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在什么范围之内，代表公共意志的国家应该设法增加并补充投资诱导；在什么范围之内应该鼓励普通人的消费倾向，同时又可以在一两个世纪之内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价值，那只能凭经验来决定。或许当利率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得到加强，所以即使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资本的积累速度也不比现在大。如果这样，那么对大额收入及大额遗产课以更重的税收或许有值得非难的地方，就是说，按照这次政策达到充分就业时，资本的积累速度要比现在小得多。请别误认为我不同意有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或者不承认这种结果是很偶然的。在这些问题上，过早假定一般人在不同环境中会有什么样的想法难免过于轻率。不过，如果按接近充分就业并不难，同时资本的积累速度又比现在大一些，虽然大得不多，但至少解决了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至于在什么范围以内，用什么方法，可以要求本世代人们多节约一些，以便替后人创造充分投资的环境，同时又和情理不相违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另行决定。
在其他方面，上面这个理论的含义却是十分保守的。虽然目前操纵在私人手中的有些事情将要由国家来进行集中管理，但是还有许多活动不受国家的影响。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和别的方法来指导消费倾向。另外，单纯依靠银行政策对利率的影响，似乎还无法达到最适宜的投资量，所以我觉得，要想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的境况的唯一办法就是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总揽。但这也并非丝毫没有妥协折衷的余地，我们还有许多方法，可以使国家的权威和私人的驱动力量相互合作。除此以外，似乎并无强烈的理由要求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将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总括在政府的管辖之内。重要的倒不是生产工具国有，只要国家能够决定[1]用于增加生产工具的资源的总额应该是多少；[2]持有这种资源的人的基本报酬应该是多少，那么国家就已经尽了它的职责。并且，实行社会化的种种必要步骤，也可以慢慢地逐渐引进，无须打断社会上的一般传统。
我们对于古典理论的批判，倒不是发现了他的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于指出了这一理论所依据的几个暗中的假设很少，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所以不能用这个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实行管理之后，总产量和充分就业下的产量相差不远，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理论还是对的。如果现在产量是已知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决定产量多少的力量不在古典学派思想体系研究范围内，那么古典理论所作的分析，例如私人为追求自身利益将决定生产什么，用什么方法，即按怎样的生产因素配合比例来生产，将最后产物的价值如何分配到各生产因素中等等，仍然无可非议。另外，我们虽然对于节俭这个问题看法不同，但新古典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两种情况下，公益和私利两者并行不悖的程度怎样没有什么非议。所以除了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两者必须由中央统制，以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之外，实在没有理由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加社会化。
把这一点说得更详细一些，从已就业的生产因素来说，我认为没有理由能够说明现行的经济体系在使用生产因素时有使用极为不当的地方。当然，预测难免有错误，这在中央统制计划下也是难免的。如果有1千万人愿意而且可以工作，其中9百万人得到了工作，我们没有证据说这9百万人的劳动力的使用有什么不当的地方。我们对于现行经济制度所不满的并不是这9百万人应该去做其他事情，而是其余1百万人也应该有事可做。现行制度的缺点，不在于实际就业者的工作方向，而在于实际就业者的数量。
所以我同意盖塞尔的说法，认为要弥补古典理论的缺点不在于把“曼彻斯体系”彻底否决，而在于指出必须在什么环境下，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才能将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为了确保充分就业就必须有中央统制，它已经将传统的政府职能扩充许多。除此之外，古典理论也曾经唤起人们注意，在那几种情况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行，而应该由政府来约束或指导；但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由私人驱动。在这个园地中，个人主义的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的。
让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温习一下这些是什么优点。一部分优点当然是管理不集中和追求自己利益带来的效率高的好处。决策不集中和个人负责对于效率的好处，恐怕比19世纪所设想的还要大，而当代人鄙薄求助于利已动机的依法也嫌过火。除此之外，如果可以去掉弊端，那么个人主义正是个人自由的最佳保障，就是说在个人主义下，个人可以行使选择权的范围要比在任何其他经济体系下扩大许多。同时，个人主义又是使生活丰富不变得单调的最佳保障，因为生活之所以能够丰富不单调就是因为有广泛的个人选择范围，而集权国家的最大损失也就在于丧失了这种多方面的、丰富的不单调的生活。如果生活有很多方面，既可以维持传统，效仿古人；又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开辟新的途径，增加现在生活色彩。生活方式既然得力于传统、想象、实践三者，当然最容易改善。
