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决定性的事件是1494年弗拉·卢卡·帕细欧里所发明的复式簿记。这种发明和公元前650年前后古典硬币的发明是“同时代的”。在《威廉·麦斯特》一书里，歌德称这种发明是“人类才智的最优秀的发现之一”，这一发明的发明者确实可以毫不含糊地与他的同时代人哥伦布和哥白尼并驾齐驱。我们的计算方式是从诺曼人那里学来的，我们的簿记是从伦巴第人那里学来的。必须注意，这些人也就是那创作早期哥特时代的两种最有参考价值的法学著作和因其对远洋的渴望而推动了美洲的两次发现的两个日耳曼族。“复式簿记与伽里略和牛顿的学说是由同样一种精神所产生的……它用它们所用的相同的方法，把现象整理成一个精美的体系，它可以说是建立在一种机械思维的基础上的第一份秩序。正如以后星宿世界的秩序被自然哲学的卓越研究所揭露一样，复式簿记用同样的方法把经济世界的秩序揭示给我们……复式簿记的基础是把一切现象全部理解为数量的、逻辑地得出的基本原则”。
复式簿记纯粹是一种参照对等体系的，对于价值的空间所进行的分析，它的起源是“商号”。古典世界的货币铸造只容许用价值的量作算术的堆积。在这方面，毕达哥拉斯和笛卡儿又是互相对立的。我们讲某项事业的“积分”是恰当的，而且图表曲线是经济学上的视觉辅助物，就像它是其他科学的视觉辅助物一样。古典经济世界跟德谟克利特的宇宙一样是根据原料和形式来安排的。一种以硬币为形式的原料带动着经济运动，并在使用的地方对同等价值数量的兑付单位施加压力。我们的经济世界是按力量和数额来安排的。货币的张力范围存在于空间之中，并分派给账上所记的每个客体，无论它是哪一种，是正的实效价值还是负的实效价值。“书上没有的，世间就没有”。这样设想的功能货币是唯一能和古典硬币相比的，但是它的象征既不是实际的记账，也不是股分凭单、支票或票据，而是在书面上完成其功能的行为，有价证券的作用只是这种行为的普通的历史证据。
但与此同时，西方，在它对古典事物彻底崇拜的情况下，已在不断地铸造硬币，不仅把它作为主权的标志，而且相信这种有真凭实据的货币实际上就是那种与思想中的经济相应的货币。同样，甚至在哥特时代，我们就接受了罗马法及其对财产和实物的量的等同看待，还接受了建立在视数为量的概念基础上的欧几里得数学。所以，我们这三种理智的形式世界就在继续演变，不是像浮士德式的音乐那么纯洁地、像鲜花一般开放，而是采取一种不断从量的观念逐步解放出来的形式。在巴罗克末期数学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法律学甚至还没有认识到它的即将到来的任务，但这个世纪将对他作出决定，并要求那在罗马法学家看来是法律的当然基础的东西，即经济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内在的一致及对二者同样的实际上的熟悉。以硬币形式为象征的金钱概念，与古典的物法正相吻合，但对我们来说，却绝不存在这样的吻合。我们的整个生活安排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和禁欲的；所以，我们本质的东西是力量和实行、关系和能量——组织的才能和直觉的才智、信用、观点、方法、能量的源泉——而不仅是一些有形事物的存在。我们法律家的“罗马法学家式的”物的思想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硬币出发的货币理论，对我们的生活同样是外来的。我们仿效古典时代，直到世界大战爆发以前都在不断增加的巨额金属积蓄，事实上已离开了正轨而自我扮演一个角色，但它与现代经济的内在形式、任务和目的丝毫没有关系的；如果是因为战争关系，它从通货中完全消失，那是什么改变也不会发生的。
不幸的是，现代国民经济是在拟古主义时代建立的。正像只有一些塑像、花瓶和死板的戏剧才能算真正的艺术一样，只有压印得很精致的硬币才算真正的货币。约瑟·韦支伍德（1730—1795年，英国著名陶艺设计师和制造商，达尔文的外祖父）用他的风格优雅的浮雕和杯子所要达到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亚当·斯密用他的价值学说——即可触及的量的纯粹现在——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按劳动数量的量来衡量一件东西的价值，与等同货币与钱币的错觉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劳动不再是在一个效果的世界中的效果发挥，不再是一种能在日益广泛的范围内传播、能像电场一样被衡量而不能被区分、在不同情形之下内在价值、强度和范围绝不相同的工作——而是发挥效果的成果，纯粹从物质上看，是完成了的东西，是一种除了它的分量之外是否值得注意的实在的东西。
