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因D1+D2=D=Φ（N），其中Φ代表总供给函数，又因为从上述[二]命题所看到的D1为N的函数，可写作χ(N)，χ取决于消费倾向，所以有Φ(N)-χ(N)=D2。
[五]因此，均衡就业量取决于①总供给函数Φ，②消费倾向χ与③投资量D2。这便是就业概论的要点。
[六]工资物行业中劳力边际生产率，随N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而前者又决定着真实工资率，所以[五]命题受到以下限制：当真实工资率减低到和劳力的边际负效用相等时，N便达到它的最大值。所以并不是D可以任意取值，而货币工资又可以保持不变的。所以想要了解就业理论的全貌，必须撤消货币工资率不变这个假定。
[七]按照古典理论，无论N取何值，D都等于Φ(N)；所以只要N小于它的最大值，就业量就都在中立均衡(neutral equilibrium)状态。而雇主间的互相竞争，必能使N达到此最大值。在古典理论看来，只有这一点才是稳定(stable)的均衡点。
[八]就业量增加时，D1增加，但不如D增加的那么快：因为当我们的所得增加时，消费量也增加，但消费量的增加比所得的增加要小。解决这种实际问题的线索，就在于这个心理法则。根据这个法则，当就业量越大，那么相应产量的总供给价格的Z与雇主们可以预期从消费者身上收回部分D1的差别就越大。假设消费倾向不变，那么D2必须逐渐增加，以便补偿Z与D炎让的差别。所以除非真的像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当就业量增加时，总会有若干力量使得D2增加，足以补偿Z与D1之间距离的逐渐扩大，否则可能在N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时候，经济体系就已达到了均衡的状态；N的实际水平则取决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的相交点。
所以以真实工资来衡量的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并不决定就业量；在某一特定的真实工资率之下所可能有的劳动力供给量，只决定就业量的最高水平。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这两者才决定就业量，就业量又决定真实工资水平，而非相反。假设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所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实际就业量将低于目前真实工资率下所可能有的劳动力供给量，而均衡真实工资率，将大于均衡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这种分析，可以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富足中的贫困这种矛盾现象。因为只要有效需求存在不足，那么就业量就可以，而且常常可以出现未到达充分就业水平之前的状况，并且是停止而不再增加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往往阻挠生产，尽管劳动力的边际产物仍比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大。并且，社会越富足，则它的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差别就越大，经济制度的弱点也就越容易暴露而令人感到愤慨。一个贫困的社会，常常把它产品的大部分用于消费，所以只要有少量投资，便可以造成充分就业，反过来，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假如想让富人的储蓄倾向和穷人的就业机会互不冲突，那么投资机会就必须比贫穷社会增大许多。假如在一个富裕可能性极大的社会中，投资引诱非常弱，那么这个社会的富裕可能性虽然大，但有效需求原则一定会迫使它减少实际产量，直到这个社会达到一种贫穷程度，使它的实际产量超过消费量的部分，刚好与其微弱的投资引诱相适应。
但还有比这更不幸的事。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不仅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弱，而且因为它的资本积聚量已经比较大，所以除非利率可以迅速下降，否则继续投资的吸引性也比较小。这里就涉及到利息论，及利率为什么不能自动下降到合适水平的问题。这些我们将第四篇里讨论。
所以消费倾向的分析、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定义，以及利率论，是我们现有知识中的三个大的缺陷，必定加以弥补。能够做到这一点，价格论的地位也就确立了，而价格论只是我们理论的副产品。我们将会发现，在利率论中货币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将设法弄清楚货币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地方及其特征何在。
总需求函数可以毋庸赘述，这是李嘉图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一百多年来，我们所学习的经济学，均以这个思想为基础。李嘉图认为，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对此马尔萨斯曾经强烈反对，但也没有用，因为马尔萨斯只能借助于日常观察中所得来的事实，却不能清楚地说明：有效需求为什么以及怎样会不足或过剩；他不可能提出另外一种学说。李嘉图彻底征服了英国，正如宗教裁判所征服了西班牙一样。他的学说不仅被金融界、政治界与学术界所接受，并且还使争辩就此结束，其他观点也完全销声匿迹，不再有人讨论了。马尔萨斯不能解决的有效需求这一巨大难题，从此不再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在马歇尔、艾奇维斯以及彼谷教授那里，古典理论已经达到顶峰；然而在这三位的著作中，竟只字未提有效需求。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只能偷偷摸摸地出现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葛塞尔或道格拉斯(Douglas)少校的地下社会之中了。
为什么李嘉图会得到这样绝对的胜利，始终令人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大概是由于这个学说和社会环境很合适吧。这个学说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与平凡人所预期的大不相同，我想这反倒增加了其学术的声誉；而这个学说在付诸实施时却常常很残酷，难以下咽，可这倒令人信以为是良药；以这种学说为基础，便可以建立起广大的、逻辑上无可指责的上层结构，这便增加了它的美好。这个学说可以将社会上诸多的不公与残忍，解释为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因而这个学说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它还可以为资本家自由企业辩护，因而又深得统治者背后的社会力量的青睐。
尽管直至不久以前，正统经济学家还对这个学说深信不疑，但用这个学说来作科学预测却十分失败，因而其声誉便逐渐受到影响。自马尔萨斯以来，职业经济学家尽管并不因为理论与事实的不相符合而心有不安，但普通人早已察觉到这种不符，慢慢地，他们不愿意像对待其他科学家那样尊敬经济学家；因为其他科学家的理论结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可以通过观察得到证实，而经济学却不然。
传统的经济学说一向以乐观著称，经济学家被人看作是坎迪德之流的人物：脱离了现实世界，耕植自己的小园地，然后告诉旁人说：只要顺其自然，在可能存在的最美好的世界中，一切都将会向最美好的方向发展。这种乐观态度的原因，我认为是由于他们忽略了有效需求产生的不足，可以妨害经济繁荣这一点。假使一个社会的运行，的确像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样，那么这个社会资源的就业量，就自然会有达到最适度水平的趋势。古典理论或许代表了我们对经济体系所希望的那样，但假设现实的经济体系的确是这样运行的，那么从根本上讲就是将问题都假设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