要使消费者倾向和投资诱导二者相互适应，在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在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政府机能是可以扩大，恐怕被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的极大冒犯。但是我要替它辩护，觉得这是唯一切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同时又是必要的条件可以让私人驱动力有适当的运用。
因为如果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不但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假使私人企业家想运用这些资源，也必然遭遇重重失败和危机。企业这一种赌博有众多空门，假如赌徒们有精力，心存希望将所有纸牌都玩遍，那么赌徒全体的总结果是输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财富的增加量总比个人正储蓄的总数小，两者之所以相差，就是由于有人虽然有胆量，有驱动力，但运气不特别好，技巧不特别高明，因此亏了本；亏本的数量刚好等于两者之差。可如果有效需求很充分，那么技巧和运气二者，只要持平就行了。
今天的极权国家好像解决了失业的问题，但同时牺牲了效率和自由。世界上不能再长期容忍失业现象，这一点很确定，但在我看来，除了短暂的兴奋期间以外，失业现象与今天的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是难解难分的。不过通过对问题加以分析以后，或许既可以医治疾病，同时也保留了效率和自由。
我偶尔提到过，这种新体系或许比旧体系更对和平有利。这一点值得加以反复申明强调。
战争有种种原因，独裁者这类人觉得利用人民好勇斗狠的心理发动战争很容易，并且从独裁者看来，至少在他们的预期中，战争是件愉快兴奋的事情。但是好勇斗狠的心理，只能使独裁者容易鼓动群众的热情，除此之外，在经济方面，即人口的压力和竞相争夺市场等也是其中的原因。第二种原因在19世纪战争中大概处于主要地位，将来也还可能是这样，所以应当在这里加以论及。
我在上面一章中指出，如果采取19世纪下半期的正统办法，对内自由放任，对外实行金本位，那么除了相互争夺市场之外，政府实在没有别的好方法可以减轻国内的经济痛苦。因为在这种体系下，除了改善国际往来账目上的贸易差额外，凡是可以解决长期的，或时断时续的就业量不足现象的办法都不适用。
所以经济学家虽然一向称赞盛行于世的国际体系，认为这既可以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又可以调和各国的利益，但在这种体系中的确潜伏着不和睦势力。有些政治家相信，如果一个富有古老的国家不注意争夺市场，那么它的繁荣就会马上衰退。这些人确实是有经验的，对于事情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各国既能用国内政策提供充分就业，又能在人口增减趋势方面保持平衡，那么就确实不至于有重大经济力量使得各国的利益相互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还有适当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借贷的余地，但是已经没有竭力要向外推销本国商品的迫切动机。或者拒绝接近外国商品，目前这样做的目的倒不是由于必须要维持收支相抵，而在于要故意使收支不相抵，造成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差额。国际贸易的性质也将和今天不同，国际贸易不再是一种铤而走险的办法，因为要维持国内就业量，所以只能限制进口，尽力向国外推销本国商品。这种办法即使成功，也只是将失业问题转嫁给邻邦，使得邻邦的情况恶化。国际贸易将不再如此，而在互利条件之下，各国自愿不加阻挠地互相交换商品和劳役。
希望实现这种思想是不是只是空想呢？这种思想是否会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演变的原动力呢？这种思想所要压制的利益是不是要比所要服务的利益更加显著而有力呢？
这里我不想给出答案。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实际办法才能将这些思想逐渐实施，那么即使是提纲挈领地指示，也需要另成专书。不过如果这种思想是对的，作者本人必须先做这样假设才能着手写作，那么我敢预言，这种思想在未来不会有多少被证明肯定是错误的。在目前这一时期，一般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基本的诊断，并且非常乐于接受，只要说得合情合理，就想急切地试一试，即使抛开这种当代情绪不变，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力量之大，常常超出常人意料之外。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只是这些思想罢了。或许我认为不受任何学说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到上帝的启示，其实他的狂想的由来则是若干年以前的某位学者的思想。我确信既得利益的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其实远不如思想的逐渐侵蚀力那么大。这种力量当然不是马上就起作用，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是在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一个人如果一旦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会再接受新学说。所以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们在目前时局中运用的种种理论通常并不是最近的。但是或早或晚些，不管是好是坏，危险的并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