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亚当·斯密的原意如边沁所说，这还是个问题。难道边沁是以19世纪口吻(虽然这篇文章作于1787年)向18世纪说话吗？因为除非是在投资诱导最强的时代，否则就会看到在理论上，投资诱导可能不足。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那个很离奇的、被人过分忽略了的先知西尔维·盖塞尔(1862—1930年)。在他的著作中，的确有许多真知灼见的地方，可惜只是火花闪现，没有能直达问题的核心。在战后几年，他的信徒拼命将他的著作寄给我，但因为他的论证有明显的缺陷，所以当时我没有发现其著作的优点。等到我用自己的方法得出自己的结论以后才发现其著作的重要性。大概没有经过彻底分析的直觉遭遇的命运是相同的。在当时，我同其他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一样，把他的非常有独到见解的种种努力视为是一个怪人的异想天开。我想知道关于盖塞尔这本书的重要性的读者大概不多，所以我多花一些篇幅给他。
盖塞尔，德国人，在南美阿根廷经商，事业上十分成功。80年代的经济恐慌，阿根廷尤其严重，因此引起他研究货币问题的兴趣。他的第一本著作为《货币制度改革是走向社会国家的桥梁》，1891年在阿根廷首都出版；同一年同一地点，他发表了他关于货币的基本观念，书名称为《事物精华》。之后一直到他退休，又出版了很多书与小册子。1906年他退休到瑞士，这时已十分富有，不用再为生计操心，晚年则致力于人生最愉快的两件事情：著书和农业实验。
他的论著的第一部分是1906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的，书名为《全部劳动产物权的实现》；第二部分于1911年在柏林出版，书名为《利息新论》。合订本在大战时期(1916年)在柏林和瑞士两地同时出版，生前共发行了6版，书名为《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达到的自然经济秩序》，英译本称为《自然经济秩序》。1919年4月盖塞尔加盟在短命的巴威里亚苏维埃内阁，担任财政部长，后来受到军法审判。生前的最后10年，他在柏林和瑞士两地做宣传工作，取代了亨利·乔治(Henry Geotg)的地位，吸引了一批具有宗教热诚的信徒，被尊为一种教义的先知，信徒分布在世界各地，达数千人之众。1923年，德瑞自由货币协会及其他各国的类似组织在瑞士巴塞尔城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大会。从他1930年去世以后，像他这类学说所能激起的特殊热诚，又转移到别的先知身上，但我看来，后者没有像他那样杰出的成就。布希(Buchi)博士是英国这种运动的领袖，但他的文献又似乎从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欧地方分发出来。这项运动的主力现在美国。在学院派经济学家中，费设教授是唯一认识其价值的人。
他的信徒把他打扮得像一个先知，但盖塞尔的主要著作还是以冷静的、科学的语句写出来的，虽然全书未免充满了对于社会正义的热诚与崇奉，似乎也许使人会觉得和科学家的身分不符。他从亨利·乔治继承下来的一部分，固然是该运动所以发生力量的重要源泉，不过却完全是次要的，没有太大兴趣。全书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对于自由放任学说的又一种反动。他依据的理论基础与马克思不同。第一，他不承认古典理论的前提，而马克思却是接受的；第二，他主张解除妨碍竞争的束缚，但不主张取消竞争。我相信后来人从盖赛尔那里得到的益处要比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多。大家读一读英译本《自然经济秩序》(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的序言，就可以了解盖塞尔的德行。我想，要回答马克思主义，还应该从这篇序言所指示的方向中去探索。
