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最适度的迂回程度已经确定，那么我们当然要在同一迂回程度的生产过程中，选择那个效率最高的。所谓最适度的迂回程度是指恰巧在最适宜的时候满足消费者的延迟需求。换言之，在最适度的情况下，生产的组织方式应该先推测到什么时候消费者的需求会变的最有效，然后按照这个时期，用效率最高的方式来生产。如果交货的日期和这个日期不同，那么即使改变这个日期可以使物质产量增加也无济于事；打个比方来说，除非消费者由于受饭菜丰富的引诱，情愿将开饭时间提早一些或延迟一些。如果消费者在听到详细介绍，知道在各个晚餐时间可能有的饭菜情况之后决定在晚上八点开饭，那么厨师的职责就在于配合这个时间，尽力做好菜，按时开饭——尽管如果不依据时间，单单就做出绝美地晚餐来说，厨师认为最适合的时间也许是七点三十分、八点、或八点三十分。在有些社会阶层，如果把平时的晚餐时间延迟一些，那么饭菜的内容比较好；但同样也可能在有些阶层，提早一些反而内容比较好。上面已经说过，我们的学说应该对于两种情形都适用。
如果利率等于零，那么对任何一件商品来说，要想使它的劳动力成本成为最低值，那么从生产因素的平均进货日期(average date of input)到消费该商品的日期之间，一定有一个最合适的时间间隔；如果生产过程比这个日期短，那么技术上的效率就较低，如果这个日期长，那么因为有储藏费及损耗的原因，效率也较低。
假如利率大于零，那么又多了一个成本因素，并且这个新因素会伴随着生产过程的增长而加大，于是最合适的时间间隔因素缩短，而目前进货，预备在未来交货的也就因此减少；减少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未来价格的提高足够弥补成本的增加，而成本增加的原因，是因为①利息负担和②生产过程缩短所引起的效率降低。假如利率小于零——若这种情况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话，那么情况就完全相反：假如未来消费需求不变，那么生产因素在今天投入的应当会和以后所投入的相竞争，后者因为技术效率高，或未来生产因素的价格可能改变，所以产品成本较低；因此除非这种成本的减低，不足以抵过小量负利息的收入，否则生产过程就不值得留待未来，而应该从今天就开始。大部分物品，只能在离其预期消费的日期不太久之前就开始生产，如果离得太久，那么在技术上缺乏效率。所以即使利率等于零，可以事先开始制备并且有利可图者的未来消费需求，也有一个严格限度；利率逐渐上涨，那么在今天，也就是值得开始生产的未来消费需求，也随着缩减。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应当在长时期中维持一种稀少程度，使边际效率至少等于长期利率，即该资本的寿命时期的利率；而利率却取决于心理和制度的情况。现在假设有一个社会资本设备已经很丰富，如果再增加投资，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率将是零或负数；但该社会的金融体系，又使货币可以“存贮”，且贮藏费和保管费都十分微小，那么事实上利率不可能是负数；但如果该社会在充分就业情况下，还想储蓄，那会怎么样呢？
现在先设定社会已达到充分就业，再观察以上种种假设的后果。倘若雇主们继续提供的就业量，仍然足以使现有全部资本设备都获得利用，那么雇主们必遭受损失；所以就业量和资本量都必须缩减，一直到该社会穷到一定程度，使得总储蓄等于零，即若干个人和团体的正储蓄被他人的负储蓄所抵消。所以这个假想社会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达到的平衡状态时，就业量和生活标准一定都低得可怜，以致储蓄等于零。比这可能性更大的情况是围绕着这个平衡位置作循环性变动。原因在于若还有余地，人对于未来感觉不确定，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率会偶然大于零，于是引起“繁荣”；在以后萧条时期中，资本数量又可以降得过低，于是边际效率又大于零。倘若有先见之明，那么平衡状态下使边际效率刚好等于零的资本数量，必然小于充分就业下的资本数量，因为在平衡状态下的资本数量，必定要使一部分人失业，以此来确保总储蓄等于零。
除此之外，唯一可能的平衡状态：边际效率等于零时的资本数量，刚好是人民在充分就业和利息等于零的情况下所愿意提出以备未来之用的财富数量。但是要使充分就业下的储蓄倾向，刚好在资本数量大到使边际效率等于零的时候得到满意，则是一个不容易出现的巧合。所以假设可以改变利率来补救储蓄倾向和充分就业的冲突性，那么利率必须逐渐下降，但没必要突然降为零。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定：有货币的保藏费这样十分微小的制度因素存在，使得利率不能是负数。事实上，除了制度因素之外，还有心理因素，所以利率下降时实际可能达到的限度要比零大许多。特别是把借款者及货款者聚拢在一起要有费用花销，加上利率前途也不确定。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利率所能达到的最低限度，恐怕仍在年息2厘或2．5厘左右。若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一方面由于财富数量继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在自由放任政策下利率已经减到没法再减，这两种情况合起来所产生的恶劣状态，恐怕很快便会在实际经验中出现。并且，如果利率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低水平要比零高许多，那么在利率还没有达到最低水平之前，社会要累积财富的欲望大概也无法得到满足。