事实上，欧美文明的经济完全是在一种按照其内在质量来区分的劳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比过去在中国或埃及的情况还要严重，更不要说古典世界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经济为动力的世界中，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在这个世界里，个人工作不是按欧几里得的方式增加的，而是在机能上互相联系的。那（对此只有马克思作过考虑）纯粹的执行工作，实际上不过是创造、整理和组织的一种机能；其他工作的意义、相对价值、甚至被造成的可能性，都是从这里面衍生出来的。自从蒸汽机发明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已成为极少数智力超群者的创作，没有这些人物的高级劳动，其他一切事物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但是这种成就是创造性思维的成就，不是一种量，而且它的价值不能用一定数量的硬币来衡量。
毋宁说，它本身就是货币——浮士德式的货币，就是说，它不是铸造出来的，而是被当作一种产生于生活的有效率的中心来看待的——把这种想法提升到具有事实上的意义的，正是那一生活的本质。对金钱的思考产生了金钱——这是世界经济的秘密法门。当一个创业的大资本家在纸上写下一百万时，那一百万就存在了，因为这个作为某一经济中心的人物保证了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经济力量的相应提高。“信用”这个词对我们的意义就是如此，并无其他。如果“剥夺者的剥夺”那句名言目的是在于从他们的创造中剔除优秀的才能，那么，世界上的全部金钱也不足以使体力劳动者的行为具有意义，从而也不足以使其具有价值；一旦这种事情发生，这些人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没有意志的、空的外壳。这样，在事实上，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是古典的，同样真正是罗马法学家法律思想的产物；他只看见那已完成的量；而没有看到功能，他想把生产手段与那些人们区分开来，这种人通过发现一些方法、组织有效率的工业并获取出口市场就能独立地把一堆砖头和钢铁变成一座工厂，而且，如果没有发挥力量的机会，这种人是不会出现的。
假如有谁试图发表一种关于现代劳动的学说，他必须以考虑一切生活中的这一基本特征为出发点。在每一种的生活中，都有主体和客体，而且生活越重要，生活的形式就越丰富多样，它们之间的差别就越明显。由于每一种存在之流都是由少数领导者和大多数被领导者所组成的，每一种经济也有领导工作和执行工作。马克思的一孔之见和那些社会伦理理想家只不过指出了一堆最无足轻重的事情，但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情完全是因为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才存在的，而且这个劳动世界的精神是只有通过对其最大可能性的体会才能体会的。蒸汽机的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发明者，不是它的火夫。思想才是重要的。
同样，在对金钱的思考中也有主体和客体之分：即依靠人格力量产生和支配金钱的人，以及通过金钱来维持生活的人。浮士德式的金钱是从浮士德人的经济动力学中提取出来的力量，它关系到个人的命运（在他的生活命运的经济方面）；他也许在本质上能代表这种力量的一部分，也许正相反，他只是这种力的质量。
“资本”这个词代表了这种思想的核心——它不是价值的集合体，而是使价值按这种方式运转的东西。资本主义只是随同一种文明的世界城市的存在而出现的，是局限在那些用他们的人品和知识来代表这种“存在”的人们的小圈子中的；它的反面是地方经济。导致静止的资本、起点产生的是古典生活中（包括那种生活的政治方面）硬币所获得的绝对优势。它的存在以一种磁性的吸引力把财物一再全部吸引到它身边。导致势力遍及全球的现代资本产生的是账面价值的优势。这种账面价值的抽象体系被复式簿记从人身上迅速分离出来，依靠自己的内在动力向前发展。
