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了！
都好吗？
我想到要截止就诊。一阵子，我觉得还不行，什么还是耿耿于怀。
挺好，谢谢！加州很美！时间太短了，一直忙着问路。
中间有个间断。先不去理它——1974年了。
我爸爸回到了城里。我讲过这段吗？
他回来了，黑瘦，更驼背了，奇怪的爽朗健谈。在旅馆的楼梯上就能听见他打电话的嗓音，在电话上哈哈大笑。很不是个将功赎罪的态度。问他这四年在“五七”干校怎么过的，他一脸的“想不起来”，然后他说，过得去！这四年似乎在他生命中空掉一块似的，如同他替贺叔叔写书的四年，形成一个空白。
我们在旅馆住到第二个月，隔壁的套间搬来了另一家。一天我爸爸正在大声谈笑，邻居的门砰地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粗壮的女人站在我们的门口。她门也没敲，拧了门把就进来。我爸爸的笑马上被堵塞。我也顿住阅读，看着她。这女人的脸在我记忆中浮上水面。女人直直走向我爸爸。
我爸爸身体做了半个欢迎姿势。于是这做到一半的迎候便有点像躲揍。
女人在离我爸爸不足一米的方位站住，对他说：噢，是你啊！音调是冤家路窄的。
我看着女人的方脸宽额，牙齿给烟熏得微黄，眉毛细淡，褪色褪成灰黄两弯，在愤怒和冲动时拱成两条微红的肉棱。她穿一身铁灰，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
她一伸臂拿起桌上的半杯茶，利索地泼在我爸爸写到一半的稿纸上。我爸爸看着，什么抗议也没有。她边动作边说：老贺没听错！昨晚上楼他就听出你来了。还整不整他？还上台去划清界限，打个大耳光啊！他就在你隔壁！
我和我父亲彻底记起了这位女县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升任了地区副书记。是她上面下面地找人，把贺叔叔从瓜棚里弄回城里。说是要长期治病。省城到处有这类没名分的前首长、前作家、前著名演员。他们都暂栖某隅，递状子，申诉，等候“落实政策”。就是复职，恢复名誉。
我爸爸看着泡了一夜的茶成了乌红的汁在稿面上汪着，纵横流淌着，墨迹漂浮起来，字句融开了。他有一瞬间想把那成就一半的电影剧本捞出来，但他估计女书记看着这番决堤和毁坏会心里好过，手就那样猛一提，又空着放下。反正毁的都毁了。
我也没有劝阻的意思。动也不想动。我爸爸需要这一下子，他从此真的就完成了负疚的苦旅。这一下子可以偿清他的债务了。
我不动，也因为她是贺叔叔的妻子。在此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面，还是多年前。只记得她很严峻地同艺术家协会的人照面、点头。她的表情告诉你：所有叫作艺术家的都是供人民消遣的，都是闲情逸致甚至闲散无聊的。
她一只手架在腰上，两根眉毛还是两条红红的肉棱。她说，你晓不晓得，没有贺一骑你早就是“敌我矛盾”了！他多少次去找省委的人谈话，你知道吗？凭你这种家庭成分、本人表现，你反党言论够装三本长篇小说了！不是贺一骑救你，你八个右派帽子都戴上了！你有良心吗？狗还有良心哩！女书记嘴里一个词哑在那儿，是集市上，或街巷里女人的词儿。她及时让它哑在舌尖上，牙齿和嘴唇已把它的形状轧压出来。
我爸爸问：老贺现在怎么样？
我看得出他问完就后悔了。他总是留心贺一骑的各种消息。贺一骑在流放时期的履历，我爸爸搜集的那份最详尽完整。这样一问，女书记主持公道的情绪全被刺激起来。
她说：他怎么样？！她被冷笑弄得寒噤连串，意思告诉我爸爸：你也配问？！她眉毛上的血气迅速顺鼻梁下移，鼻子全红起来。形状不错的大眼睛汪起泪，又说，他一身的病，又残废了——他怎么样？！十三岁参加革命，扔下讨饭棍就扛枪打日本！末了给你这种人整！你这种人跟他“反戈”、“划清”！让大家看你跟他贺一骑没任何瓜葛了是吧？是嘛，人倒霉了嘛，谁敢和他有瓜葛？有权有势，才有交情两个字！看他给人踩在脚底下，你赶紧也去踩，踩得比哪个都狠！你不踩，怕人家来踩你。末了怎么样，该怎么踩你还怎么踩你！就你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家庭的孙子，你代他写书也好，打他嘴巴子也好，贺一骑还是贺一骑！