盖塞尔在货币和理论方面的特殊贡献，第一，是他把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效率区分得十分清楚，他说利率限制了真实资本的扩张速度。第二，是他指出利率完全是个货币现象；货币利率为什么重要乃是因为货币有个特性，即货币持有人所负担的保藏费微不足道；凡是有财富保藏费的人，他们之所以也能产生收益是因为货币有收益。他以各时代中利率的相当稳定作为佐证来说明利率决非取决于纯物质因素，因为后者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所经历的变迁比利率的变迁不知要大多少。用我的术语来说，利率取决于心理因素，因为心理因素不大变更，所以利率相当稳定。至于变动极大的资本的边际效率表，它的决定者，并非利率，而是在某一特定利率下真实资本的扩张速度。
但盖塞尔学说有个大缺点。他指出，由于有货币利率的存在，因而贷出商品也能获得效益。他利用罗宾逊·克鲁索和另一个陌生人的假想的对话来说明这一点，这一段话是经济学上最好的寓言之一。但他在举出理由说明货币利率和其他商品利率那样不能是负数之后，却忘了进一步说明何以货币利率一定是为正数。他也没有解释，何以决定货币利率的高低并非像古典理论所说的那样是生产资本上收益的大小。这是由于他不清楚灵活偏好这个概念，因此他仅建立了半个利率论。
由于他的理论不完备，因此他的著作并没得到学术界的注意。但是他已经按照自己的理论提出实际的建议。他提出的方案虽然可能无法推行，但却不失为对症下药。他说，货币利率限制了真实资本的扩张，如果将这个限制去掉，那么在近代，真实资本就会迅速扩张，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利率恐怕要降到零点才能适宜。所以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减低货币利率。他认为要减低货币利率，只要让货币和其他不能产生收益的商品一样有保藏费用。于是他想出了有名的“加印”货币（“stamped”money）这个方案，他由此而闻名，费设教授对这一点也十分赞许。按照这个方案，那么流通钞券当然应当包括几种银行货币在内的像保险单那样，必须每月加贴印花才能保持它的价值。邮局出售印花，至于印花费用，自然可以视情形而定。按照我的理论，应当先确定什么新投资量才和充分就业相符，然后求出这个投资量的资本的边际效率，印花费用的多少应当大约等于不计印花费用在内的货币利息率和该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差数。盖塞尔自己建议，应该每周贴0.1%，每年贴5.2%。在目前情况下，这个数目似乎过高，但正确的数目究竟是多少只能从尝试和错误中取得；而且也必须令经济变动，不能一点不变。
加印货币背后所代表的思想却是合理的。而且或许真的可以找出途径，将这个办法小规模地付诸实施。但是还有很多困难是盖塞尔没有办法解决的。其中之一，是盖塞尔并没想到货币并非唯一有流动升值的东西其他事物也有流动升值，只是程度上有差别罢了；货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货币的流动升值要比任何其他事物更大些。所以如果用加贴印花的办法去掉流通钞票的流动升值，那么像银行货币、短期债务、外币、宝石、金银等等一大串代替品将代之而起。我在前面讲过，从前也许有过一段时期，大家不管土地的收益怎样都想持有土地，因此把利率抬高。但在盖塞尔体系下的这个可能性因土地国有而不复存在。
以上讨论的各种学说，大致都针对有效需求的一个构成成分即投资诱导的不足而发。但把失业的弊病归咎到另一个构成成分的不足，即归咎于消费倾向的不足，很早就是这样。后一种对于当代经济病症的解释，在16、17两个世纪还不占重要地位，近晚才开始逐渐得势。但这种解释也不被古典理论所赞同。
