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面三种情况中，P都增加了，并且在第一种情况中，P的增加额超过了的任何增加所能说明的程度。尽管如此，只要P′＞P,或者 P＞，就不可能出现均衡状态。因为P′相对于P的增加以及P本身的增加都会产生利润，所以会刺激企业家为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而提高支付的报酬。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直到以一个更高的水平稳定下来，与新的货币总额处于均衡状态，并且也与P和P′的价值处于均衡状态。P和P′的价值相对于它们各自之前的价值增加的额度与的增加额度相当。
3.转移问题
我们已经了解到只要基本方程式的第二项受到影响，物价水平随即也会对货币总额的增加或者减少做出反应。因此，新的货币量对物价水平的影响非常迅速。但是，我们同样也了解到，我们也不能由此就假定新的均衡在这一阶段会实现。只要企业家们能够获得额外利润或者损失，均衡状态就不会稳定。在企业家们获利的情况下，他们会争相需求更多的生产要素，直到后者的增加使得生产成本与销售收益再次等同。而在企业家们亏损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减少生产要素的使用，直到后者同意接受使得生产成本不再高于销售收益的报酬率。只有当刺激或者抑制投资对M1V1的增加或者减少发挥作用的时候，银行的放款能力才能恢复与存款的均衡（因为过多的贷款会与每一个生产阶段结束时利润的增加相抵消，并且，能够再次直接或者间接地用于下一个生产阶段），这样银行也才能为工业流通提供资金，从而与当前收益总额的增加或者减少相适应。但是，最终，第二项会再次回归到零；银行也已经不能再利用过多的放款能力来刺激投资超过储蓄（或者使储蓄超过投资）。新的均衡状态也就建立了，并且P和会相对于货币总额的增加或者减少而高于或者低于之前的水平。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由于基本方程式的第二项的增加而引起的价格上涨向由于第一项的增加而引起的价格上涨的转移这一过程必然会顺利实现。在减少收益率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会抵制这一降低，结果就使失业期延长。并且在M1V1进行了足够的调整之后，投资可能持续超过或者少于存款，结果就是促使价格达到一个更高或者更低的值，而这个值是不可能永久持续的。因此，在最终的位置确定之前会发生一系列微小的上下波动。
另外，如果我们所讨论的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那么货币供应量在之前的均衡状态中相对于需求量的最初的增加或者减少，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会通过黄金的输入和输出而被抵消。这是因为——以货币供应量增加的情况为例——宽松的借贷条件会增加对外贷款，但是对外贸易余额决不会增加从而抵消对外贷款的增加，反而会在国内物价水平不断上涨的影响下减少。
由于黄金的流通会在国外产生与国内相同的情况（虽然规模可能相对要小），上述的影响就会将货币供应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影响扩散到广阔的范围内并且减弱其程度。
但是，如果之前的对外贸易余额超过了对外贷款总额而导致黄金的输入，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那么由于黄金输入而引起的国内的一系列变化就会恢复而不是扰乱本国的外部均衡。
我们会注意到，即使当平均效率收益减少到与已经减少的货币总额处于均衡状态时的水平的时候，一种不均衡因素也仍然继续存在。如果不同的生产要素的货币报酬率能够同时以相同的比例减少，那么，一旦这一点实现之后，就没有人会遭受损失。但是通常这种情况是无法实现的。紧缩的效果不是为了让各方面都进行等量的减少，而是集中在减少那些处于最弱的讨价还价位置或者制约他们的货币收益率的合同期限最短的那些特殊要素。这可能要经过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才能使相对效率收益率恢复到它们之前的水平。这也不是通货紧缩所特有的弊端。类似于收益分配失调的现象同样也是通货膨胀的一个特点。
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货币总额的变化从代数的角度来看，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产生多种结果。货币总量的变化会改变投资率；投资率的变化会带来利润或者亏损；如果利润或者亏损的刺激力度足够大并且持续时间足够长的话，迟早会改变平均收益率；最终，单独收益率的变化会再次与平均收益率的变化相对应，而不是像在最初或者若干年时间内，在平均值周围作不规则的分布。但是这些调整过程并非是必然立即发生的。
由于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都不清楚货币总额的减少最终在一个更低的货币收益水平和物价水平下导致新的均衡状态的产生这个因果过程，他们都对通货紧缩过于乐观。银行家们可以相对容易地使物价水平降低，这使得他们受到过分的刺激，在任务的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刚刚完成的时候就认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圆满结束了；因此，当看到每单位产出的货币收益为了应对新的均衡状态而进行调整之前出现的失业现象和商业亏损时间延长的时候，他们往往大吃一惊。由于经济学家们都倾向于忽视物价和效率工资在短期内可能出现的偏离以及二者之间不可能出现的长期性的偏离，我们就经常听说（比如）银行利率的提高导致物价的下跌，这“使得一个国家成为购买者的天堂、销售者的地狱”，等等。但我们却没有听说过银行利率的提高导致了工资的下跌。但如果没有导致工资下跌的话，企业家们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业市场又会怎样？并且如果确实导致工资下跌的话，那么由高额银行利率向低物价水平以及由低物价水平向低工资的转移的性质又是怎样的呢？