她把自己说得越来越愤怒，也越来越精神。她一边激昂陈词，一边在十六平方米的客厅里走动。碰到墙，又走回来，眼睛只看着她自己手指狠狠点的那个方位。那个方位就在她脚步的斜前方。好像她在追骂她脚边的一条狗。她就这样在区委副书记的办公室里布置政治学习，批评计划生育做得不彻底。她也是这样同贺叔叔吵嘴、教育儿子。她从这头到那头在我们父女眼前游行示威，我们俩紧抿嘴唇，歪着双脚站成个一模一样的受罪和无奈的姿势。
门口出现一个人。北方口音说：你在这干什么？！
是的。贺叔叔。
他一身毛料中山装，从来没见过他裤子上有那样的裤线，刀刃一样。他似乎偶然发现妻子身后的我爸爸。可以看出他心里瞬息的混乱。他脸上消失许久的酒窝出现了，接着，开放出很大一个笑容。他一声不响地奔进房里，穿过他的女区委书记，到达我爸爸面前。笑容在到达时才最后完成。
贺叔叔一向有非常好的笑容，我却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完整的笑的过程。
“嘿，你这家伙也住这儿！”
贺叔叔就这么欢叫的。他没有把手伸给我爸爸去握，而是一把掐住我爸爸的肩头。那残缺的中指，就这样到了我爸爸的直接感知之外。
后来我问过贺叔叔，那前前后后是不是一场戏——他和他妻子。他否认。说他的确早就知道我爸爸已回省里，他也在头天住进旅馆时听见我爸爸的嗓门了，他却不愿缓和。缓和了也会是假的。他在隔壁一直听着妻子的演讲，本不愿干涉，听她太过界限，他才不得不出面。一眼看见我爸爸，突然什么都过去了。他看见我爸爸眼里的愧怍完全是孩子式的。他们被磨砺得粗黑的脸，竟像孩子一样红了。
我爸爸笑得有些傻，也有些惊惧，微微缩着脖子。
女书记停在半路，看这两个四十八九的汉子怎么可以如此稀里糊涂地言和。她看我一眼，看我对这局势的评估。她忽然发现她不熟识我。女书记眯起大眼睛来看这二十来岁的女子。那种对一切外表美好的东西的固有轻视。她看这年轻女子的白衬衫束在墨绿底子带白雏菊的裙子里。裙子铺张开宽大的下摆。她心里对我的公然打扮惊奇也鄙薄极了。她想知道如此胆大的年轻女子是谁。居然不去看两个男人的好戏正演下去，她直冲我来了。
她问：你是谁啊？
她的逻辑重音放在“你”上：从下滑再上挑的第三声，鼻音为主，舌头紧挤上腭，造成口腔狭窄，使鼻音形成了强烈张力。它本身就充满怀疑和排斥。
你试试，这个中国字：你——
这套动作由鼻腔送出的气流和声音铸压成这样一个形状：你——
妙不妙？整个口腔器官的动作已具有大量潜语。
我怀疑“你”在我们的语言中，从最初最初，在先语言阶段，它就是用来指控的。它指出“你”是异类，是“我”的对立。“你”本身就含有相对“我”的敌意。“我”在称呼“你”时，是在接受你的敌意。在我们中国的古老戏剧舞台上，常见一个角色伸出两根手指大幅度抖震，指着另一个角色说：“你，你，你你你……”下面的词没有了。因为不必要了。这个“你”所具有的力度，所含的指控、谴责、排斥以及对于“你”所含的一切异己性的感叹，绝不是下面的词可以表达的。没有更准确更丰满的词填入那个省略。
因此，当贺叔叔的女书记说“你是谁啊”的时候，她不是真想知道这个“谁”。她当然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看一眼我和我父亲的脸容和神态，看一看我们时而出现的一模一样的痛苦站姿，就一目了然了。她只想让我听见这个“你”，因此她把发音过程让我听见（看见）了。它很完满。它是发言，不是提问。它本身是个疑问到解答的起承转合。
我正从衣柜里取毛衣，胳膊下夹了两本书，准备出去，让两个中年男人少些顾虑地表现他们的悲喜交集，表现破裂后重逢所特有的夸张。让他们去谈他们曾经的下棋、打猎和酒肉，小心避开谁欠谁的追究。墨绿底色开满白雏菊的裙子在我急促撤离时十分招展。女书记在此当口问我：“你是谁啊？”
她手背在身后，榆树叶儿形状的眼睛微眯。
我接受了“你”之中的敌意，说：你不认识我啦？
然后我转向我爸爸和贺叔叔，告辞。两个男人为他们意外中失而复得的友情正动心扉，眼睛温存地看看我，请我自便。我装着对所有因果毫不感兴趣。贺叔叔和我的正式重逢还没开始。
他对妻子说：你不认识了吧？你第一次见她时她才这么点儿。他叫我陪女书记出去逛逛，一些改卖大众食品的著名小吃店正在恢复。
女书记当然不会和我去逛逛。她尚未在新情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她必须主持每件事的是非，因此一件事突然没了是非令她非常失落。她倒是跟着我走到楼梯口，似乎刚刚醒悟，说，哦，是你呀！