对于消费不足的指责，在重商主义思想中，虽然只占十分次要的地位，但海克雪尔教授还是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奢侈有益，节俭有害，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节俭之所以被认为是失业的原因，理由有二个：第一，民众都相信如果某个数量的货币不用作交易，那么真实收入就将作同量的减少；第二，民众都相信所谓储蓄是把货币从流通过程中抽取出来”。1598年，拉费玛斯在《使国家繁荣的金银财富》一书中，对反对使用法国丝织品的人大加责难，理由是，凡购买法国奢侈品的人都是穷人谋生计；那些吝啬守财奴反而使穷人贫困而死。1662年，佩迪为“穷奢极侈地建造凯旋门等”辩护说，这些花费还是要流回酿酒师、面包师、裁缝、鞋匠等人的钱袋中去的。伏特雷也曾为服饰华丽而辩护。史柔特(1686年)不主张节俭消费，认为服饰等还应该多讲究一些。巴本(borbon)在1690年说过：“挥霍这个毛病，虽然对个人不利，但对于商业则不然……贪婪的缺点，对于个人和商业都不利。”1695年加莱说，如果每个人都多花一些，那么每个人的收入都要大一些，“并且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
巴本的思想经过本纳德·马迪维尔(Bernard Manderille)《蜜蜂的寓言》一书的渲染，大为流行。该书在人文科学史上声名狼藉，1723年，英国密德尔塞克斯州的大陪审员们曾宣判该书为邪僻。据说，只有一个人曾为这本书说过一句好话，那就是约翰逊博士，他说这本书没有使他觉得大惑不解；相反倒使他对于现实世界开了眼界。这本书的邪僻可以从斯迪芬《本国人名辞典》对该书的提要中窥见一斑：
马迪维尔的这本书激起了众怒。该书用巧妙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宣扬一种含有讽刺性的道德观，引人入胜……这种观点认为促进经济繁荣的是消费而不是储蓄；这种学说可以列入迄今为止还没销声匿迹的经济邪说之一。他从两点出发：第一，他接受避世者的看法，认为人类的欲望大都是坏的，所以会产生“个人的品性不良”；第二，他又接受一般人的观点，认为财富是“公众的财富”，从这两点出发，他便很容易推出：有文明，便有恶习……
《蜜蜂的寓言》是一首寓言诗，内容是说有一个很繁荣的社会，忽然其中的公民都决定放弃奢侈的生活，国家也削减军备，大家均致力于储蓄，结果却搞得一团糟。因为大家都奉行节俭，于是奢侈品就没有过问，原来的奢侈品，如衣饰、车马、宫室之类，或变卖偿债，或任其荒废。结果是土地、宫室等的价格大跌，靠供给奢侈品为生的人没法谋生；又因为各行业都人满为患，也没有办法改行。于是所得到的教训是：
单纯是美德，并不能使国家兴盛；那引起想恢复古代黄金时代的人在致力于节俭时，也要考虑到百姓的生计。
寓言诗后面附有评语，现在摘录二则来说明该诗也并不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因为在私人家庭中，处处从节俭考虑，从事储蓄，的确是致富之路，于是有人想，无论国家天然条件怎样，如果每个人都实行上面的方法，那么国家也可以致富。例如有人认为，如果每个英国人都效仿他邻居中节俭的人的做法，那么英国人就会比现在还要富。我认为这是不对的。马迪维尔下结论说：
相反，要使国家兴盛昌明，唯一的方法就是为每个人提供就业机会。为了实现上面的目标，政府应该首先提倡各种制造、技艺、手工业以及凡人类才智所能及者都给予提倡；第二，奖励农业和渔业，推广于各部分，使土地也像人一样出力。必须依靠这种政策，国家才能伟大幸福，以一些烦琐的规章来限制奢侈，提倡节约，对事情是没有帮助的。金银的价值可以任由增减，因为社会享受的多少取决于土地的生产和人民的劳动，这两者联合起来才是可靠的、真正的无尽宝藏，而巴西的黄金，朴多西的白银，又哪里值得一提。
难怪这种邪僻的言论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道学先生和经济学家们的一致抨击，这两种人自己有一套严肃的学说，认为除了国家和个人都实行极度节俭、极度经济外，没有别的好办法。由于有了这种学说，他们就自以为高人一筹。继佩迪的“穷奢极侈地建造凯旋门等”之后，是格拉斯登(Gladstone)的锱铢必较的国家财政，国家“没有实力兴办”医院、广场、高级建筑，甚至不愿出钱保存历史古迹，更不用说提及音乐戏剧了。这些都只能让私人慈善事业来创办，或者由一贯浪费的人来慷慨解囊。
一个世纪之后，马迪维尔的学说才又在上流社会重新出现。马尔萨斯晚年正用“有效需求的不足”这个观念来解释失业现象。我的《论马尔萨斯》一文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仅就该文所引各段中最能代表马尔萨斯的思想的文字，择录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