在大多数现代经济体系中，中央银行机构都没有办法直接影响基本方程式的第一项，即无法直接影响效率收益率，这可以看作是他们的一个缺点。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或者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意大利，都可以依法在一夜之间改变货币效率收益率。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盛行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体系中，却无法运用这一方法。英国在恢复金本位的时候，英国财政部通过其法令将价值标准提高了10%，但是却无法通过法令来使效率收益率与此同时全面地降低10%。相反，基本方程式的第一项只能受到间接的影响——通过利用丰富的信贷以及超常的利润来刺激企业家从而增加第一项，或者通过限制信贷以及超常的亏损来抑制企业家的商业行为从而减少第一项。银行利率的提高不是为了限制第二项的增加从而维持均衡状态，而且为了减少第一项，这就意味着提高银行利率的目的是为了使企业家经受亏损，使生产要素遭受失业，因为只有这样货币效率收益率才能降低。因此，当这些结果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抱怨。
所以，为了阻止利润膨胀（或者紧缩）而改变银行利率，以及为了引起收入紧缩（或者膨胀）而改变银行利率，这二者之间有着重大区别；因为前者的目的是通过使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相适应从而维持均衡状态，而后者则是迫使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产生偏离从而通过失衡来发挥作用。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看到，我们当前的货币机制虽然可以进行有效地利用从而避免或者缓解信贷波动，但是却不适用于达到收入紧缩的目的。因此，我怀疑那些认为紧缩时期造成的危害通常要少于膨胀时期造成的危害的人的观点是否正确。当然，对于那些有就业机会的人来说，紧缩时期的实际工资确实是要高于膨胀时期的实际工资；因为在紧缩时期，企业家们支付给生产要素的报酬要高于他们生产的价值，而在膨胀时期则低于他们实际生产的价值。从分配公平的角度来看，最好是舍弃企业家的利益来满足消费者的利益，而不是舍弃消费者的利益来增加企业家的利益。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忽视前一种情况伴随着就业不足以及存款浪费的现象，而后一种情况意味着充分就业，甚至过分就业现象，以及资本财富的极大增加。闲暇价值的狂热支持者也不会宁愿出现严重的闲置劳动力现象，而不愿意看到繁荣时期的过度刺激行为；如果人们意识到实际工资的增加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为代价的时候，他们对更高的实际工资水平的热情也就冷却下来了。
不管怎样，有时候我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虽然表面上看来情况正好与之相反，但整个社会的实际财富在紧缩时期的增长速度要超过在膨胀时期的增长速度。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高投资率必然伴随着高财富积累率。金融界的清教徒们有时候甚至是一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平息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而压抑的反感——对投机以及商业的亏损、低廉的物价水平、高水平的实际工资，然后却伴随着失业现象这一典型的萧条时期的征兆产生阴郁的满足感3。因此，与金融界清教徒们的看法相比，我更倾向于D.H.罗伯逊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没有相继的繁荣时期中人为的刺激资本积累，那么19世纪物质文明进步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无法实现的。商业领域只有在萧条的刺激下才会进行某些经济活动以及技术进步，这不是为萧条辩护的充分理由；因为还有其他一些进步只有在乐观并且资本财富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熟。
最后，如果我们的央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员的话，有时候利率政策的采用既不是为了防止信贷波动也不是为了建立新的均衡物价水平，而是专门为了刺激利润膨胀或者紧缩的出现从而与外界发生的相似干扰活动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