在其自身的那种资本的影响下，古典世界的经济生活采取了一种从各行省流到罗马，再从罗马流到各行省的黄金之流的形式，而且始终在寻求那种拥有加工制造的黄金储备但还没有“开发”的新地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把小亚细亚的黄金用长长的骡队运到菲利披战场——人们可以想象，在某场战役之后，对战地的抢劫是一种怎样的经济行动——甚至几乎在一个世纪以前，给雅斯·革拉古就指出过，从罗马运往各省区的酒罐装满了酒，回来时则装满了黄金。这种对外族人的黄金财物的搜寻正好相当于今天对煤炭的搜寻。后者在其更深刻的意义上不是一种财物，而是一种力的储藏。
然而同样地，对近处与目前的古典式的热望，只能以一种自足自给的经济理想、一种适应政治原子化的经济原子化，去跟城邦的理想相匹配。这些微小的生活单位的每一个都希望拥有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完全独立自足的、不依靠其他单位就在视线的半径内周转的经济之流。其极端的反面是西方观点意义上的商号，商号被看成一种完全非人身的、非实体的力量中心，活动从这一中心向各个方面涌出，涌向无限的距离，商号的主人凭借他对金钱的思考能力，不是代表，而是占有和指挥——即控制——这一中心，像一个小宇宙一样。商号和商号主人的二重性在古典人的心目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其结果是，像西方文化代表了最大限度的组织力一样，古典文化只是体现了组织的最低限度。因为古典人连组织的观念都完全没有。古典人的财政是成为惯例的若干临时手段之一。雅典和罗马的富裕市民会因为装备军舰而受到严重影响。罗马营造官的政治权力（和他的债务）的基础中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他不仅筹备了竞赛会、修建了街道和建筑物，而且也为它们掏了腰包——当然，他以后能够掠夺其所辖的行省来获得补偿。收入的来源，只有在需要收入的时候才被想到，而后根据当时的需要，不考虑到未来去预支——甚至以破坏整个来源为代价。掠夺人们自己的神殿中的财宝，海盗式地抢劫人们自己的城市，没收人们自己同胞的财富，成为习以为常的财政手段。如果有剩余，就分给市民——在雅典的尤布洛斯之外，许多人都因为有这种做法而获得了声望。预算跟财政政策的其他部分一样，是无人知晓的。
罗马诸行省的“经济管理”是元老院议员们和财务官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进行抢劫的一种制度，他们丝毫不考虑取得的价值是否足以补偿他们所付出的。古典人从不考虑系统地强化他的经济生活，总是只注意当前的成果以及可触知的现金数量。帝国的罗马如果不是运气好，能够在古老的埃及拥有一种一千年来除对经济组织外一无考虑的文明，它肯定会早已走向毁灭了。罗马人既不理解又没有能力模仿这种类型的生活，但是埃及给这个费拉世界的政治占领者提供了一份取之不尽的黄金资源这件意外的事，使他没有必要在本国使公敌宣告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在这些以屠杀为形式的财政行动中，最后一次是在公元前43年、在合并埃及以前不久发生的。当时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正在小亚细亚积累大批黄金，那批黄金意味着一支军队和世界统治，因此有必要对意大利大约两千名最富有的居民判处剥夺公权，并把他们的头颅装在袋子里，带到罗马中央广场来换取奖金。甚至连亲戚、小孩、老人，或从未参与过政治的人也未能幸免。这样就足以使他们拥有一批现款，否则收益就会更少。
然而，随着在早期帝国时代古典的世界感情的消亡，这种对金钱的思考方式也就消失了。硬币再一次成为商品——因为人们又过着农民的生活——这就说明了哈德良以后黄金大量流向更远的东方的现象，而这一直曾经是无法解释的。既然以黄金之流的形式出现的经济生活在一种新兴的文化的高涨中已归于消灭，奴隶也就不再被当作金钱，因此在黄金退出舞台的同时就出现了大量奴隶的解放，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起，许多帝国的法律都未能对此加以制止——直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在他的著名的最高税率中，货币经济就不再成为立足点，古典的奴隶形式就不再存在了。