战后英美两国的经验，可以作为实例说明：累积下来的财富巨大，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很快，但利率却由于有制度及心理的因素的关系不能下降得如此迅速；于是就大体情形来说，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就业量和生活程度都不能达到一个合理水平，尽管就生产技术来说，这个水平应当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假设有两个社会生产技术相同，但资本数量不同。那么在短时期内，资本数量较小的社会，可能反倒比资本数量较大的社会有较高生活程度的享受。前者在资本数量赶上后者时，那么大的社会有较高生活程度的享受。在资本数量赶上后者时，这两个社会都遭遇了密达斯(Midas)的命运。这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当然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人们并不从社会利益着想，设法对消费倾向和投资量有意加以控制，而大体上只让两者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自行发展。
假设利率和充分就业不冲突，那么相当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倾向，就有一种资本的积累速率。倘若不管何种原因，利率的下降速度都赶不上在这种积累速率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效率的下降速度。那么即使把持有财富的欲望转向经济上不能繁殖的资产，也足以增加经济福利。所以如果豪富人家，活着时建大厦作住宅，死后造金字塔作坟墓；或者为了忏悔前罪，建造教学楼，资助寺院，接济宗教团体，那么因为资本丰富，以致物产反而不能丰富的时日，也许可以延迟。所以利用储蓄，“在地上挖坑”，不但可以增加就业量，还可以增加有用的物品和有用的劳动，换言之，可增加真实国民收入。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决定有效需求的各种因素，在一个合理社会中，就不应该再固步自封，继续依靠这种“偶然”往往是很浪费的补救办法。
现在我们已经有办法调整利率，使得这一利率下的投资量刚好足以维持充分就业。又如果国家也从事经济活动，以弥补私人企业的不足，使得资本设备逐渐达到饱和点，同时又不能操之过急，不使现在这个时代的生活程度受不利的影响太甚。
在以上种种假设之下，在一个已经步入轨道而且拥有现代生产技术的社会中，如果人口增加不太快，那么在一个世纪之内，便可以使得平衡状态时的资本的边际效率大约等于零。于是这个社会就进入亚静态状态，除非生产技术、偏好、人口和制度有改变，否则不会有改变和进步。资本所产物品的售价也和该物品所含的劳动力成比例，其价格的决定原则，就像需要资本极少的消费品。
我们很容易让资本丰富，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达到等于零的程度。如果我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或许是逐渐除去资本主义下许多不良特征的最合理的办法。我们稍微想一想，便可以知道，如果积累财富而逐渐没有报酬，那这会是多么重大的社会改革呀!人们还有自由把他劳力或劳心的收入积聚起来以备日后之用，但他所积聚的数目不会自己增大。他的处境与波朴(Pope)的父亲是相同的，后者从商业上退休下来后，就携带一箱金币，迁到乡间别墅。日常开支即取予这箱金币。
坐享利息者自然会灭亡，但人们对于未来的看法，意见还可以不同，所以在推测预期收益这方面，企业和技巧还有活动余地。但以上仅就纯利率立论，并没有考虑到负担风险等的报酬，所以不适用于资产的毛利，而毛利则是含有负担风险的报酬在内。因此只有利率是岁入，则投资于一件资产，该资产的预期收益又不确定，那么只要投得巧妙，收益仍是正数。如果人们都不太愿意负担风险，那么这种由资产全体所可得的净收益也为正数。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可能由于人们太热衷于从事不健全的投资，以期取得收益，结果投资者所得的净收益总额还是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