貌似圆场，其实她早就确认了与我的对立。这对立可以把我爸爸排除在外。甚至怀疑她看出我与她最具体的对立点在哪里。一种气息，或说影响，是从她丈夫那儿来的，在我身上。不可能消散无痕。不可能否认：那个眼看我成长、参与了我的成长的男人。几乎每天在我头发上揉一揉，每天拍抚我脸颊，每天把目光投向我体内体外任何变化的那个男人，他的影响，他对我整一节子生命的参与不会不透露出来给他的妻子。她猜测，有份更内在的亲密在我和他之间。他对我的一回眸，一笑，一指点，就足够她去猜测。女人是很生物的，从本能上来说。那样不可言状的交流，她不可名状地意识到了。他与我的接近，他对我投来的每一束心爱和关切的目光都关系到我的成形。内心的和外形的我，是由于他给予的不寻常的欣赏而形成的。她意识到了，她却无法说。
我想我是被她的直觉识破了。
我们就那样站在楼梯口，交换最基本、最浅表的介绍语。我站在低两级的台阶上，让她保持领导势态。
你在上大学？
是，师大。
你插过队？
插过，在公社小学教过书。公社就推荐我上师大外文系了。
哦，那不错。
她打量我的装束。你这副德行他们也推荐你上大学？不是只推荐优秀知识青年吗？他们可真瞎了眼。你还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我微微含笑，猜想她心里大致说些什么。她教育我要对我爸爸的可耻行为有所认识，她一个手仍背在身后，另一个手一下一下狠点她脚边的一个目标，说，这就是你父亲的根子，资产阶级的意志薄弱加上机会主义。见风使舵。捞政治资本不惜出卖同志。
我想，她这些词汇可以对任何人而言，不是我爸爸。因为它们的抽象性，那种陈词滥调的政治性，就弄得它们越来越不沾我爸爸的边儿。她的愤慨和批判充满集体感，因此她愤慨的对象也可以是非具体、非个性的。她唯一没说到的是我爸爸的人格。他上台表演那一记耳光，揭露的恰是他人格中的薄弱处。
我听她讲下去，保持一个中立的微笑。我甚至觉得她有趣，不需要忍受她。她皮肤奇特地细腻，却无水分，嘴唇又红又润，由它们本身的运动所致。她让我千万要抵制我父亲的影响。还年轻，还有希望。
我看着这具女体，心想它也曾有青春。青春是在它的哪里终结的？从那嘴唇上。甚至还没有终结，顽固和绝望形成它的色泽。也一定是打这里起头。贺叔叔的嘴唇知道它们早先多汁。还是不错的。这副嘴唇也曾启开，无词在它们中间。多可贵的无词的嘴唇！它们也会迎奉，也会是盈满汁水的熟果子，等得要破裂。也曾有一些时刻，它们仅是享受的感官。年轻的贺叔叔一定不知道，它们将会像此刻这样运动，从它们中间泌出如此成套的官样语言；它们会发行出如此的铅印字句。年轻的贺叔叔只顾把自己盲目的嘴唇摸索到这副嘴唇上，揉搓它们，品尝它们，几十年前，它们滋味不错。
我微笑着，看着贺叔叔许多年前吻过的嘴唇。为之头晕眼花过的。
我是说真正的吻，恨不能把一个人的肉体和心灵都一同吸入。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叫吻。
对女书记我自然是要替我爸爸道歉，同时辩护几句。我说，他为这件事好痛苦。我又说，他并不是平白无故啊，他为别人奴役了四年，也是很委屈啊。
我说，她听。我的语气是冷静的，距离的。我正对着她的面孔说，四年哪——你想想——一个作家能有几个那样的四年？成熟和激情正好在那四年交会，然后就错过去，各走各的。我叫她阿姨，说，那四年我爸爸等于不存在。
她不全懂我在说什么。她觉得我身上有一丝我爸爸的怪诞，她得谅解。
我语气的距离和轻淡使她接受了它，接受了我温和的敌意，尽管敌意却风度良好。她叫我说下去。
我说，我爸爸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不是那种政治上的下作：仅仅为政治上避嫌，或政治上叛变。我爸爸那一下子，有他正直的道理。
她那应是两根眉毛的位置又拱动一下，红了，说：正直？
我忘了介绍，她脸的基本色调始终是红的。
我说我认为是正直。我爸爸那一记有正义的东西在里面。
她又说，正义？！她哼哼两声，大概是那种属于正面人物的冷笑。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你父亲可能会被看成一个正直的人。他可以隐藏他的卑鄙嘛。可惜“文革”给了所有人一个大舞台，谁都以为反正人人都在演，人人都在台上，台下没观众。结果这些人不知道，总有人在当观众。演过头的人，像你父亲，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