你们所称的“恋父情结”。
对舒茨？不恨。记得我讲过，我不恨绝大多数人。谁配你的恨？只是小小要挟，撕毁推荐信，半强迫式的第一次和我做爱。真的不恨。噜噜苏苏要我吃多种维生素，在日历上圈下我的生日的这个老舒茨。他对我背地里奔忙，欲离开他统治的亚洲语言系只是哀伤地一笑。我感谢他的诚实和勇敢，把和他已形成血肉联系的妻子一点点摘除。他和我并排躺在床上，觉得我刚才的激情很可疑。他可能察觉到我是借了那股激情，而他是某种顶替。因为我从未那样主动过。从不那样，狠狠的。我冒出几个不清晰的字，他猜可能是“我爱你”之类。可能还从我大睁的眼睛里，他连自己的影子也找不见。他怀疑到他从头到尾在顶替，感谢他什么也不问。婚姻本来是对爱情的顶替啊。
我又多占你的时间了吧？
谢谢。它是舒茨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是我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其他我都是从旧货店买的。逛旧货店很有趣。
想想每件衣服里藏的故事！不过我主要为省钱。
他们不一样。他们太年轻、太新，想旧些，反主流些。
谢谢。晚安。请留步。
能不能行我一个方便，把就诊改到明天？
没什么，我就想去湖边走走。
公用电话。一个人。
没关系，就是冲雨来的。
担心我往湖里跳？绝对不会。从我看了《读者文摘》上的那篇文章——两个人和一帮警察怎样把那个爬到高速公路桥上要往下跳的男人劝下来之后，我觉得自杀很可能是件滑稽的事。没读吗？那个高高大大的男人是因为生日没接到任何“生日快乐”的电话而做出自杀决定的，他悬在半空，悲痛地哭着说：连我的祖母都没有打电话说“生日快乐”。很悬，自杀到一半被人劝住了。所以你别担心，因为我开始想自杀究竟有多少庄严的成分，多少作态，多少出丑。
你也听得见雨声？是雨点砸在电话亭上的声音。
我需要想一些问题。
比如？比如要不要接受舒茨的求婚。还是告他。他和我是以性骚扰开始的。告他对我不利，对他也不利，但是尊重事实。他手里现在还握着一个讲师的空缺，但他要等我全面接受了他才把它给我。把这个被几十个人紧盯的空缺给我，他必将失人心，必将承受更大的声誉和人格的损失。我得到了暗示，他的牺牲应有价值，应有实在的等值的回报。
我需要好好地想，在一个人也没有的雨天里。
像任何地方一样，系里有政治，有宗派，我得小心。舒茨一直很小心，除了那次在游艇上。
报上的统计数字：一个年薪三万的职位平均是十五人在竞争。另一个统计：平均十个女学生中，有三个或更多以隐瞒性骚扰而获得高分数。
所以我要想，以免在突然被问到时出来个意外回答。学校在女学生和女教师中做性骚扰的统计。是替一家杂志做的。
我不知我到时脱口会讲出什么。
那，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